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斗“四类分子”（网络图片）
上世纪末，我办完退休手续，应友人邀来广州一家诊所打工。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广州，得改革开放先机，又是中国面向港澳和世界的南大门，人文荟萃。北上广，一线城市，全国各路人才，不断向这里聚拢，各展雄姿。他们在为广州经济发展的同时，自己也成了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我工作在外来人口密集的天河区，都是外来人，惺惺相惜，逐渐交了几位朋友。既然是朋友，免不了不时小聚－下。记得去的最多的地方，是珠江新城美食广场，一家名曰“九毛八酒家” 的中餐馆。饭址是朋友米工选的。米工程师学建筑的，山西太原人，他说这家饭店是山西人开的，和他有些老乡情谊。米工说取名九毛八，是秉承古晋商先人，艰苦创业毫厘必争杜绝浪费的遗绪。酒店事业很成功，全国有多家分店，总部在太原。老总姓孙，与米工在太原时，有数面之缘。孙总妻子是当地医学院前期教授，是安徽人。听太原人说妻子对他有救命之恩，极富传奇性。老总从未向他人细说过，只知道他对妻子言听计从。其实妻子有自己的专业，也不干预他的工作。商人发家的传奇故事，发家前后有多少绯闻女友，电视上天天都在唠叨，我不会对这些不相干的事感兴趣。
米工对我说，孙总因为夫人徐教授，要来这里一家医科大学做两年的交换学者，决定把连锁酒店总部搬到广州来。广州他本来就在二沙岛有座四层楼的别墅，正好派上用场。我闹不清米工为何要向我说这些，与我有关系吗？米工说：“孙总听说他有位来自安徽的医生朋友，想和你见一面，算是交个朋友吧。”我说：“没必要吧，我们八竿子打不着。”米工说：“他们想向你打听一点人和事，了却他们一点心愿。”这么一说就不好再推辞了，也疑惑我与他们的心愿，能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烟雨迷蒙的四月天，我坐米工的车来到这块广州富人区。米工在路上对我说，孙总平日话不多，但极有见地，常于不经意间发惊人之语。待人真诚讲信誉，这次是诚心相邀，你就当体验一下广州富人们过的是什么样日子，或许对你热爱的文学创作有点帮助。
二沙岛一带，是市内著名景区，也是珠江观夜景最好的地方。每当夜色降临，妆饰华美灯火通明的夜游船，划江而过迤逦而行，与璀灿的珠江两岸，共同画出广州的繁华与辉煌。二沙岛在东山区，“东山少爷”，历来是本土巨贾与豪门聚集之地。我问米工，不知这位山西孙总是何方神圣，竟能在此占一席之地。米工说这样的富豪，广州比比皆是。它不像北京多的是官二代红二代，上海多的是富二代。广州富人出身平民的人很多，也许它正是广州的魅力所在。
说着说着车已到了孙总别墅前，未想到的是，孙总已候立在门前，对米工说：“你忙你的，我们想留这位医生，在这玩两天，然后会送他回去的。”态度谦和，不是客套，此乃为何，未进门就留下了一点悬念。
我随孙总步入客厅，孙太太笑脸相迎，孙总介绍：“夫人姓徐，是你们安徽人”，并说；“我也是半个安徽人，算是有缘万里来相会了。今天请您来，没什么招待，吃在广州，已没什么新鲜了。倒是昨天徐医生家乡来人，带来了新茶‘雨前’的火青，是百户坑的，请您尝个鲜。”
“百户坑茶” 几个字一下子拉近了我和这二位陌生人之间的距离。这才有意注视到眼前这对彬彬有礼的中年夫妇，和这座豪华又典雅的大客厅。豪华表示男主人的富有，典雅表示女主人的知识素养，真是完美的结合。他们会是谁呢？难道真的也来自百户坑周边的？不，虽然离开百户坑多年了，但和那里的乡亲一直有往来，也常喝到百户坑名茶。但从未听说，有人在广州发了财，成大富翁，还有个当教授的美丽妻子。或许是我想多了，这些年乡下外出打工的人多，喜欢喝百户坑茶的人更多，很平常的事。
我低头一心品茶，果然甘冽清醇，沁人心脾，余香在口。连声称赞，果然正宗百户坑雨前，涌溪的火青只有七队八队的，才能胜过它。不过那里山高气冷，还要大约十天后，才开摘。
“果然是行家！黄田涌溪你去过？” 孙总故作诧异地问道。
“去过一两次，虽然相距不远，但山道崎岖不好走。”
“那时您住哪里？” 徐教授迫不及待地追问。
“马渡桥浙溪公社医院，怎么啦？”
“真的是M医生，代娣，别兜圈子了，快去把东西拿出来，恩人终于来了。”
我正满腹狐疑，弄不清这对陌生人和我有什么恩怨。只见女教授拿来－个精致的盒子，里面装着的，竟然是一张普通的文摘卡片，和一张皱巴巴的旧纸。我更加疑惑了，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见孙总郑重地捧着那盒子，走到我面前，深深一鞠躬说道：“M医生，你在马渡十年，在那简陋的条件下，特别是你也在极其困难中，依然竭尽全力，救治贫苦百姓。你救过多少人，你不会记得的，但被救过的人和亲属，却终生不会忘记—-”
“这是医生的本分职责，没什么好说的。浙溪条件艰苦，百姓很穷，想做点事真的很难。但浙溪人善良厚道。我是做过一些善事，也有过失误。他们对我做过的一点本该应做的事，念念不忘，却原谅了我工作中的失误，对此我也是忘不了的。” 我连忙打断孙总的话。因为每一个资深医生，一生都会有过很多成功和失误，到晚年多不愿谈往事，尤其不愿在这样所谓成功人士面前，那局面有些尴尬。要早知道他曾是我救治过的病人，我是不会来的。
孙总果然是一点就透的人。“M医生，在这样的地方，谈起往事，是有些不合适，会不会被误解在故人面前炫耀什么。但如果你清楚地记起我俩是谁，你就会理解了我想表达什么—-”
孙总的话有些迟疑了，面色凝重中透露些感伤和悲怆。他俩会是谁呢？我更困惑了，听他继续往下说：“我是一个从当时多方情况看，都是必死的人。与其说是死于农药中毒，不如说是死于政治！”
“你是那年有机磷农药中毒的小四类分子？徐教授就是坚持要抢救你的那位小女孩？”
“还会另有其人吗？说是必死，那是外界强加给我的。那年我还不到二十岁，远不是谈死的时候，但生存的艰难，迫使我们生不如死，直至只求速死！但造化弄人，那些人居然也是为了政治需要，让我活下来—-”
徐教授这时已噙着热泪了，说声家乡人还带来了一些土特产，她去烧一点家乡菜，要我们接着聊。可能她也不想回到过去凄惨的岁月里去。
我说：“我在农村呆过十年，知道四类分子，人们贱称的‘老四’过的是什么生不如死的日子。其实后来我们右派加盟，齐称‘黑五类’了，一样的是社会的异类，一样的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一样的生不如死。幸运的是我大概划的是右派四类，是戴帽子开除留用人员，还有点生活费，大饥荒时侥幸活过来了。事后方知，毛泽东为了处理右派，特地设立了违背宪法和刑法的劳动教养制度，我的右派‘同年’们，有近半未经任何法律手续，就被送去劳教了，接下来就是大跃进大饥荒，这批人在劫难逃，大部分抛骨异乡了。在甘肃省有个叫夹边沟的地方，就关了三千多名右派，不到两年，就饿死了两千多人。”
老孙说：“你别小看了那每月三十来元的生活费，那是一个满劳力，一年到头也分不到的现金。我们‘老四’是几十年也未分过一毛钱。我1949年以后出生的，生下来就是戴罪之身，圣经上叫‘原罪’，其实几十年的蔑视、批斗、挂牌示众、当活靶子挨打，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尤其是大跃进大饥荒之后，眼见大批农民成为饿殍，首先饿死的就是我们四类。尔后活下来就是唯一的奢望。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处处以阶级划线，活下来更难了—-”
我说：“比如打农药这种要命的活儿，只能由四类来干，那是阶级路线决定的，谁让我们都是贱人呢。但我还是有点想不通，1605、1059有机磷农药毒性这么大，为啥要在最热最闷气的下午去啧洒，不能－早一晚去喷，人不是要少受些罪，中毒机会也少些。”
“那还怎么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呢？再说愈热愈闷，杀虫效果最好，至于对人的伤害，‘老四’也算人吗？岂只是打农药这件事，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日子里，无一不按这个标准办事的。”
共同的苦难经历，共同压抑太久的愤懑，共同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共同对民主自由人权的追求，使我们再次相聚，就能直抒胸臆倾心交流。
我意犹未了：“虽说粉碎四人帮之后，阶级斗争不谈了，人民公社解散了，右派改正了，四类分子也摘帽了，当然也算是时代的进步了。但是，历次政治运动，制造了那么多冤假错案，戕害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饿死数千万农民。就几句什么‘宜粗不宜细’，‘向前看’就打发了？”
“你我都是胡耀邦先生平反冤假错案，和为四类分子摘帽政策的受益者。没有胡先生甘下地狱的精神，你我不知早已死于那条沟壑之中了。人们怀念他崇敬他，自在于情理之中。现在很多人为他被赶下台抱屈，也不是没有道理。而依我看这是胡先生最好的结局，胡先生下台前已经在检讨自己的‘错误’了，如果依了组织一贯推行的，什么‘惩前毖后’，什么‘斗争中求团结’那一套，胡的职务保留下来了，那个组织还会再给他‘甘下地狱’的机会吗？他一旦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还会是原先的胡耀邦吗？那千百年后，人们还会说谁是这个组织的‘良心’呢？被废黜的胡耀邦赍志以殁，历史也就定格了。”
“你慢点说，我怎么听你的话里有点‘从来美人如良将，不教人间见白头’的味道。似乎胡是死得其所，这么说是否对胡公有些不公？我们这些四类分子们，毕竟主要因为他，才获得新生的。生命很脆弱，也很短暂。不敢想象没有胡，我们的人生结局会怎样。”
“你误会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千年古训，怎能忘。有人把胡耀邦为四类分子脱帽，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比之于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的解放黑奴。林肯只解放了四百万黑奴，而胡的善举，受惠的亿万百姓，胡公必将名垂青史！我的思考是另一角度，就是人们赞扬林肯的解放黑奴，也必须首先或同时声讨黑奴制度的罪恶，以防这种罪恶制度的死灰复燃。而为四类分子脱帽之事，它和林肯解放黑奴，有同等价值，也有同样需要更深层探讨的必要。就黑奴而言，是人类丛林时代弱肉强食的产物，人类走向文明，－个重要标志就是‘天赋人权，万
物平等’，逼人为奴，蓄奴，买卖奴隶，久已成为历史的反动，被文明世界唾弃。但在一些极权国家，奴隶或有实无名的奴隶，依然大量存在，毛时代奉行阶级斗争为纲，年年搞政治运动，运动就是整人，被整出的各种‘分子’，就是现代奴隶。尤其是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时期，亿万农民都成了农奴！我见到最早下这个论断的，是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
“你的分析很独到，既有历史眼光，又有现实意义。如果说美国黑奴是人类丛林时代弱肉强食的残留，那中国的‘四类’，就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产物。其实质依然还是弱肉强食！”
“是这样的，它正是我们请你来做客的主要原因，你看晌午了，小徐催过两次了，我们边吃边谈。他乡遇故知，你随意。”
餐厅也很宽敞，招待十来位宾客没问题。今天却很冷静，菜蔬看起来就清清淡淡的几样，却全是皖南的名山珍，配上名贵海鲜，沁香爽口。我不得不客套几句：“劳驾徐教授了，这冬笋干人称玉兰片的，一定也是百户坑的。只有那里的玉兰片，舍得只掐尖儿，所以片片都易烂入味。再大的商场超市也买不到，你们费心了，谢谢！”
“别客气！‘月是故乡明’，作为故人，几十年后我们还能在广州相聚，是个缘分。我们是诚心相邀，你就宽下心来玩两天，开心就好。”
“我想孙总徐教授最忘不了的，还是孙总那年农药中毒命悬一线吧！那事对我们三人都刻骨铭心，它的意义已远远超越一般的医生抢救病人的故事。”
“那是当然，生命对人只有一次，差一点不到20岁我就没了，我活下来了，又经历了人生那么多的起起落落，但决没有一件事能超越那一次的生死历程。一闲下来和徐医生谈的最多的，还是这件事。但那时我一直在半昏迷之中，小徐刚读初中，也说不清我那时为何必死，又为何能死里逃生？”
“算算快三十年过去了，很多事都模糊了，不过有些重要的事，还是忘不了的。这样吧，我先回去查－查我的记事本，谈不上是日记，那时记日记也是有风险的。只是遇到重要的事，我会用只有自己知道的方式，记上几笔。我先写一个故事大纲，有疑问的情况，我们再共同回忆，力争尽量复原原貌。”
“好的。”
“就这么说定了。你们等我的电话。”
一周后我又回到孙总的别墅，开宗明义地说：“那就从我下放到浙溪那天说起吧。”
时间:1970年夏，农村抢收抢种俗称‘双抢’时节。
地点：安徽省南部某山区
人物：孙光宗 男 19岁 地主子孙； 徐代弟 女 13岁 初中一年级学生 大队徐医生独养女；水跃进 男 40岁 大队革命委员会常委，治保主任；徐爱国 男 49岁 大队医生；我 男 33岁 某城市医院下放医生，摘帽右派。
时代背景：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左风炽烈，阶级斗争高调甚嚣尘上。社会分化从城市到农村，愈演愈烈。社会剧烈动乱，工厂停工，全国大中小学校停课。大串连接着造反派之间全面武斗，接着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接着知识青年下农村，城市人员下放。卫生系统在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口号声中，很多医院建制撤销，人员分点下放。医疗器材病房设施，从闲置到毁弃，病历档案、中外医学文献资料，或丢弃或进废品收购站。一场史无前例的疯狂浩劫，吞噬着神州大陆。
“我”，一个摘帽右派医生，在经历了连番批斗之后，被下放来到这地区的边陲小镇，继续受难生涯。
到了社会的底层，“我”才知道，还有更多苦难远胜于我的人。说的具体点，就是1949年暴力土改之后，乡村的富有者，被划为地主、富农，彻底打倒。土地、财产、乃至妻女，被没收、瓜分，人员被杀、关、管，家属子女作为社会异类，受尽欺凌羞辱歧视，代代都是革命对象。无论政治上经济上人格上，都已成为这个社会实实在在的奴隶人群。
下面发生的真实故事，就是真实地再现这些四类、五类分子们的部分生存状态，也可以视为那个非常年代社会的侧影。
幕启：“我的旁白”：1969年5月我们那家有五百张病床的中等城市医院，在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的震天撼地的口号声中，支左军代表一声令下，医院停诊，眨眼的功夫，一座充满生机受到无数病家信赖，彻夜灯火通明，人们忙碌不休的救死扶伤场所，顿时一片死寂。我第一批来到这地区的边陲小镇。虽说不问医生护士化验药剂每个人都发了一个价值十几元的小药箱，可是里面连听诊器和针管都没有，怎么当医生？更别说什么要去占领农村医疗卫生阵地了。我下来之后百无聊赖，终日无所事事，又没书读，又无人交谈，活脱脱一副行尸走肉。熬过一段时期之后，我才猛然发现，经过几年的大批判，斗争会，关牛棚，和写不完的检查交待种种风雨之后，唯一值得留恋的事，原来还是医生这个职业。我多想重新穿起白大衣，拿起听诊器，奔波于病房门诊间，再忙些再累些，风险再大些也不要紧……可是这一切都远我而去了。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呢？
未想到这一天马上就到了，而且来得猝不及防。
那是一个燠热的三伏天的午夜，我在这蒸笼般的小屋里好不容易熬过酷热憋闷的傍晚，刚有点睡意，忽然听到轻轻的敲门声：“嘭嘭…嘭嘭”。开始我以为是自己的错觉，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谁会深更半夜敲我的门呢？我又昏沉沉地睡了。
“嘭嘭,医生……医生……请您去看一个病人”,一种女孩子特有的细声慢语响起了，像是要请我去看病。职业的警觉，使我豁然清醒，转身就下了床，深夜请医生，一定是重病人，我开门一看，门外月光下站着一个小女孩，那样子有些急促又有些腼腆。
“小姑娘，你家谁病了？你看我这儿啥也没有，怎么看病呢？”
“不是我家人病了，我是大队徐医生女儿，我爸叫我来请你，有一个人打农药中了毒，我爸说农药中毒这种危险病，只有你才能医好！”
“小姑娘，这种病确实危险，应该赶快送公社医院呀！”
“公社医生都没用，送一个死一个，你行行好吧，这个人好可怜！”
现在我再问徐教授，当时谁想到要把小孙送到你父亲诊所去的？“算他命大！我呗。那天下午放学，我路过他正在打农药的山坡田。那天特别热又闷，没有一丝风，田里就他一个人在喷农药，看起来孤苦伶仃，活受罪，已经有些歪歪倒了。本想喊他早些收工，别出事。这些年各公社都有打农药死亡的人。可是我－个小女孩能干什么呢？”
“是不是回去后又放心不下，又到他家看看，才发现他出事了。你平日和他很熟吗？”
“真的是那样。说熟谈不上，倒是很了解。他可是我们大队的‘名人’。一是他书读的好，我俩也算同学。他读初二时我小学四年级，这算同什么学？我们读的是中小学同校，俗称戴帽子中学。学校教师还是原来－班人，有的老师自己连中学也未上过，怎能上好课。倒是小孙这个学生，把许多老师也说不清的课目，说清楚了。因此学校的同学都知道他，有不懂的都去问他。其二当然就是大队里最小的四类了，他是顶他奶奶的，帽子一戴，书也读不成了，再没人敢接近他了。”
“也就她傻，划不清界线。我这个狗崽子，能有书读时已是幸事，就多用用功。奶奶死后，四类分子的帽子由我顶着，书也读不成了，日子更难了。”
“还说说徐教授救你的事吧。你一个十三四岁小女孩，怎么能把孙总这个大男人，拖到你父亲诊所里去的。”
“当时他还未昏迷，拖着他还勉强能走。再说那时他骨瘦如柴，拖起来也不费劲。要是他现在这样，我可拖不动。好多事都忘了，只记得那时他嘴里喷的农药臭，能熏死人。”
老孙说：“其实当时农民们也很苦，尤其是在所谓‘双抢期间’，真不是人过的日子。记得当时有首民歌这样说‘早上一片黄，中午一片黑，晚上－片绿。’是说早上抢收成熟黄了的早稻，中午抢耕呈现一片黑土，晚上抢裁了晚稻秧一片绿。都是－双手在干。一般凌晨三四点天蒙蒙亮就下地了，中午不休息，午饭地里吃，－直干到天黑了才收工，每日至少要干十五六个小时。而且‘双抢’都在每年的中伏和三伏天，上蒸下煮酷热的时候，任你是膘肥体壮铁打的汉子，也能把你熬成人干！那时除了社队干部不下地，下地的都歪歪倒。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社员们都是奴隶，我们四类们也就是更多－层原罪的奴隶而已。”
这个问题先放－放，让我们再回到三十多年前现场。我接着说事。
医生受到病家，尤其是同行的信赖当然是高兴的事。但我满腹狐疑，这位徐医生怎会知道我能医这种病呢？再说他们那只有一间房的小诊所，能收治这种危重病吗？去看看再说吧。
我住小镇东头，徐医生的小诊所在西边，说是小镇其实也就三五十户人家，一条二十来米小街而已。有一家小商店，一个汽车招呼站，一家小饭店，饭店对面就是徐家小诊所。我不烧饭，一天三餐就在小饭店里把肚子糊饱就行了，所以几乎天天都能见到那个矮胖矮胖的医生徐老头，不过从未说过一句话。开始时老头转动着一双白眼，机灵中透着狡狯，带着明显的敌意，使我愕然。听人说这老头在公社医院干过，说是因为什么历史问题被开除了，被这里大队收容，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开了这么一个非公非私的小诊所勉强度日。我猜想他是否也听说了，我们下放医生是来占领农村卫生阵地的，那样他一家人将衣食无着。别人怎么做我不管，我每月还有三十多元生活费，为什么要不让别人活呢？所以下来两个多月我未看过一个病人，这才使他一家安了心，也才可能想到请我会诊。只是弄不清他怎么能判定我能治好这样的危重病呢？
我终于走进了这家小诊所。从房屋结构上看，和普通农舍毫无二致：两间小卧房的房檐向外伸出三四米，算是堂屋，边上一间厨房，屋后应该有小菜地猪圈什么的。他们在堂前摆一张大方桌，放一些外用药和煮沸器注射器等物件，靠墙立一个小药柜，一张家家都有的小木床，这里人称作“和气台”的，就充作检查床和病床了。世界上大概找不到比这更简陋的医疗机构了。
病人就躺在那张“和气台”上，果然十分危重：口吐白沫，四肢厥冷，大汗淋漓，神志昏迷，一股浊重的蒜臭，弥散了整个空间。由于面部及四肢不停地抽动，无法辨认出他的年龄。稍有经验的医生，马上就能诊断出，这是一例严重的有机磷农药中毒，病势危重，如不及时有效的抢救，病人会很快死去。
“尽快找到一条静脉，把所有的阿托品都找出来，用一支大针筒，先抽五十支！”我毕竟是训练有素的医生，已经上了战场，一切闲话都是多余的。
未想到这家女主人，还有这一手绝活，在昏暗的灯光下，给一个四肢不断颤抖的病人作静脉穿刺，大医院护士有把握的也不多，她居然一针见血了。只是那位徐医生听我说一次要抽五十支药水时愣住了，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手足无措地在瞎忙乎。
“五十支！五十支！……我自己来！”我见徐医生手忙脚乱，急忙抓起砂轮锯刀，一排排划过去，然后用镊子“啪啪啪”一齐敲开，吸进大针筒。边敲边瞄了一下药柜子，阿托品针还有一小摞，能抵挡一阵子了。阿托品是乡村医生看家药，用处很宽，也是对付有机磷中毒的主要武器。
“你，按住针头！不要让它滑出来！你，压住病人的双肩，限制他躁动！病人家属呢？”我四下一望，只有请我来的小姑娘，怯生生地站在一旁，别无他人。徐医生夫妇也不回答我的问话，我只得对小姑娘说：“快拿一张纸，一支笔，记住我说的话！”小姑娘见自己被派上了用场，很高兴，马上就准备好了。
我看了看表，边推药边一字一顿地说：“1点10分，静脉推注阿托品20支，含10毫克，此时病人神志…瞳孔…四肢…脉搏…”说到医学术语，我格外注意吐字清晰，惟恐她闹不清。“1点50分推15支…3点推10支…10支…6支…此时患者呼吸…脉搏…神志…瞳孔……”
我长时期没有过这样的亢奋了，许多学过的知识和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一齐都拥到眼前来，我临危不惧，成竹在胸，措施准确果断，有点像个能征惯战的将军。职业真是个美妙的东西，能使每一个人陶醉。
眼见药架上的阿托品在急剧减少，地上破安瓶堆成了小山，这是现代医疗技术在和死神作殊死的搏斗。当我把最后剩下的20支阿托品，一齐加入一瓶500毫升的葡萄糖盐水中静脉滴入时，病人的各项生命指征正逐渐趋向正常，还睁开了眼，毫无目标地转了一圈又闭上了。这当然是值得欣喜的。徐医生一家人都很高兴，我却并不轻松，要说已经脱离了危险是为时过早，只能是初战告捷。由于患者体质差，摄入量多，预后依然难测，如果后续治疗跟不上，或是那个环节掉以轻心，病情极易反复，弄得不好功亏一篑是常有的事。别说这家小诊所要啥缺啥，连必需继续补充的阿托品也已告罄，下一步咋办呢？打农药本来是生产队的事，中了毒应该是公伤，为什么家属，队里人一个也不在？这些事都印证了我的猜测，病人不是普通农民，一定是个“老四”（四类分子）无疑了，我理解徐医生一家人为什么没有向我点破了，都还是善良的百姓。
夏天天亮得早，鸡鸣狗叫，小街上开始有人走动了，面对眼前的艰难局面，我们都不说话，相互默契地在等待着……
果然，不久门外有了人声：“老徐，人死了没有？别让他死在你家里，那不把小丫头吓着了！”随着一声高门大嗓，进来了一个跛一只脚的矮瘦男人，问一个人死未死就像问一只小狗。他见我们都未答话，这才注意到“和气台”上那个人还在吊盐水哩，连忙惊奇地说：“怎么！活过来了？算他命大！我只当夜里就翘辫子了哩，真是孬人有孬福！这1605和1059可都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啊 ，哪一年哪一个公社不死几个人，多少比他中毒轻的人都死了，他怎么活下来了呢？”
这像什么话，我行医多年，只见过许许多多对各种死亡表示哀伤或是惊讶的人，从未见过对活下来的人表示惊奇的，何况面对的本是一个健康而年轻的生命。
忽然他一转脸看到我坐在边上，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吼道：“我说哩，难怪喽，你老徐还有这个能耐！我早就对你说了，这个‘老下’肯定有几把刷子，真人不露相嘛，老徐呀，就叫‘老下’在你这干算了，他给你指点指点，你老婆帮他烧烧饭洗洗衣，‘老下’你看呢？我这么喊你别见怪，你那个鬼姓太难认，大队革委一个也认不准，该念啥？”
看他那一付居高临下的派头，像说单口相声似的，自唱自和，全不顾我们的反应。看来这个小跛子是有点权势的人物，我们要等的人大概就是他了。不过从他进门起就未对这个垂死的病人看过一眼问过一句，看来找他办事是很难的。
“老徐，挂完盐水就没事了喽，一夜花了不少钱吧！回头你写个条子，叫他们甘家队给你十块钱，帐就别细算了。熬一夜怪累人的，叫你老婆打三个蛋给老下吃，我要去大队革委开会了！”说着转身就要走人。
“不！”我一说不，小跛子以为我客气，我急忙把病情的危险性，和需要继续治疗的情况，简要地向他说了。他听了先是一愣，回过头来再看看堆成小山似的药瓶子，起码有几百支，马上把脸拉的老长：“老徐，怎么搞的？你昨晚汇报时，我不是对你说了嘛，给他打几针，试试看不行就算了。公社医院年年死农药中毒的人，有人花了好几百块最后还是死了。你！你一下子用了这么多的药，老下说还得治三四天，那要花多少钱？他值吗？！”
“他值吗？”小跛子轻轻松松地说出这三个字，却像一记重锤敲在我的心坎上，我不寒而栗。早就听说乡下拿四类分子不当人，说骂就骂，说打就打，活活被打死的也是常有的事，还能说是阶级觉悟高。眼前这个大活人，居然就不值几十块钱药费，而且他说这话时，根本就未想过病人已经开始清醒了。他一定也听到了小跛子的高谈阔论，可是他完全没有反应，凑近看时，他那失去光泽的瞳仁里已经没有悲哀与乞求，只剩下麻木和绝望了。看样子他年龄不会超过二十五岁，是地富吗，不该这么年轻；是反坏吗，不该这么木讷！但可以肯定一定是个境况比我更差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不过再卑微的生命也有活下去的权利呀。
面对这尴尬的局面，徐医生和我对望了一下，我见他欲言又止，我不能不说了：
“值不值，他一年总还能做几百工分！又不是绝症，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什么叫见死不救？老下，农村的事你不懂，别掺和！上面有人说了，你们被下放的人，都有些婆婆妈妈说不清的事，我们大队可是重在表现，不相信什么好人不下放，下放没好人那一套。你以后就看看病看看书，别自找麻烦！”
我说了什么啦？挨了他当头一棒！不让我开口，又冲着徐医生说：“老徐呀，你也算个精明人，帐该怎么算还要我说吗？钱该花能花多少，我下一步再算，先给你们算一笔政治账，他打农药中了毒，又不是谁害了他，1605和1059这么毒，各个生产队都派‘老四’去打，我们不派他派谁呀？这是阶级路线问题，甘家生产队做的对嘛。他中了毒按理也是为公，所以不打几针救一救，大面子说不过去，不过打几针意思到了也就可以了。你们花这大力量救他，好像是做了好事，其实是惹了麻烦。贫下中农们会怎么看，他们会不会说，怎么我们贫下中农中了毒的人大都死了，偏偏把一个‘老四’救活了，谁救的呢？又是你们这些疙疙瘩
瘩的人，这里面能没有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问题吗？当然那些人死在公社医院里，你们没有责任。可是往后呢？你们能保证把所有农药中毒的人都救活？要是在这里死了一位贫下中农呢？”小跛子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一下，看看我们是否把他的训导听明白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