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斗“四类分子”（网络图片）
这真是精妙绝伦的高论，未等我去仔细分析它丰富的内涵，首先感到的，是我被小跛子轻轻一拨，就拨到与四类分子一起了，我和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老四”一样，除了任人宰割，根本没有说话的资格了。
徐医生比我老练多了，这些话他大概听惯了，一点也不惊。表面上一副专心听训的样子，实际上他时不时地看看他那空空的药架和满地的废瓶子，他肯定在寻找对策。果然，他眉眼一开，诡秘地一笑道：
“水主任，你的指示说过多少遍了，我还能不记心里，昨晚下放医生在抢救时，我就想对他说了，不过又不好开口，我要是说了，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乡下人拿人不当人呢？后来我又想到，你说过要我们相信党的政策，相信大队革委会的英明领导，要相信你们要消灭的只是反动思想而不是肉体，还说要把老四们改造成新人哩。我想如果把他救活了，你治保主任脸上一定是很光彩的，让四乡八邻的人都来看看，你水主任是执行党的政策不走样的人。再说现在正是双抢大忙季节，各队打农药的大都是‘老四’，救活了他也安了其他人的心，不是既抓了革命，又促了生产嘛。”
听说徐医生是国民党旧医官出身，一定是资格更老的“运动员”了。他能养的这么胖，还能在这儿娶妻生子，扎下根来，可想而知，一定有一套八面玲珑的护身之术。
“哈哈老徐，你可真是西瓜掉进油桶里，又园又滑。别看你医术不咋样，嘴皮子倒不差，不过你那点买卖三，糊弄了别人，可糊弄不了我。你说你干吗要把老下找来，你知道你担不了这个干系，让老下给你顶着，好处你往身上捞，出了事往老下身上推。你本事也学了，生意也做了。你以为打农药是公事，药费肯定能报销。告诉你，别做美梦了，大队黄书记说了，不管死活，大队小队一共只给二十块，你看着办吧！黄书记从来是说一不二的！”
“就二十块钱！”说到钱上的事，陈医生顶真了：“人要是死了，二十块钱总不够上山吧！”
“上山！那要看怎么个上法，十六个人抬个“十二元”大棺材，请上十六个和尚道士，做七天七夜的水陆道场，像他太爷爷一样，他是别想了。花二十块钱，弄一付薄皮棺材，吃一顿豆腐饭，凑合凑合也蛮够了。”小跛子成竹在胸，说着笑着，像是在筹划着办喜事。
“二十块钱能买什么棺材，还吃什么豆腐饭呢！” 徐医生也听不懂小跛子的话了，说话有点大不敬了。不过小跛子并不见怪，反而笑着说：
“老徐呀，你这个人脑子怎么不开窍呢？他人一死不就绝户了！土墙茅草烂竹子，风一吹雨一淋不啥也没了。他那窝棚里不是还有一付门板吗？还有一付单人床板，几块谷仓板，拼拼凑凑不就是一付薄皮棺材吗？拿算盘来，我给你细算算：队里没有木工要外面请，算它4个工，每个工两块二毛五，合计九块钱；四个人抬上山，这种活工分给高些，连挖坑一人记三分工，一个工三毛五，合计四块二毛；他不还剩一点口粮吗，换几箱豆腐干子，买二斤猪头肉和一斤八毛二的晕头大曲还是够的。多少啦，大概还多七八毛吧，给跑腿的买双草鞋，你们说还有什么钱要花？还要开追悼会吗？！”小跛子一边算着账，一边把那只跛腿架在另一只腿上，晃悠晃悠的，像在嘲笑我们这些四肢健全的人，不过是他脚下的草芥，要践要踏由他便。要说一个人的价值可以用金钱来计算，他早算好了：二十块！
小跛子在算计那个小“老四”命运的时候，病人的盐水还在挂着，从他那开始泛红的面颊，平稳的呼吸和不再颤抖的躯体分析，他应该已经清醒了，应该听到我们关于他命运的争论了，那可是关于他生和死的论争啊，为何没有一点反应呢，能哭两声也好啊！难道他真的已经心死了，生与死对他都无意义了？想到这里我不寒而栗了，这就是我们被打入另册的人的必然结局！
说到这里问一声孙总：我和徐教授父亲，为争取救你，和大队革委那个小跛子努力周旋，你能回忆起一些来吗？其实说到底，与其说要救你，不如说我们也在努力改变我们这些同类人的命运，我们也有活下去的权利啊。
“我那时应该说开始清醒了，还懵懵懂懂的。只是感到不问九死一生，或是生不如死，对我都无所谓了。但是一直陪在一旁的代娣，却是听得清清楚楚，且铭刻于心。事后她向我一一复述时，人非草木，我能不感慨万端吗？”
那我们接着往下说。
小跛子这一手果然厉害，原来想再卑贱的生命也是一条命，多说些好话，他也许会开开恩。听他算的这么细，又说是黄书记开的价，这件事想必大队已经讨论过了，再说什么也没用了。下一步咋办呢？继续治吧，谁付钱？徐医生一家日子过的够艰难的了，我那一点生活费早已入不敷出了。而如果中断治疗，病人还会在迟发反应中死去。而且那二十块钱只能用于殡葬，徐医生一分钱也拿不到，他可损失不起啊！这真叫进退两难了。未想到一夜紧张战斗还招来了大麻烦，那种抢救的亢奋和初战告捷时高兴心情，都荡然无存了。
徐医生和我相对无言，听任小跛子摆布。
小跛子见我们不说话，他也不再发高论了。无聊地走到那一堆废瓶子前，一支支翻看着，看着看着他突然大笑起来：“我说老徐呀，你丧什么气呀！你过来看看，这一大堆废瓶子，原来全是他妈阿（读窝）托品！别的药我不懂，这种药我还晓得一点。我看你不问病人胃气疼肚子疼腰疼，你都打这种针，还真顶点用。我当是什么宝贝？后来到医药公司一看，他妈的便宜货！一毛钱买两支还多一分钱。别看这满地空盒子，总还不到三十个，一盒十支就算它三百支吧，不也就十三块五毛钱吗，一瓶盐水一块一毛八，酒精棉花连煮针的煤油都算上两块钱吧，再加两块钱手续费，还不到二十块嘛！嗯，我想想，和弄一付薄皮棺材也差不多！这……”
小跛子有些犹豫了，我和徐医生倒是神情一振，开始我们也被这满地的废瓶子空盒子弄糊涂了，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细一算，也就这么多。而且从病人现在情况看，不会有太多的钱要花了。从小跛子最后的语气看，还是会有转机的。再说，一下子用了徐医生家这么多药，要在平时，注射费诊费会是药费的几倍，他要养家活口，我不能不为他说几句话：“水主任，你看，病人虽然还未脱离危险，已经好多了。我也算了一下，再用三四天的药，也不过二十块钱吧，就算救他一命吧，总不能为二十块钱见死不救吧！”
“二十块！二十块！见死不救！你知道什么叫见死不救吗？本来我不想说的，现在我说给你听听！”小跛子突然发大火了，小眼里放出凶光，这种凶光十几年我见的多了，心想难道我还有什么把柄捏在这素昧平生的人手里？再看看徐医生，倒是一付无所谓的样子，猜不出小跛子要说什么。
“你知道我这条腿是怎么瘸的吗？说起来气死人！五年前我害贴骨流痰〈骨结核〉住在你们医院，去的时候把家里的猪呀鸡呀连口粮都卖了，才凑了两百块钱。住了十几天，天天抽血化验照片子，打打针，刀未开钱就用完了。那天医生开了一张方子，也是二十块钱，可我身上分文没有了，我到药房求情说好话，请他们先把药发给我，药房也未说不发，说只要到住院处盖个章就行了，住院处人说你未交钱我怎么盖章？我又求医生，医生说他只管开方不管钱，我又求护士，我知道护士办公室小药柜里这种药多着呢，护士说她没权利用别人药给我打针。我那时正发高烧，腿痛的受不了，走一步都难。你们医院各个部门的人，没有谁说见死不救，事实上还不是这回事吗？我一气之下跌跌趴趴到汽车站，一毛钱一毛钱讨凑了一张汽车票钱，回来就躺在公社医院等死。多亏了老徐在我大腿骨上捅了一刀，流了半盆脓，命是保住了，可腿瘸了。瘸就瘸了吧，总比死了强。我不也差点为二十块钱丢了一条命吗？我还三代贫农哩。你问问老徐，我说的可是实话！”
小跛子越说越气，徐医生连忙上前递上一支烟，连声向他解释，说我是内科医生，与这件事没关系。我可是心中不安，这种事我在医院里遇到多啦，我总是这样开脱自己，反正处方我已经开了，拿到拿不到药就不是我的事了，从未往后果上想过。今天算是冤家路窄了，见死不救的王牌失灵了，我想不出再怎么说了。
徐医生却利用上了小跛子怀旧的机会，用当地土话在小跛子耳边唧唧哝哝好一阵子，说啥我全不懂，只见小跛子有时点头有时摇头，又要徐医生给他纸笔和算盘，他算一笔记一笔，想了一会又写几个字，然后笔一丢，把记的纸一揉一甩道：“给他医！再加二十块，再多一分也没了！医死了一分钱也不给！”说罢转身就出门走了，忽然转身又回来了，对我说：“老下，我开头说的事你考虑一下，按说你还算国家干部，不归大队管，不过叫你到这当医生，也是为你好，年纪青青的，不能什么事都不干呀！今天我干脆把话说透，老徐他根本就不是四类分子，要不然我也不会叫你和老四在一起。他是被抓壮丁抓到国民党部队去的，只当了几个月的看护兵就被解放了，啥杠子也够不上，他是出了医疗事故被公社医院开除的。其实那件事我清楚，也不全怪他，要不然大队也不会留他。他技术有一点，不高！在农村要说他医死人被开除的，就没人找他看病了。说他是‘老四’最好了！你别吃惊，农村的事说你不懂就是不懂。你没听说过，说他是旧医官，老四，技术还是有的，就是政治上不行，所以公社医院不要他。农民看病图的是技术，才不管你成分呢，而且认为成分越坏技术越高，所以老徐虽然名声上吃些亏，实惠还是捞到一点的，要不然他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一家人怎么活！这件事你知道就行了，别对外说！”说完真的走了。
世上的学问真是活三辈子也学不完，什么都有假冒的，未想到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居然还有人冒充四类分子，这是怎么回事呢。我顾不得细想其中奥妙了，连忙和徐医生一起捡起地上的纸条子，看看小跛子算了些什么，忽然又发了“慈悲”：每月送公社柴草一担150斤，计1.5元；每月出公社义务工2个，计0.8元；每月出大队义务工1个，计0.35元；全年合计：31.8元；每年水利义务工25个，合计10元； 全年总计：41.8元，>40元。
看来留他一条命，仅一年义务工就超过这次的医药费。何况他才二十几岁，我有些懂了。不懂的是纸上两个圈圈，一个圈里写了个“药”字，我猜与打农药有关，徐医生告诉我，甘家队就这一个“老四”了，他要是不在了，以后打农药的任务很难办，谁也不愿干这卖命的事，有些没有老四的队，只好轮流值日，有的拈阄，有个老四方便多了。徐医生说这话时是轻轻松松的，像是说日出东方这样的普通常识，我听了却是全身发冷，我懂得了一位大人物说的“废物利用”的深刻道理了，它不仅是对学有专长的科技人员而言的。
另一个圈圈里写了“阶巴”二字，阶字还可以联想到阶级斗争，巴字再也猜不出干什么的了。徐医生告诉我，那是阶级斗争活靶子的意思，那时各种政治运动不断，又经常有最新最高指示下达，每一次为了提高人们的政治觉悟，时时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都要找个阶级敌人当活靶子，开现场批斗会，可老四们死的死老的老，已经越来越少了，没有老四的队还得到外队去借，还得给工分，所以还是让他活下来好。其实他是顶他父亲，父亲顶他爷爷，已是第三代了。他今年二十岁了，也曾有人为他张罗婚事，希望老四别绝了种。对方肯定也是老四，可是他像根木头一样不说一句话，唉！说到这里徐医生再也说不下去了。
听徐医生一席话，我久久缄默无语，想想自己以摘帽右派的待罪之身，来到这举目无亲的穷乡僻壤，等待我的将是被废物利用呢，还是会在下一次运动高潮中或某一次最新最高指示下达时，被拉出去游乡挂牌批斗呢？说到底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还不是一样任人宰割吗？！你能逃脱出命运对你的安排吗？
抢救的事告一段落了，据我的临床经验，孙总中毒那么深，就是治疗结束了，后面的调养，还须要很长时间。你孤苦伶仃又家徒四壁，靠什么能活下来的。
“那问他自己呀！” 徐教授有点得意的望着老孙。
老孙也有些得意的憨笑着：“谁说我们老四注定的命苦，我不就在生死存亡时刻，遇见了你们二位贵人嘛。”
“说贵人谈不上，倒是我父母真的心肠好，不仅－直照料他。不过总不是事，虽说那时我刚十三四岁，也就趁晚间无人时，给他送一点吃的，总还是要担风险的。后来父亲还应老孙奶奶临终托付，给小孙的山西舅舅写信，舅舅来接走了他。否则他也不会有今天。”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简单点说吧。” 老孙接过话头缓缓地说：“我曾祖父是本地人，算是农村中产阶级吧。和邻近的徽州人一样，是常年在外经商才发家致富的。我父亲很早就随爷爷外出了，一个偶然机会，结识了－批山西商人，还娶了－位山西籍夫人，就是我母亲。
随着时局动乱，爷爷带着父母亲回到本土。后来爷爷死了，父亲成了一家之主。后来政权更迭了，土改来了，父亲被判十五年，－去无音讯。再后来母亲改嫁一位山西人，也是音讯渺然。奶奶顶着地主分子的帽子，与我相依为命。奶奶死了，我的地主帽子就铁定了，我还能逃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掌吗？未想到大难未死之后，还有转机—-”
徐教授接着说：“我父亲在我成年之后才对我说，他当时按孙奶奶临终时给他小孙山西舅舅家的地址，给山西写信，也是毫无把握，因已事隔多年，再说也担风险。只是简单写了几句话，说小孙一切很好，只是小病－场，很想念母亲和舅舅们。未想到真收到了，更未想到还能顺利把小孙接走。”
“山西的晋商的精明练达，一点也不输于有徽骆驼精神的徽商”，我忍不住插了一嘴。
“那是真的，到太原后发现我有三个舅舅，都不是地主成份。边区暴力土改的残酷，使他们早早卖光了土地，－心经商。虽说49年后，工商业改造，他们也财产归零，但人身还是安全的。大舅最精明，早早地把生意交给我两个小舅舅打理，家乡一解放，他就考上了新政权办的训练班式的华北军政大学，以后成了省商业厅中层干部。”
我说“那时户籍制度管理很严，你－个四类，又没有户口，在山西怎样生存下来的？”
“我母亲兄妹四人，母亲最小，又远嫁外地，哥哥们一直放心不下。父亲被重判无音信之后，舅舅们在太原乡下给母亲找了－个成分好的老光棍，把母亲接过去了。他们说女人还可以再嫁改变命运，男人只能认命了。
我对他们说我理解，覆巢无完卵，能逃一个是一个。每当我亲身感受到做四类分子的无边苦难时，还庆幸妈妈逃过－切。记得妈妈走那年，我刚5岁，一下子顿失双亲，成了社会的弃儿。我甚至抱怨过父母，你们都是读书明理之人，时局那么动乱，干么要生下我，到世间受难。”
“别这么说，你父母在天堂会很不安的，谁家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安幸福，事业有成。” 我不得不安慰几句。
“那当然，我也只是在万般无奈时，有过这个念头。我们这样的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平日都是孤独的，每当我－个人发呆的时候，最常做的事，就是想念父母了。父亲被抓时我还未断奶，母亲远嫁时，奶奶瞒着我的，说是走亲戚去了—-”
“你母亲在太原乡下过的还好吗？”
“未过几年妈妈就去世了。详情长辈们都不肯细说。只知道那个人很老实，待母亲也还好，只是个文盲又木纳，整天没有三句话，母亲是忧郁而终。”
这时徐教授发言了：“我到太原后发现长辈们，都很厚道善良，总是对我说，他们亏欠了小孙母子。所以对我们特别好。其实不是众多长辈多方呵护，小孙学习成绩再好，我们也走不出困境。不是他们诚心相邀，我是不会去太原的。小孙那时还在读研，自顾不暇，怎么管到我。”
“那徐教授是何时到太原去的？”
“都是小孙这家伙赶鸭子上架！害得我硬是要苦读这么多年的书。本来我初中毕业后，在家乡当了两年回乡知青，也未受多少苦。四人帮垮台后，我爸落实政策，回到公社医院上班，不久病故了。我顶替到卫生院当了护理员，又参加了半年培训班，就算大集体正式员工了。在乡下就算混得不错的了。未想到小孙这个冒失鬼，信也不来－封，就千里‘抢亲’来了，那年我要不跟你走，你怎么下台！”
小徐又娇又嗔地望着孙总。
“真的带人来抢亲了？”
“别听小徐瞎说，是我两个表姐，要来看看小徐这个乡下妹子，到底有多水灵，害得这个弟弟，整天魂不守舍的。多少人给他介绍过有才的美女，他见都不见。代娣，我未来过信吗？我考上大学后，就给你来过信，信上就四句话‘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你未收到吗？”
“不记得了，记得了也不懂。刚进大学，就给我拽文，以后还不知道会摆多大的谱。他们也真有办法，先把我妈妈说动了，我只能跟着过来了。”
“小徐也不容易，本来我们也不苛求，到那家医院当个护士也行，未想到她－路苦读过来。现在她是学者，我倒成了引车卖浆者流了。
其实小徐这么苦读，也是环境逼的。她虽是非农户口，但编制是大集体，又没什么学历，在太原找事太难了。舅舅们找了许多人，才在一家小医院找了个编外的助理护士的工作，收入低不说，毫无保障，说不定那天就被辞退了。改变命运唯一途经，只有苦读了，未想到一个护理员，真的读成女博士了。”
“好了，二位就不要在我这位故人面前显摆了，我们还是先把这个故事说完，再继续探讨其他问题吧。”
我决定服从大队安排，到这家小诊所来上班，既然逃脱不了，不如坦坦荡荡地走进去，我知道我将会遇到许多我不熟悉的人和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徐医生一家人，小跛子水主任，乃至躺在病床上一言未发的病人，都是我的老师，我要学会神经健全地生活在他们中间。
果然上班头一天就遇到一件本该吃惊又不再吃惊的事，就是那位夜间喊我看病的小女孩，把一沓文摘卡片递到我手里，我正惊奇这里一本医学刊物也没有，哪里来这样的东西，细一瞧，原来都是我自己的当垃圾扔掉的东西。记得下放时医生们都在卖旧书旧刊物乱扔废物，我发现这种制作时耗尽心血的硬纸壳，拿来包箱角垫床腿正好，以后陆陆续续又全扔了。未想到有些被小女孩捡起来了，这里面有几张是摘记大剂量阿托品抢救有机磷农药中毒有关资料的，怪不得她家人说我能治好这种病。不该丢掉的东西不该丢掉，有用的东西总归能派上用场。记得小徐当时还向我要了那张谈大剂量阿托品抢救有机磷农药中毒的文摘卡，我也未当回事，未想到它还一直被精心保存着。
在这里工作几个月之后，我被调到公社医院上班了，而且一呆近十年，直到右派改正后，又调回曾经被砸烂，后又重建的城市医院。过去经历过的事，包括抢救小孙的故事，都淡忘了，未想到三十年后，在数千里之外，被重新提起。我也好奇的对他们说，“有机磷农药因其毒性太强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早已废用。那张文摘卡也再没有学术价值。你们还保存它，就是为了记着那次生死历程。你孙总也在商界奋斗多年，也一定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不会再为这件事生死难忘吧，想来一定是徐教授所为？”
孙总有些郑重地重新打开那只精致的盒子，对我说你看看那张文摘卡下面还有什么，我－看竟然是当年大队革委会常委，那个小跛子水主任在决定同意继续抢救小孙时，算的那笔细账后，扔下的那张皱巴巴的纸条！
徐教授说：“两样东西都是我留下的。那张文摘卡是我对现代医学第一次有了感性认识，未想到我后半生生命全耗在那些卡片里了。那张账单原是我父亲留下来向生产队要药费的，以后我觉得好奇就也留下了。未想到小孙见到它，大发感慨，知道自己卑贱的生命，原来也是可以量化的。其价如何？明明白白写着20元！这对他的刺激太强烈了，尔后的道路，尽管崎岖曲折，他都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再不能就那么把自己贱卖了。”
“这不就是我的卖身契吗？美国黑奴单价多少，我不知道；俄国作家果戈里笔下的《死魂灵》，一个‘灵魂’多少卢布，我也不知道，我却知道了自己的身价。队里花20元让我活下来，就是为了还能长年的欺凌我侮弄我，像使用牲畜一样驱使我，再就是给他们当阶级教育的活靶子。这么说当时我这个臭‘四类’，还真是个有用的人了。我曾想不通队里公社怎会让大舅把我接走呢，那20元不是白花了吗？
多年后大舅才向我说明实情。原来大舅收到小徐父亲信后，就对弟弟们说，这事不好办，关系到阶级立场，你们谁都别声张。我一定想方设法救下我们那孤苦伶仃苦命的小外甥，否则我们就对不起死去的父母和小妹。
大舅到皖南是有备而来，他带来的是当时最为紧缺的平价化肥供应指标。这种跨省的指标是怎么运作的，搞了多少，大舅从来不说，我也不问。只记得大舅只来了两天，四处走动之后，就带我走了，还叮嘱我不能给这里任何人写信，为的是让这里的人，尽快忘掉我这个人，因此小徐以后一直还在怪我，说我不信任他。”
“你一黑户，能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真的不容易，你的舅舅们，真的煞费苦心了。” 我只能发几声无用的感叹。
“大舅常说谋人事听天命吧。说到这里还是要感谢胡耀邦为我们四类摘帽，要不然迟早一天，我还是会被揪回原籍，继续当牛做马。”
“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胡耀邦先生这项惠及亿万百姓，惊天动地的伟业呢？”
“你说的惊天动地，是从我们受难者角度看的。执政者可能不这么看。这正是我在长期思索的问题。我们不妨拓宽眼界看一看，比如我们开始讨论到的美国解放黑奴事件。林肯总统为了坚持解放黑奴，艰苦卓绝，直至以身殉职，林肯也因此被评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位列开国总统华盛顿之前，这个历史结论是公正的，再次说明人权高于主权的常识。
但是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长期被人准确点说被我们中国人忽略了。那就是为了反映林肯解放黑奴，这一划时代事件，美国作家斯托夫人，创作了长篇小说《黑奴吁天录》又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卑贱者的生活》，中文本只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不知为何要省略了‘卑贱者的生活’这个重要的副题）。该书全面准确地反映这项伟大的创举。这本书在世界以各种文字广泛传播，以巨大的发行量，改变和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个鲜明事实是不仅美国再也没有黑奴，连黑奴原发地非洲，贩卖黑奴的市场，也基本关闭了。然而—-” 老孙停顿了－下。
我说“你是不是想说林肯只解放了四百万黑奴，而胡耀邦为四类分子摘帽，虽说当时也只有数百万人。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度里，历来有社会关系和什么阶级烙印一说，那枝枝绊绊就会关系到上亿人。那胡公此举的实际意义，应该是远超林肯总统的，为何至今未见一部小说，一部剧本，乃至－首诗，来正面反映这一重要事件呢？中国的作家都这么无能吗？”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问题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老孙说“美国黑奴和欧洲那些奴隶不一样，欧洲奴隶制存在多年，很多奴隶是世袭的，是什么‘胞衣奴才’。而被卖到美国的黑奴，应该是孤立事件。在非洲母国无确定身份，来到美洲新居地后，未解放都是奴隶，解放了就是美国普通公民了。虽然以后也曾有过种族歧视事件，但主流舆论从未倒退，黑奴问题早已成为历史。
中国的事就很难说清了，它不仅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的问题。近百年来，在所有奉行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家里，各种政治运动连年不断，目的无外乎整人、争权夺利！年年都有获胜者，年年都有一批人被打倒，这些被打倒的人，除了被杀、关、管之外，就成了社会中的异类，很多人成为政治、经济、人格上的奴隶，他们和其后代－直受歧视被虐待，从这个意义看，胡耀邦为右派和我们四类分子脱帽，成为普通百姓，肯定是件善事。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些帽子该不该戴在我们头上。如果再深一层探讨一下，执政者为了自身利益，发动的种种政治运动，打倒一批批的人，都有法理依据吗？如果这些人依法该被打倒，那尔后的摘帽、平反，就是执政者对被专政者的宽容，甚至是开恩，那对实施此政策者，虽不说要叩头谢恩，心存感激还是应该的。
但是，如果执政者－开始，就是为了自己小集团利益，目无法纪，任意罗织罪名，残害百姓，直至滥杀无辜，造成冤假错案遍及神州，又从无反省自己的罪错。尔后这个组织中，有人良心发现，给一些不该带帽的人摘帽了改正了平反了，那这些被摘帽被改正被平反的人，又该如何看待此事呢？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有十人要被杀，已经杀掉七个人了，后来有人发现这十个人都不该杀，那未杀的三个人，该如何看待救下他们的那个人呢？
说的再具体点，我幼年即父母双亡，都是‘罪有应得’吗？我是个所谓的‘胞衣奴才’，生下来就是罪人。我有生之年，都在不停地问自己，我何罪之有，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母何罪之有？其原罪不就是祖父辈父辈一生辛劳，克勤克俭，购置了几十亩地，养活了本家，也为养活这个社会，尽了一份力。中国是个农耕社会，几千年来都以土地为生，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代，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呢？我们的思想家、作家们，应该怎样评述和记录这一段历史呢？中国会有人写出中国版的《四类吁天录》吗？”
我说“暂时不会有，但总有一天会有的！”
“你为什么就不能写这样的一部书呢？我们很早就关注到你的网上文章了。开始因为你这个姓少见，又写了些安徽发生的事，就认定你是我们的故人了。这次请你来，不仅是叙叙旧，更重要的就是想以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事件为起点，能否从正面写一些为我们四类伸张正义，还原历史原貌的作品。
我的经历不足为凭，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数以百万的地主，在暴力土改中被杀了。其中一些人是在斗争大会上，当场拖出来杀掉的，甚至无案可查。更应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滥杀无辜，一直到文革中还在重演，其中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县、广西一些地方，表现尤烈。更令人不解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有识之士的多方艰苦探索，真相已大白天下。可是对这种滥杀无辜，主要杀的还是我们四类和家属，至今也未见执政者对此有何评述，一些杀人犯也未受到依法审判，某些人犯还公开叫嚣，这是土改的延续，杀的是阶级敌人，他们有功无罪！这样看我们四类头上的有型的帽子是摘掉了，那我们真的成为这个社会平等的公民了吗？”
我接过话头“既然你关注面这么宽，看问题这么深刻，尤其是你从出生起，即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桎梏下生活，体验最深，又正是盛年，为何自己不动笔。你要是把切身体会，一一写出来，肯定会很感人的。”
“我不是未想过，本科我读的文史，就是想在写作上打点基础。毕业后在企业里操练过一段时间。后来家族企业董事局，决定让我去美读MBA，回来挑更重的担子。而且同意妻子小徐一同去美。对这个决定我们无法拒绝，我们的女儿就是在美国出生的，现在正读博。
说话之间，又很多年过去了，早年的创作冲动，早已荡然无存。只是读到你的系列文章，又勾起了多年前的梦想，所以请你来聊聊。”
“你们可能高看我了。这么重大的题材，我怎能把控好。我20岁就当右派了，一生苦难能活下来已是幸事，如今已年过古稀，纵然还想再做点事，力不从心了。不过为苦难者代言，是我一生的追求，如果天假我年，我无力反映那个严峻的年代，那就记述她的一枝一叶吧，为的还是这个国度能在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下，融入世界潮流，早日实行民主宪政。”
“这一点我们确信无疑，你应该是一位孤独的思考者吧。思考者是痛苦的，也是幸福的，你自有你思想驰骋的天地，我们希望能早日读到你关于这方面的新作。”
“勉力为之吧，但愿不会使你们失望。”
我们的谈话，至此戛然而止了。
两年后米工告诉我，孙总因夫人学术交流结束，总部又迁回太原了。为未能和我告别，深表歉意。
结束了几年广州打工生活，要回安徽老家养老了。临行前有意转到孙总别墅前看了看，看到铁栅门内有个年轻人，在伺弄花草。我问他是谁，他说姓水，他叔叔曾经是文革期间的大队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治保主任，因为腿瘸劳力差，－生未成家，晚年靠他照应。叔叔对他说，他当大队治保主任时，孙总打农药中了毒差点死了，是叔叔救了他的命。他死前要我来投靠孙总，孙总夫妻俩都是大好人，很念乡情，就留他在这照看别墅。小水还对我说，孙总夫妻出国到他女儿那里去了，何时回来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