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时代对左刊《中流》强行停刊，当然也是侵犯新闻自由，但当时中流杂志是党国出资创办的，从属于中宣部所属的光明日报社，停了也就停了，并没有什么财产或其它的纠纷。背后的原因当然是政治原因，中流作为魏巍等左派人士的阵地，公开批评指责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江受不了，就出手打击。而习近平当政之后，对南方报系的整顿，对《南方周末》的打击，对央视、新华社等提出做党的喉舌的要求，都可以看出，对《炎黄春秋》的打压，是符合这场运动式控制媒体的一部分，说穿了，就是中共宣传系要直接掌控媒体，让媒体成为中共喉舌。至于打压《炎黄春秋》杂志这一过程的合法性，特别是炎黄春秋创造的有形财产与无形财富的归属问题，都不入当局法眼，党国在利益不受损的情况下，可以谈依法治国，当党国利益受到损害，或为了党国利益做强做大，公民或集体的合法权益都要为党国的需要让道。
停刊中流：因魏巍叫板江泽民
江泽民时代，一本叫中流的左派杂志被封杀了，同时被封杀的左派杂志还有《真理的追求》等几份杂志，中流被停刊，也是八月份（与《炎黄春秋》被封时间巧合），原因是魏巍等人直接反对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理论”，他们不仅上书江中央，还以中流等刊物为阵地，直接叫板江核心的“重要思想”。
我并不认同左派的许多思想主张，但魏巍等人敢于与当局和平抗争，秉笔直言，还是赢得了我的敬意，而且魏巍不仅仅是敢犯上，许多时候还能为底层说话，为弱势群体的抗争辩护。他的左，左得纯粹。魏巍们的问题是，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却仍然要用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方式，去反修反资，全然忘了中共在延安时代的“初心”，就是建立一个民主宪政共和的制度，使国家进入政治文明时代。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当然是一种政治模糊或混淆的方式，共产党本质是无产阶级政党，最终是要消灭私有制的，特别是要消灭所谓的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允许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而江泽民允许非无产阶级入党，本质上改变了中共的性质，使中共变成全民党。当然，从政治实用主义角度看，江泽民通过一种折衷的方式，让中国逐渐变色，不再是乌托邦式的原教旨革命主义，使共产党成为有名无实的当政党，某种意义上成为“共和党”。
魏巍为代表的老左派们完全不认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固守毛时代或原教旨马列主义政党观，其可贵之处在于，他们看到了权贵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伤害，可悲之处在于，他们还是寄望于毛思想，来改变社会世态。江泽民的可贵之处在于，通过政党的全民化，使中共更有社会代表性，将不同的社会角色进入中共主流社会，社会有可能在此基础上通过渐变，逐渐向正常社会进化。江泽民的可悲之处在于，他无法逆转权贵资本主义的腐败，经济腐败造成一系列灾难性的社会问题，使社会、国民不堪重负。
据炎黄春秋主编徐庆全微信公号文章《魏巍主编的《中流》杂志为何被停刊？》介绍：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江──泽──民著名的“七一讲话”，包括魏巍、林默涵在内的“一群共产党员”，以《“七一讲话”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事件》为题，上书中央，以罕见的口吻质疑，“共产党的总书记到底代表谁？”并指责“七一讲话”所阐发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违反了党章的基本原则和规定”、“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是带头破坏党的规定”。
而在此前，《真理的追求》和《中流》遥相呼应，就私营企业家能否入党问题，反复、连续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加以剖析，阐明了不能吸收私营企业家（资本家）加入共产党的理由。二○○一年七月出版的《中流》杂志上，更是将给中央上书的主要内容以文章的方式公开刊登。
魏巍此举，再一次让他的主编生涯画上了句号：二○○七年八月，《中流》宣告停刊；而《真理的追求》杂志则在数月前终结。
权贵资本主义压倒了“革命”
魏巍与许多左派不同在于，他敢于反贪官，还敢于追问皇帝，他并没有顾及个人身份利益，魏巍对抗江泽民之后，立即招致当局严厉打击，他的代表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影响了数以亿计学子）被排除于中学课本之外，更为严重的是，他受到政治警告，生活待遇也被降低。不知道当时的魏巍，会不会吟诵一句他喜欢的毛泽东诗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一年后，魏巍去世，据徐庆全先生的文章介绍，在现场发放的描写魏巍生平的小册子的最后这一节，写到了这位老人的一个故事：今年八月九日，已经住进医院一年，病重的魏巍从昏迷中醒来，看到了床边的小孙子，他似乎觉得头有些昏沉，对孙子说：“抱着我的头摇一摇”。他想让自己清醒一下，孙子抱着他的头轻轻地摇，魏巍交待给孙子一句话：“我交待你的只有一句话：继续革命，永不投降！记住没有？”孙子说记住了，爷爷让孙子连续说了三遍“继续革命，永不投降！”孙子说到第二遍时已泪流满面。
古有愚公移山，今有愚公革命。愚公要子子孙孙移山不止，魏巍则要求子子孙孙革命不息。魏巍们大脑已完全固化，他们仍然活在毛泽东时代，革命，继续革命，是最光荣的红色传统。但子孙们如何继承革命传统，向谁革命？特别是如何处理革命与劳动致富的关系？魏巍也许是最后一位真正的革命者，其它左派后来还在继续办带有左翼色彩的杂志，但那只是打着红色的幌子，赚取灰色的利益。原教旨红色左翼，基本转入乌有之乡等网站上，继续呐喊叫阵。
告别革命，本是学界当时一个热点话题，魏巍们不愿意告别红色革命，甚至希望子孙们继承革命，但江泽民不愿意看到原教旨的革命意识形态复活，而对自己治下的权贵资本主义勃兴形成冲击。江时代允许腐败（闷声发大财），但不允许继续革命，这是资本主义发达之地发迹的江泽民的真正心态。
炎黄春秋基于历史真相的启蒙
炎黄春秋总编徐庆全在自己的微信公号里饶有趣味地说过这样的故事：一九八八年，魏巍与林默涵一起合作，在《光明日报》社分得了一块阵地，创办了《中流》杂志。当年任新闻出版署署长、前《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杜导正，批准了《中流》的创刊，并同意拨付二十万开办经费；而一九九一年杜导正从新闻出版署引退后创办《炎黄春秋》。
这个故事耐人寻味，中流杂志挂靠在中宣部所属的光明日报社，并获得了国家财政拨款二十万元经费，当时一般编辑人员工资不过一百元人民币，二十万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拨款，那么，中流杂志的性质是国有投资，但由左翼人士主办的同仁刊物，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党国资助、民间经营的“合作”模式。所以，当这帮老人得罪了最高当局，有关方面一纸封杀令，就可以置该杂志于死地。
杜导正批准了中流杂志，退下之后，自己居然创办了完全异趣于中流杂志的炎黄春秋。杜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之位时显然在支持左翼，但退任之后，却开始右倾，这就是传说中的两头真。比较杜导正主持的炎黄春秋与中流杂志的刊名就可以看出，中流杂志是要把自己当成革命的中流砥柱，是要抵挡资本主义洪流，而炎黄春秋杂志，则是要秉笔直书社会历史，还原历史真相，通过真相，让人们去思考，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基于人文历史的启蒙。
说到基于中共党史的社会启蒙，不得不说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历史的先声──中国共产党曾经的承诺》（初版名《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编者笑蜀。此书摘选了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六年期间中国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在报纸、杂志、书刊上所发表的要求自由民主宪政的谈话、文章和评论。该书于一九九九年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初版，二○○○年在大陆被查禁。）
笑蜀主编的这本中共言论集，完全是满满的正能量，它既是真实的，也是普世的，既是历史的承诺，也曾是激励国民的时代强音。中宣部明令禁止，并不是笑蜀传播了反共的言论，或伪造了历史，而是中共希望将这些声音虚无，中共希望人们记住的，只是延安文艺，而不是符合普世价值的延安承诺。无论是中共建政之后的各种政治运动，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权贵资本主义勃兴，都与中共当年的政治追求完全背离。
炎黄春秋历经二十五年，没有被令行禁止，完全是因为杜导正的身份，还有杜导正身后强大的支持力量，所以炎黄春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历史问题，尽可能还原历史真实，这些真相并不是为了抹黑中共，而是为了反思，也为了启蒙，只有真诚地面对历史事实，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为了与中共主流意识形态妥协，炎黄春秋甚至遵守许多条款，譬如不谈中共所说的诸多敏感话题（诸如：六四、法轮功等），甚至将杂志挂靠到文化部所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在管理程序上，炎黄春秋都没有挑战习中央，完全不像当年魏巍那样，敢与当局叫板。
中共宣传系抢占宣传阵地
炎黄春秋杂志是同仁刊物，它不是国家投资的公产，准确地说，它是集体所有文化产业，九十年代的市场化运动，大量的事业单位都兴办了自己的企业，也有一些是挂靠性的企业，这些企业通过改制，逐渐私有化，或停办或脱离国有单位。由于文化市场改革滞后，中国加入WTO之后，没有兑现文化市场开放的承诺，致使炎黄春秋这样的杂志难以独立运作，只能通过挂靠来获得合法身份，而正是这一灰色身份，导致现在这样被有关单位强行占有的厄运。
中共现在完全是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倒退，如果炎黄春秋杂志进入文化市场，通过交税为国家创造财富，那么，中国的市场化就在朝健康方向，朝文明世界进步，而将炎黄春秋归入国有单位管控，甚至完全剥夺其生存权，这就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私营企业国有化一样，打击的不仅是自由经济，还有知识分子阶层。使知识分子没有经济支撑，没有公共发言的平台。
炎黄春秋哪怕是通过妥协的方式继续办下去，也是一种渐进的启蒙，对中共的和平转型，亦有积极的价值，通过揭示历史真相，使人们对中共的历史有真实的认识，特别是中共体制内人士，要以史为鉴，通过政治转型规避政治风险，而不是通过禁言与美化虚假的历史，来树立高大上政治形象。
为什么经历多次打击都幸免于难的炎黄春秋，这次却被强行收走？这显然不是主管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几个人在公然掠夺与强占，在炎黄春秋杂志社被中国艺术研究院强行占领之前，有关部门就已联合开始行动，媒体已提前收到通知，不能报道炎黄春秋杂志换员事件。后来，炎黄春秋原班人马到法院状告主管单位侵权，法院不予立案，认为这是单位内部事务，而炎黄春秋原顾问人员到法院状告伪炎黄春秋侵犯他们名誉权之时，法院还是不予立案。
从媒体到法院，高层党组织已通过自己的体系进行了协调，让炎黄春秋杂志社原班人马投诉无门，只有屈从认命。
习上任之初，强调依法治国，而现在，人们看到的，却是依党治国，法律成为党组织的一条绳索，可以玩任何对手于权术圈套之内。
为什么高层对炎黄春秋如此畏惧？当局畏惧的当然不是炎黄春秋杂志，而是这份杂志曝光的中共历史令人不堪的真相，而这些不堪，仍然在重演，在继续，在为害国家民族。封杀炎黄春秋，让伪中共历史红色传统仍然可以高歌伟大、光荣与正确，中共的历史是当代当政者的隐秘的后院，后院的丑陋不可以公然示人。
这样看来，习近平本人也只能屈从中共的利益，而不能守护自己父亲的名誉，习父仲勋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他只能背弃父志，听任或纵容手下强夺他人文化财产，制造非法事件，党的形象与利益高于一切，高于法律与公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