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所在地台湾（网络图片）
跑路运动
1979年5月6日，有谣言说英女王伊丽莎白登基，凡逃港人均可获永久居住权。是日，7万多群众扑向海边，冒死向香港泅渡。村干部拼命阻拦。有位农妇说，死，骨灰都不要吹到这边来。次日，海面上漂浮着无数尸体。后来一位农民对记者讲：“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生命写的。
作家天佑说，1962年逃港事件发生后，深圳组织村民学习文件《人间地狱香港》，召开反偷渡大会，观看文艺演出《×××饿死香港街头》《×××大义灭亲》。年轻媳妇上台发言“要召回逃过河去的丈夫”，还有夫妻上台、老幼上台表决心“永跟共产党，十二级台风来都刮不走”。然后，月黑风高的夜晚，全村人一起偷渡香港。
在那时，这种组织的政治表态，在于塑造虚假希望维护稳定，因为当逃港发生当时深圳人已经处在生死边缘，来自中共的镇压恐惧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支配力，民不畏死的时候了。而经过改革的今天，改革提供了虚假希望维护稳定，那么改革派给出的，就是文艺演出，曲目有变《党是能改革的》，《要有信心哦》。
我在想，其实公开表达希望的，应该是最想跑的，假装希望表演的。例如那一些外国学生的中南海父母，那一些拿着美国绿卡的贤达名流号召国人爱国的，背书“这个国家有希望”的，“要改革的”，不外乎是说“让我们先跑，你们努力挣扎活下来，别妨碍我们先跑，别堵路，别抓住我们后腿”。
如果我们民间放弃改革期待，主张逃跑主义，一个就认清了共党高层和贤达名流的“跑得快”骗局，也去堵他们妨碍他们；第二个有比较概率保住自己不被大洪水淹死；第三个当下就可以着手建设诺亚方舟，例如地方独立保护地方利益，讲本土性，守土有责。
还有一个，对中共高层和贤达名流以外的“没得跑”广大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一方面也在制造虚假希望欺人自欺，自欺欺人，但是一方面也如深圳人那样准备跑路，危险来了，自我保存是第一位的，排除一切的首要选择。我们的逃跑主义肯定逃跑行动，蔑视虚假希望，轻视立场的重要性，对他们有很大的争取能力。
民间学者独孤求助说，就像战争时期的难民一样，当人群如潮水般涌出，那种氛围是用木仓都挡不住的。索尔尼仁琴说，“鱼群从来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想着怎么从网眼里钻出去。”
跑路运动是离岸抗争
反正有两个中国，对大陆中国的抛弃，虽然未必与另外一个中国有了直接关系，但“敌人的敌人可能是朋友或者自己人”，因此有了间接联系，如果进行政治认同，就有了直接联系。
跑路运动与民国当归一样，开创或者塑造形成不反党的反党模式。就像东德人跑路去了西德，东德就民主化了。如果能跑路到民国，就是中国民主化了，不过在另外一个中国实现。干么一定要在这个不可能实现民主化的大陆中国实现呢。
政治运动和民主化转型，也可以说是运动和行动之手段和技术条件之转型，提供参与之便利，降低门槛。以雅典之直接民主与民族国家之代议代表制议会历史来看，手段和技术条件起着关键性作用。参与政治的渴望，与逃离政治的渴望，如涨潮与退潮，如同自然规律，好的手段和技术条件不过是涨潮时调节，退潮时拉着拖延阻挡。
维权运动也是这样的，搁置党委闹革命，不反党但是会被当作反党，因此也是不反党的反党模式。这是继维权运动以来对八九六四之衣钵政治反对模式的不信赖和超越，因为没用。维权运动也是不反党的反党模式，搁置党委闹革命，只要是民间运动，一定被控以“反党”或者嫌疑，去政治化后再次政治化，是后极权时代特征的民主运动。
海外华人先“民国”起来，通过申请民国护照。可以是说如今以台湾为载体的民国，是大洪水中的诺亚方舟。即将在台湾立法院通过的难民法就有这一层含义。
跑出“新中国”，跑出新中国。跑路运动的历史悠久绵长，几乎与人类的自由历史同在。美国黑奴解放战争之前，也有黑人跑到北方。
十年代末红色导演郑君里拍了一部《乌鸦与麻雀》，表现一九四八年冬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之时，黑暗混乱的社会景象。在影片中，编导者将”乌鸦”隐喻国民党官员，”麻雀”隐喻市民百姓，市民居住的房子隐喻人民江山。最后，国民党官员逃跑，市民收回房权，表示蒋家王朝垮台，人民江山最终归于人民。
推特“nf伍”说，走路无疑会削弱独裁的影响力，反对的力量会相对提升。好戏正演着。
刘德军说，同胞们，逃亡吧。民众大规模的逃亡能极大打击共产党首领们虚幻的自信，会让他们在极度失落中像溺水的人放弃挣扎一样放弃对权力的贪恋。随着东德民众逃亡人数的增加和参与示威抗议的城市增多，东德政府高层的自信逐日下降。“老百姓就是用这种方式消弱了他们的权力”。
如果福建离台湾近一些，福建人哪有空去反共，肯定跑去台湾。当年的深圳投港潮也是这样的，能跑路的，干嘛很麻烦去反共，又危险。真正对广东的开放政策带来冲击带动，不是抵抗，而是逃跑到香港。
南街运动几乎没有广东本地人，这个蛮有意思。可见广东本地人，有地方独立倾向，都不想陪共党玩，与共党斗争的路径，反对或者推动共党的，是很没有社会根基的。当前纠缠在与共党关系中的民间抗争，注定是没前途的。
南街卜永柱在推特上回应我说，广东本地人参与认同南街的大把人在，当然全国各地也有许多参与认可者。南街运动的旗帜鲜明如果没有前途的话那么专制不会结束。
有民国，就可以逃跑到民国，而且逃跑构成最强有力的对抗和撕裂。从共党哪里分裂出来，回归于民国联邦，这样又分裂又统一，模仿了辛亥革命时东南互保独立分裂于清庭，又联邦于民国奠基。于大陆，民国是对立矛盾的综合统一体。例如大陆改革和政治合法性的发展，向前是归于民国，向后倒退一样回归于民国。于大陆，民国是更高的矛盾对立综合统一体。向左向右，向前与向后，都能统一起来。
遭遇政治是必然的，遭遇之后是去政治化，还是加大政治化。其实政治化还是被政治化，喊着极端口号体制不搭理你，压根就没法政治化，因为是被动的意义塑造客体。政治化没有主体性，倒是在去政治化运动有。
游击队的逃跑，如吹牛中红军长征，算不算对抗。只要敌人想消灭你，逃跑就是对抗，让对方意图落空，消耗。应该是这样:行动者自己去政治化“逃跑”，而专制体制会追着给行动政治化。抵抗性在于增加被消灭的难度，如正规军对付游击队的时候。逃跑隐匿都是有主体性的，在于自我保存的努力当中。
哈维尔有句话:发现隐藏的领域。我自己说成发现行动。我们在我们当下能做的就是发现隐藏的领域和行动。凡是被共党追上来再次体制化的民间领域，就立即逃离，例如改革，例如启蒙，共党追上来准备驻扎了，就抛弃。就像乌坎维权，被党领导了，就掰断割席而去。不断逃离过程中，就能摆脱原来路径。
跑路到民国
抽象空洞的政治立场表达和弱行动，激起的是零星的抗争，即使是被维稳而影响急剧扩大的，也还是零星的，微不足道的，拿个和平奖回来，一切照旧，但是可以看得到是大规模或者超大规模的流亡:移民或者内心移民，这确实是中共和“反”中共的政治立场表达和弱行动，一起合作的结果，中共赶人走，后者火上加油添油加醋，流亡就大规模发生了。这种流亡是去政治化的，对政治冷漠的，属于私域的自救自济。也就是没有嵌入总体敌对状况中。因此，把这种流亡嵌入超越49秩序的民国与中共对立的历史大格局中，就会看到民主转型了流亡的人注定要做出选择，留在当地还是回国，这时候流亡就有潜在的淡淡的政治性。这是我想的民国的炼金术:变流亡为革命。从体制中和教会外流亡进入教会成为基督徒是新生的革命，最彻底的革命。当移民到海外的人，要加入民国时，那么他们从大陆流亡出去，也是一场革命，没有硝烟的非暴力革命。我在1989年的东德找到了先驱。1989年11月冲垮柏林墙的运动，它的主角是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每个人都怀着不同的动机，抓住机会逃到西德，从而摆脱掉东德政府的统治。与东西德的柏林墙相比，大陆与民国之间的柏林墙，至少是一道深深的台湾海峡，曲线回民国的，有的要来回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然而时间长度和空间跨度差距海了去，但可比性还是有的。
逃离到民国，就是胜利。我在《十字架民国：变流亡为革命的炼金术》中说，去政治化的跑路流亡，内心流亡是他们的现实解决途径，而且规模巨大，影响会深远，就像我们生存的农村，大人们都到城里，只剩下老人小孩。那么就要有炼金术，化腐朽为神奇，把他们的跑路流亡也炼化为革命，炼化为推动力。没有说自己长征逃命是为了北上抗日，中共亡命多荒唐。我们也把这一些流亡当作为民国回归的预备。跑掉流亡的人，总是要回头寻找属于自己的地上祖国。
民国当归本想“修直主的路”，结果只能“预备主的路”:立场预备，民国主体性，集体记忆之维持和身份认同。这工作是在大陆地理限制之内突破政治地平线，事关民国在大陆的存在根基。自49后，民国遗民在大陆流亡开始，国人移民于外邦，或者刺刀下苟活内心移民于宗教和拜物教，是普遍性。这种移民的整体运动虽然巨大，但在公共舆论和意识形态上还没上升到舞台上，接近于浮出水面。其对中国的深远和激烈影响，就像地壳板块移动一样，是有划分和立法，指定生活世界的主宰能力。
不一定要推墙
本来维权就比墙矮，维权律师与访民维权的结合，是比我们当初所预料的维权更矮的方式。维权始终在合法性问题和政治高度上，是矮于墙的，一开始一直有很强大的批判。这矮的太多了，不见得一定有利于推墙，自己也可能构成另外一堵矮墙，不见原来的墙被推倒，反而更多了一堵墙。当然这是说不一定的事情。
就是从袁世凯的左右松动来拔起大树来说，一味推所谓的墙，也许一撤不推了，墙就到了，既然到了快到的时候。因为推墙与墙胶着状态，推反而胶着，不推撤了，墙的反作用力过来，自己倒了。这里预设是墙是推的过程倒的。真正的应该是墙自己倒的。
这种胶着，尤其是胶着一二十年的时候。来回折腾应该比一味推速度更快一些。当然这都是瞎扯，现实中总是有人跑了，有人推，流水一样。除非看到墙已经倒了，才像柏林墙倒了之后一冲而过。会整齐一致的，只有先倒，从来没有先整齐一致，然后再推倒。如果墙还是在，敢于去推的，都是少数，是没法推倒墙的。反正柏林墙不是按照整体一致推倒的方式。是先有缺口了倒了，然后集体冲过去。还有不管是前面推的，还是被枪杀的，还是后面整体一冲而过的，都是想要跑路，逃离的动机和目标导致驱使，而没有推墙的动机和目标。跑路的动机和目标是第一位的，是决定性的，碰到障碍碰到墙才推。因此鼓吹跑路主义，对于柏林墙来说，还是准确的历史真实。柏林墙是跑路逃离者推倒的，并不是推墙者推倒的，这个身份认定必须得搞明白。
在国内政治参与推动自由的能量，肯定没有跑路求生存的大。逃跑逃离才是伟大的推墙者。这是伟大民主之典范柏林墙倒塌的历史真相。辛亥之前有保路运动，我们有跑路运动。
应该没有国内推墙者所设想的那种推墙而倒的模式，曾经出现在历史中。这里对到底是专职跑路者顺手推墙，还是自己是专质推墙者，仅仅是我说的身份承认的精神危机导致。
八九一代道义的抵抗反对方案，完全是巫术化和神话在支撑，才不是历史的实证，在极权国家之内，从来没有道义力量战胜的。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八九之后的清楚历史是，抵抗处墙加厚，例如八九之后再无政改，处处消灭火星，维稳很大程度是对维权的围追堵截。越抵抗墙越厚，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越厚的墙处可能时间到了，越可能冲破，因为越维稳越厚，伤害体制内人的利益越多。只有成功的，没有被浇灭事实上既成事实的逃离逃跑，才能促成中共技术性调整。被秒灭，没有任何倒逼的能力，只是加厚了墙。跳出自己很重要，这个世界不围绕自己的理想欲望模式旋转。
知识分子的道义抗争和非暴力抗争，本来就是从极权变为后极权的基础，还是在极权框架内的，以改革为例，不外乎延续了独裁，以更加隐蔽的模式，更不好摧毁，你觉得会胜利是因为你是八九一代。在历史终结的敌基督统治里，永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直到上帝之鞭扫灭它。
维权律师群体的活跃，就出现了围剿维权律师的一系列措施。快闪和同城饭醉的活跃，就出现狙击的“非法组织资助聚集罪”。在敏感地带，出现一个消灭一个杜绝后面的，前面的走自己的路，就让后人几乎无路可走。在不敏感地带，不让行动只允许表达，一旦行动连表达都受到牵连钳制。我认为墙加厚到连体制内都受到严重侵害时，引发内部人推墙，才有一丁点概率。而在改革三十年内，我看到真正有倒逼技术性调整的，都不是道义性抵抗所谓推墙神马，而是血淋淋的暴力血酬，例如小岗村按手印者的死亡屠杀威胁，例如废除农业税的活埋乡长，例如八九之血之于92后的经济改革，例如孙志刚的性命之于废除收容遣送。道义舆论抵抗的，凡是成气候一个，就立即加厚一层围墙。道义抵抗，除了装逼用外，没用，当然，还有积累人力资源。睁开眼睛，不要闭着眼睛自己想象。
一入共党统治，就自动抗争路径锁定，以党允许的方式抗争或者奉旨，在党妈开设的赌场要赌赢党妈，无异于痴人说梦，即使自我批判，试图跳出，路径锁定，你就成了孤军寡人，你的同伴依旧。莫盯着已经在你眼睛里活动得很久的抗争群体，走上舞台的，就已经是僵尸了。眼睛朝舞台边缘看，舞台下看，戏院之外看。
一旦走到舆论舞台的中心，中共黑呜呜的枪口就对准了，墙也加厚了。还有一个，一个群体一旦如此，就有了标签，有了解决身份认同危机的幻觉海洛因，有了安身立命的虚幻场地，已经自义，是没法说服的。就像练武功，半路换师傅的，新武功是练不好的。
民运的战场始终很大，不仅仅我们所见到的，也不限于我们，也许这个墙真的范围很小呢，只是我们太渺小了，眼睛高度近视。也许边上就有其他路，不用翻墙呢。
至少从78年后的改革来看，墙是78年后想翻墙，但方式不好的人，又堆了一层更厚的。
所以合法性暧昧，比墙矮的担心，并不是无事生非。而是真实发生过的。例如八九时。
但是只能说，我们是不是考虑另外一种方式，不翻墙更好。或者翻墙的，没法再生产出新的秩序意义，不如放弃了好。
不知道谁的路是对的，但是问问这个路方式是否延续重复了过去的路径依赖总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过于宏大，描述的，可以说是画家的，画饼充饥的，不是行动派的，行动派是要塞点东西进去，起化学反应或者物理反应。维权运动在启蒙运动与官方围墙之间，我们就是塞了点东西进去，然后就起来化学反应和物理反应。例如维稳机制成型。
当然算命兼行动的，只是行动太缺乏战略战术的自觉，起哄评论围观摸两把型，摸到边就兴奋，然后写首诗歌互相鼓励鼓励。游击队歌，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敌人给我们制造武器。都是在唱游击队歌。我这里是说议题，就是聚焦点，一旦聚焦于某个敏感点，当局就加厚墙。
民国当归
没法跑掉的，不管抵抗不抵抗，都多多少少在“维稳”。最后发现只有流亡跑掉对中共是有杀伤力的。现在护照连大学老师都由公家保管。
因为中共的帝国性，不让你逃离，就算抵抗。施密特说，政治就是聚与散，联合与分离的强度。逃离，移民的人已经很多了，必须炼化为革命。抵抗是成不了气候的，得尝试押宝在逃离上。
站出来的被打一顿，然后在犄角旮旯里吹嘘，然后想入非非之外，几乎没有新鲜的。不站出来的，从小就有小儿麻痹症，除了内心狂涌，使劲研究天体物理，以为自己是霍金之外，也没什么新鲜的。
我在民间的受迫害者的“圣化”，道义英雄的塑造，由共党镇压力度封神排行中，感受到基于身份承认的精神危机之民间抗争，与逃离者之间的巨大张力。前者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加入体制分赃不得的反抗，是基于不被承认的怨恨，因此在行动中或者生存中，很容易被专制魔鬼俘获。例如，他的一切考虑，都围绕着在一次新闻炒作中得多少分，能收割多少，不是首先献身于更高的目标，然后由更高目标的实现再来反馈。这个是成功神学，是个体的成功神学。不是成就的获得只要是受迫害获得广泛同情，就是立功，就是民主化中的里程碑，就是巨大成果。
如果在共党范围内抵抗，共党就可以各种杀毒。例如占中好厉害吧，来个反占中，就抵消了。不能降到共党范围内，例如政治反对。我碰到很多体制内官员，和他们讲反共拥共，在他们可以理解的生活世界里面，他们可以做出反应，但是如果和他们讲高高在上的民国，他们就没有任何有效抵御力。
所以民国当归，都是在共党可能切断的范围之外恢复纽带关系，例如台湾人的安全与大陆民主化的关系，在美国促成下就可行。民国当归是在共党够不着的地方筑城。总有一些共党维稳不死的和切不断的，再厉害也没用的。例如说地方独立，共党拿民族主义反对也没用，我们用独立联邦于民国的更正宗的民族主义压倒他的伪民族主义。
在中国大陆这一快土地上，虽然被共党独裁的波浪一波又一波的覆盖，但还是可以找到共党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例如几十年不食红粟的国军老兵，例如不可能再吸纳入分赃体制的新世代90后，00后。例如不受玛门诱惑的基督教教会。例如89后自我放逐于知识分子之外的八九一代。这是没与中共对抗，逃离的部分，因而是有生长力的空间部分。与中共对抗，或者进入中共里面潜伏，就意味着内心波涛狂涌把自己当作霍金的植物人。因为被限制得没法行动或者大规模行动。逃离者的纯洁质量在于不受身份承认的精神危机和成为道义英雄，或者人上人的诱惑。中共统治的敌基督特征，不仅在与无所不在的外在恐怖，而且在于“成为人上人”的旷野诱惑，由外在恐惧内化形成的受庇护和服从。破山中贼难，几乎可能，破心中贼，难上加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