陈永苗 知名宪政学者
宋庄艺术家追魂等搞过一个在共党的诞生地嘉兴南湖「炸天」的行为艺术,意思是把共党统治的「天」炸了。民间暴力针对政治符号,例如湖北荆门的许光利所针对湖南湘潭的毛故居实施爆炸,例如911所针对的世贸双塔,那么有什么动员力?对象征物的暴力,就是对物革命,是能带来改变格局的震撼力,如孙中山的暴力颠覆活动一样。对物革命,对象征物的革命,带来能够与共党「划分」势力范围,并且逐渐扩大。
这种启蒙不再依靠说理,而是不由分说的强行插入和植入,受启蒙者震撼从而造成屈服或者服从,从而站队。以对人的非暴力方式进行,但震撼性效果可以望暴力启蒙之项背的,只有民国政治要素的直接在场和强行介入,就像敌对因素在我们中间,敌人在我们中间。正是于大陆民间曾经泾渭分明的例外性和共党塑造的「敌对性」,民国要素强行介入和在场,才有类似孙中山暴力颠覆的震撼性重分格局洗牌效果。
樊振义在延安宝塔山举民国国旗,就有插入植入之强行性,相比较起云吞水般说理,在一个完全被中共红色符号化的宝塔山,插入另外一个完全迥异的民国符号,属于「强奸罪」。
无政府主义对旧秩序的挑战,及其身份建构,其结果仅仅构成旧秩序需要解决的问题,顶点是叛乱,并不是革命。 49秩序之内的抵抗,所积累的仅仅是49秩序的问题,其解决和渴望解决都有利于49秩序的延续,不能构建新秩序或具有新秩序的生长力。
例如平反六四,只是把八九之民主运动当做问题,当做向党国提出问题,尽管也指出党国是问题的根源,是问题之母问题,但缺乏主体性。政治反对还是这个框架:使自己和党国都成为一个问题,自己也是党国秩序的一个需要解决,呼吁解决的问题,但仅仅旧秩序的问题而已,同时呼吁没能力解决党国问题的人们,站出来解决党国问题,当没能力解决党国问题的人们站出来,还是需要依赖党国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种内在悖论只有党国秩序崩溃才消除,政治反对与党国秩序之间,有着虚无缥缈的父子关系。
我想使大陆民间抵抗不再成为49秩序之内的问题,而是新秩序的生长或者超越49政体秩序之上更古老的民国国体秩序的恢复。不需要敌人帮我们解决,不需要平反,不需要敌人的回应作为自己方案的前提和预设,中共政不政改,我们自己的方案都成立,都在成型都在成熟,都在生长,这是一个没有中共的民国当归方案。在全世界都帮中共对国人维稳的国际大气候下,让自己不成为现存秩序的问题,是异常重要的。
处在自由世界和中共的夹缝中,处在普通人生活与中共体制化生活的夹缝中,大陆民间抵抗构成对前二者的伦理重负,因为他们必须与中共共存,主动或者被动媾和。这个局面僵持。
民间抵抗三十余年所勾勒的中国民主化路径来说,越激进化例如暴力就与普通人撕裂,促成普通人越站在中共一边。同时被激进化所激动而站出来的,一定首先长时间是个改革派,也就是政治反对所号召的跟随者和参与的人,从沉默者变为的不是政治反对派,而是温和的改革派或人权派,只有经过长时间警民关系的打压,才逐渐趋于激进的政治反对派。
这个过程是渐进的,时间太长,而且概率太小,不值得耐心等待。西方文明世界也很难接受激进化,一个他们援助中国民主化,是为了自己的和平秩序或者自己的文明国家认同,非文明手段,非中产阶级资产者的手段本能厌恶。另外他们很难与中共为敌。
僵持的局面一定僵持,除非大陆民间抵抗使自己不成为普通人和西方文明世界的重负,不损害他们的利益,不构成他们的伦理指责,也就是使自己不成为把西方和中国普通人在内的旧秩序的、问题。大陆民间如果强迫美国强制中共民主化,无异于痴人说梦,但是如果强迫美国扶持中华民国来重新治理大陆,这个也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因为美国肯定要面对中共崩盘之后的大陆,这样大陆民间就不成为美国面对中国时的「问题」。
再来一次类似八九光场革命是政体革命还是国体革命,是民主运动还是复国运动?这个需要讨论。香港纪念六四活动中已经有不少民国国旗,而且香港青年已经与「中国民主化」的港支联说再见,可见民主运动的牌子已经破烂扯烂了。
民主运动的道义高度,在92之后得以矮化,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就像德国民主化进程中,当民主化运动朝目标前进,遭受失败的打击,挫折和不可人力克服的障碍后,就会有对民主化的怨恨,也就是反自由主义反民主的逆流。怨恨和绝望最后造就了法西斯主义。
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的民主化进程也是一样,在八九遭受改革之死的打击和挫败,八九一代的背叛者例如新左派就开始怨恨四五一代,形成一种「反民主化」逆流,投射自己的幸福上升的渴望于中共体制,最后延续到当代法西斯主义。于是乎民主运动的道义旗帜被降了一半。当然这个过程也加上海外民主运动人士自毁的原因。
大陆民间把宣传民主自由的反共人士,与民国人士区分开来,好像逐渐有了这个倾向。在现实中,有着大量的人,不反共或者没能力反共但拥护民国的。所以应该到了与宣传民主宪政之反共立场,有一定距离的时候,这就要超越于支持共党和反对共党之上的民国立场。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民国是一种类似基督教的政治信仰,而反共是抵达民主宪政之路径之一,也可以不走反共的路,例如说移民于民国,例如说独立出去和台湾组成中华民国联邦。
民国的,归于上帝,而反共的,归于凯撒。在大陆民主化过程中,其实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中共秩序奔溃,然后才到第二个阶段宪政重建。第一阶段或者被局限在第一阶段的民主化努力,也许同时殉葬于奔溃中,被奔溃的大厦压死在里面,所以要跳出第一阶段或者要想如何不被奔溃的大厦压死还能活着,能贯穿两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