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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是毛和中共的幸运，因为他对后者是限制和约束，这使毛的流民本性不得随意施展。这里不是说斯大林的统治更好，而是说没有了斯大林，中共和毛更糟糕。斯大林除了红色共产主义之外，还有个俄罗斯帝国传统，其好歹也是个秩序；而流民无产者的劣根性则是捣毁一切，恣意妄为。斯大林逝世后，毛即解脱了束缚，本性尽露，欲顶替斯大林充当世界革命领袖。没了斯大林的罩子，毛就还原回山大王。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斯大林残暴、个人崇拜，并提出三和路线，毛不悦，认为苏共放弃了刀把子。中苏分裂由此开始。1957年，毛异想天开要大鸣大放，而当“意见”落到头上，毛则恼羞成怒，覆手为雨，将数十万知识分子打为右派，置于死地。1957年11月，毛二次访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大会中毛出尽风头，俨然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会上，赫鲁晓夫提出15年超过美国，毛不甘落后，提出中国15年赶超英国。回国后，毛即推出“人民公社”、“大跃进”，“毛泽东的真实目标是赶超苏联”，当社会主义阵营老大。“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 1957年11月，毛泽东郑州一次讲话中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1957年12月30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批注：“‘公社办工业，我们比斯大林胆大。’解放后搞经济建设，‘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大讲照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害死人。”（参见：沈志华《大跃进、人民公社与中苏同盟的破裂》）毛可谓是异想天开，结果导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农民。
由于赫鲁晓夫蔑视、批评毛的“人民公社”“大跃进”，激怒毛；而“人民公社”“大跃进”恰恰又是失败的，这就让毛更加恼怒。“导致毛泽东决心向莫斯科公开宣战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怀疑、蔑视和批评，但毛泽东放出的第一炮却集中在一些纯粹的理论问题上。” 中苏彻底分裂，最终赫鲁晓夫撤走援助中国的专家和援助项目。（参见：同上）朝鲜战争之后，中国遭世界主要国家封锁孤立，苏联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依靠，而毛却因个人恼怒，翻脸与苏联为敌，全然不顾国家利益与数亿民生；并且尚饰以冠冕堂皇的革命理论，尤其恶劣的是，还将大饥荒的恶果栽到前“老大哥”的头上。可谓是流氓之至。这与毛在庐山会议上整治彭德怀如出一辙。
大饥荒后，毛退居二线，将烂摊子推给他的官僚集团。刘、邓将大跃进改为大撤退，老老实实回到小农经济，包产到户。经济刚刚有点起色，1962年，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再次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是，中国又进入新一轮的政治折腾——四清运动。四清是文革的预演。毛的《后十条》颁布后，仅湖北省第一批试点铺开前后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试点开始后，仅襄阳在25天内就死了74人。
“四清”未了，毛又趁势发动了文革。毛之发动文革：1、虚妄的乌托邦理想；2、清洗党内官僚集团；3、个人掌控绝对权力；4、充当世界革命领袖；5、开创永世、前所未有的革命新世纪，为世代所欢呼。至此，毛已以神明自居，他是革命之神，以不停息的革命——以暴力消灭一切障碍和私欲，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这里解释一下毛的乌托邦。如果说，青年时期，乌托邦尚是毛的“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而到了毛执掌“新中国”，这个“乌托邦”便成了其帝王权力肆意胡为的妄想；而到了晚年，他和最后的洪秀全没什么两样，只是更残暴，“乌托邦”成了其病态的臆想：永世的革命帝国，他为教主，所有的政敌被踩在脚下，万众向其欢呼。）
有关文革暴虐和破坏，记述甚多。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数据：（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0,000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0,000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再，有一事常为人们所忽视，即1969年事件。毛发动文革，导致全国混乱，为转移国内视听，并完成九大对刘邓集团的清洗，毛挑起中苏珍宝岛之战。如果不是苏方克制，中苏即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并且苏联将对中国进行核武攻击。此后，毛发起全国三线迁移和修建防空洞工程，可谓劳民伤财，祸害国家，三线遗患至其死后仍未了解。毛以一己之愿，为一己之权，折腾全国全民数年之久。
从人民公社、大跃进到文革，这就是毛泽东的道路，是他所创造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何为毛泽东思想？何为毛路线？唯湖南农民运动和1956-1976这一阶段是其真正的体现，可谓毛革命。此外是斯大林路线、苏联模式，毛后则是邓模式。说到底，毛是流民政治、流民政权，毛革命即作乱。于此，毛和张角、李自成、洪秀全的本质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此时的“天下”已不限于中国，而是世界。
自1949到1976，“新中国”的这三十年几乎就是毛个人不断作乱。毛何以有如此大的威力和能量？这正是现代极权体制的所至。现代极权体制与传统帝王专制、现代威权体制全然不同。后二者的权力集中和控制都是有限的，主要限于政治、军事领域，而其社会自治，经济私有化，文化遵循传统，并且保障法律。而极权体制的权力集中和控制趋向极端化、绝对化，无限制，其专制控制不仅限于政治、军事领域，也深入到社会、经济、文教、司法等所有领域，可谓是全面专政，直至控制每个人。但是如何做到呢？这就靠“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军队”。此可谓是现代极权国家的模式，纳粹、苏俄莫不如此。
于中国，这个模式首先是孙中山由苏俄搬过来的，之后蒋介石先生也重提该模式，但是国民党却始终不得实行。其一，国民党的主干是社会上层阶级。上层人物人格独立，各有主见，也各有家产、事业、地位，乃至地盘、军队，互不买账，故无法整合为一；其二，国民党奉儒家传统，讲仁、礼、情，下不得狠手，做不到恐怖治党，因此保障不了组织的有效性。加之中国传统文化的“散漫”，国民党可谓是一盘散沙；其三，世俗化。极权政党的重要一条是宗教化，唯宗教化可其“主义”和领袖神圣化，致使成员对之效忠、献身，保障党的凝聚力及统一行动的力量。但由于国民党的主干是上层社会，承继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其主义、领袖也只能限于世俗政治范畴，完成不了宗教化。国民党至多所能做到的是中国传统式的个人对“主公”的私人化效忠，但国民党内派别林立，“主公”甚多，众党员是各效其主。故此，国民党至多所能做到的也就是建立以蒋公为首的现代威权政府——国民政府。实际上，由于国民的散漫、不团结，连此也未曾做到，蒋公从未曾做到对整个国家的政治与军事上的“独裁”，这也正是国民党最终失败的原因。
中共与国民党相反：其一，其基本成分是流民，无产无业无文化，生计无着，朝不保夕。“党”是其可寄生之处，而且革命赋予其居高临下的社会身份——阿Q一旦革命，便頤气指使，不仅是咸鱼翻身，并有望发达——“新中国”建立，昔日的痞子都成了“达官贵人”。其二，承苏共模式，中共内部实行残酷恐怖统治，不断进行清洗杀戮，凡有非议、不忠、违纪、有碍党和领袖者格杀。党内的分歧斗争也最终以暴力清洗为解决手段。残酷的恐怖统治，形成威慑，保障成员的效忠、党的统一力量和统一行动的有效性。其三、宗教化。中共的成本成分是流民，多无文化亦无信仰，而人性有宗教的需求。苏共成功的经验是将神化其“主义、党、领袖”，将之宗教化，由而使其成员和民众自觉自愿地效忠党，忠实地执行党和领袖的指令，乃至不惜为之献身。中国没有此种高度组织化秩序化集化的宗教传统，如果仅靠中国人的方式，中共至多是重复天平天国，不可能取胜全中国。但是，中共是由苏共所建立的，从起始便遵此模式；而苏共的这一组织模式，其后有一神犹太教及基督教的教会组织传统。由此，国民党所不能做到的，中共却实现了——“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军队”，且有过之。
极权政党和极权体制需要“主义、党、领袖”的宗教化，唯此其极权体制和统治才能实行。由此，从延安“七大”，中共便竭力制作毛泽东的神话，这是中共为夺取中国政权及建立极权政体所需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缺失的，非此，中共就不可能动员如此广泛的军力民力，最终战胜国民党，并在中国“赢取”民心——特别是知识分子（哀哉，中国知识分子是如此脆弱，又缺少宗教经验），建立“新中国”。而毛本有“帝王”之心，对神化自己是求之不得，其本人就是神化“毛”的最大推手。从“东方红”到“毛主席万岁”，到“四个伟大”，到“万寿无疆”、“最红的红太阳”，毛有意鼓励民众对领袖的神化。毛最终将主义、党、军队的神化也归并于一身，可谓是“四位一体”。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为实行极权统治，中共制作了毛神话；但是毛了成“神”，“党”也就失去了对毛的制约——毛就是主义、就是党、就是国家，特别是斯大林死后。“新中国”经过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等一系列的屠戮、清洗和洗脑，精英阶级被消灭，私人财产被没收，传统断绝，文化遭铲除，整个国家陷于赤裸之恐怖、贫困、愚昧之中，在党的严厉监控下，国人不得想、不得说、不得动，甚至不得逃，除了信奉毛，为之欢呼别无选择，也别无出路。于中国，活人而作为全民崇拜之神，可谓空前绝后。中共内部并非没有明白人，刘、周官僚集团也还是想建设国家——即使是极权国家，但毛成了全党、全军、全民之“神”，其就具有了对之支配的无限权力，任何人对毛有任何非议，都会成为全民公敌，被撕成碎片。由此，毛即可无法无天，肆意胡为，凭其一己而能收拾整个官僚集团。
工业革命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个民族国家间的冲突与利益争夺，直至战争。于此，一些落后国家，为了急速完成工业化，强大国家，并在剧烈的竞争战胜它国，而截断时间的进程，以非常的强制手段高度集中国家的权力、民力、财力、资源及精神文化，统一意志、统一指挥、统一力量、统一行动，不惜种种牺牲，而实现强国之目的。此即极权政治，在战争中此极端手段也常被使用，比如军事管制。但极权政治极其危险，其是国家与全民命运的赌博，其有效性是对未来的透支。因为极权高度压缩个人，牺牲社会，牺牲文明，以其精血强化国家。当然，在短时间内极权政治是有效的，可以急速国家实现工业化，强大国家的军事力量，甚至打赢战争。
依靠苏联的全力支持，中共战胜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极权政体。刘、周官僚集团也都是极权者，但是他们毕竟还是要强盛国家，世界上大多极权统治者均如此，包括斯大林；他们的统治虽然残暴，但是其国家还是强大了。但是毛的思想和人格都是破坏性的，极权在其手中不是用以强盛国家，而是无休地作乱，平白杀死饿死数千万人，国家被推到崩溃的边缘，并险些遭到苏联核武摧毁。
毛被他的胜利和权力弄得神魂颠倒，丧失理智，而毛的神化及极权体制，则使其个人可操纵国家和全民之命运。于是，其个人之任性，便为国家、全民之灾难，唯在极权体制中，毛成为祸害国家、全民的恶魔。这正是极权体制的致命要害。为国家急速之发展，一时之强大，而赌上整个国家、民族、人民与文明的命运，大不智，可谓偏执、愚昧、恐怖之政治。此教训当为国人，以致人类永久之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