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左）
哈维尔：致亚历山大．杜布切克（Letter to Alexander Dubček）
作者：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原作
布莱恩（A. G. Brain）英文摘译
曾建元 中译
中译前言
一九六八年一月，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出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他是类似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开明共产党领导人，主张人道社会主义，并推动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改革，不幸在八月二十日招来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华沙公约组织各国五十万大军的联合入侵，但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国会仍勇敢地祕密召开，决议支持布拉格之春，并谴责苏联侵略，为历史留下纪录。一九六九年四月，杜布切克被迫辞去第一书记职务，由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áv Husák）接任，杜布切克虽然维持政治局常务委员职务直到九月，事实上，在辞去第一书记后，他已遭到软禁，在公开场合中消失了。
在杜布切克被软禁期间，哈维尔于苏联入侵一週年之际，私下写了一封信给杜布切克，信的主旨，则是鼓励杜布切克坚持改革理念，不畏权势，不计成败，忠于良心，以诚实的政治人格为民族和国家树立道德的典范，他深信，任何一个纯道德的行为，虽然不会立即产生看得见的政治效果，但随著时间的推移终将逐渐产生一定的政治意义。这封信充分反映了哈维尔的道德政治观，基于这一信念，他自始至终乐观地看待一切召唤人们良心和感动的行动。这封信，既是当年三十二岁年轻热情的剧作家哈维尔对于党国领导人杜布切克的一种戏剧性的期待，也预告了哈维尔日后投身政治后对于自己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期许与定位。
对于哈维尔关于处理变局的各种建议，杜布切克选择了沉默以对，消极地表达了对于苏联入侵的抗议。在被罢黜以后，他在国家秘密警察的监视下，长期在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郊区的一处伐木所工作。一九八八年八月，捷克斯洛伐克爆发纪念布拉格之春的群众示威，次年十月，捷克斯洛伐克再度由学生引爆群众示威，深受人民怀念的杜布切克复出成为精神领袖，哈维尔则率领反对运动公民论坛（Civic Forum）代表团与共产党展开圆桌会议谈判，共产党被迫同意修宪实施自由选举，天鹅绒革命于焉宣告成功。共产党于一九九零年自由选举失利后垮台，哈维尔打算推举杜布切克接替胡萨克出任总统，但为杜布切克谦辞，而全力拥护哈维尔继任，杜布切克自身则担任联邦国会议长，在一九九零年七月后的国家民主化重建工程中与哈维尔总统并肩作战，携手合作。
一九九二年杜布切克于一场意外的车祸中过世。他和哈维尔前后辉映，不仅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作出重大贡献，更以身作则，使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的品格获得提升，而受到世界普遍的尊敬。
本文英译文收录于保罗．威尔逊（Paul Wilson）选编之哈维尔《公开信──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九零年文选》（Open Letters: Selected Writings 1965-1990），1991年美国纽约艾尔弗雷德．克诺夫（Alfred A. Knopf）出版公司出版。本中译文为中文世界首见译本，谨为纪念布拉格之春四十八周年而译。
英译前言
《致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是日期标示于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的一封私人信件，时间约当苏维埃联盟领导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年之后。在稍早的四月，杜布切克辞去了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并正式提名了古斯塔夫．胡萨克继任其位。在八月，杜布切克仍然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但在苏维埃入侵一週年日到来之际，他就面临了与日俱增的压力，要他否认他在布拉格之春期间所曾经拥护的各个计画。在《来自远方的拷问──哈维尔自传》（Disturbing Peace）一书中，哈维尔说道：｢我知道他收到了这封信，他怎么想我就不知道了。他很快就无声无息地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没有背弃自己的事业，但也没有体面地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事实上，他在一九六九年九月被赶出了政治局，在接下来的一月，他被开除了党籍。
这封信在捷克文中的面世仅在勒姆．普瑞坎（Vilém Prečan）所编辑的《瓦茨拉夫．哈维尔：不同的目的地：一九八三至一九八九年文集》（Václav Havel: Do různých stran; Different Destinations: Essay and Articles, 1983-1989）一书附录。这是第一次以英文出现，由布莱恩（A. G. Brain）摘译。
亲爱的杜布切克先生：
我不知您是否还记得我：一年前，我们曾在一个作家和政治人物的小型聚会中说过话。不管我知不知道您是否知道我是个作家，或者您是否将我所期待的展读这封基于我的坚信所诚挚表达的私信，在经过长考之后，我决定写信给您，因为我相信，这是此时在我有限的可资利用的范围内的唯一的方法，──使我能为这我所居住以及我能以其语言书写的整个国家所做的一点重要的事。除此之外，由于您向来信任人民的作风（往往过了头），我或许可以期待，您将不会以这些日子以来针对种种未得到官方认可事物而来的偏见敌意，来看待我所说的一切。
不需要有经验的政治观察家（我肯定不是），就可以瞭解这几週或几天内所发生的事情，此即最高的党（也就是国）领导同意了苏维埃的干涉，并且毫无保留地认可了苏维埃对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说法。不需要太多的经验，就可以看出官方现在为我们所准备的宣传的整个用意，即基于意识型态，将干涉后的政府政策，转换为在政治、意识型态和道德上的臣服，而进入最后的阶段。虽然基于人民、知识界和领导阶层裡的某些力量等不同部门的压力，而争取改变政府这一令人不耻作为的希望现在正逐渐渺茫，所有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以及世间众生），仍旧把眼光放在您和您的同志们身上，期待在这此刻见到您们能表达立场而有所作为。
从人本的观点，把如此需要勇气的决定，加诸在单一个人的肩头上，可能是不公平的，但这却非常重要，因为您此时此刻的作为，正是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所持续期待于您的。说来似乎很夸张，但不论我如何看待它，或我怎麽对人说，我瞭解到，对我们而言，对于有意义的未来的某种希望，乃是寄託于您所採取的立场。我对于这一切的认知，也就促成了我当下写信给您的动机，藉此，我要向您申诉，用我所能找到最紧急的方法，是不想让那些把最后的希望集中在您身上的人们感到失落。同时，我要声明，我没有权利去指使您，而我也无意去扮演「国家的良心」。我的目的就只是为了让您拥有有别于现在满满包围您的观点和论证的个人的沉思，强化您内在的确信，避免可能臣服于有力的外在攻击和有力的内在怀疑。我向您申诉，因此，并非表达不信任，而更多是基于信心：若不是对您的判断和诚实有信心，我可能永远不会下定决心要写这样的信给您。
对我们两个民族而言，您象徵著我们对于更美好、更体面和更自由的生活的希望。对世人而言，您又是捷克斯洛伐克「人道社会主义」实验的象徵。人民视您为一个高贵、诚实和有勇气的人：他们把您当作是一位为正当的理由而奉献的政治家。他们喜欢您诚恳的眼神和友善的笑。他们相信您不会背叛。所有这些事也都平等而明显地指向那些尝试在苏维埃的枪保护下修复旧秩序的人们。那就是何以当前他们可能的目标之一，是要诱使您不只向他们的意识型态低头，也要为他们的政策背书。我不知道这是否为真，但我听说，他们曾有意以您自己的政策，将您交给首席检察官。若然，这该是第一次，您为以破坏那些政策为目标的行动做公开的背书了。
您必须不惜代价避免这一结果。这已成了攸关您个人荣誉、骄傲和尊严的一件事。现在已迫在眉睫。这是为了所有信赖您的政策、以及现在沉默，却把您当成他们最后机会的所有人们的荣誉和骄傲，他们希望您能挽救捷克斯洛伐克的实验，以及唯有您个人能做的，现在唯一可以挽救的事：自尊。
为什麽您的对手们真是够了地要寻求您的支持：他们想要利用您清白的名声来掩盖他们肮葬的行径，而通过您，可以用政治远见的饰面薄板，去超越仅仅是由于他们的无能为力所造成的问题。在此同时，他们想要公开地让您失信又受辱，剥夺您让他们痛恨的一切，以及让人民对您不再信任。他们想要让您屈膝的欲望不会那麽简单就得到满足的，因为您不再有权力了；他们要的更多：他们想要您丢脸。更甚者，他们的所做所为还集中在更恶劣的事上：冷血地企图要把人民最后的希望毁灭掉，在他们的心中种下深沉的绝望、冷漠和怀疑，这些都是处心积虑地为了他们施加权力的需要。他们的目标很清楚：要针对使您得以超越他们的任何一切进行报复；把您从人民的心中抹去，和利用您去操纵这个国家。（而这些作为，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找到理由，把您送进大牢。）
我可以很轻易想像您的对手将如何争辩。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他们将很可能会利用您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强调党、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利益。他们将会诉诸党纪。而且他们将会要求所有的一切，都是以对您而言最为心爱而且为此奉献一生的事情作为名义（这与训练有素的共产党人威逼下的自白何其相像，而其目的，就是要混淆大众，使他们轻信这一终极的指控！），无庸置疑，他们也将设法去利用您对我们民族利益的负责任态度，争论假使您不愿像一向所被期待般地作为，您将会激起更多的危机、破坏巩固的过程，和将国家抛入无秩序乃至于内战；您将招致更多的干涉、集体流放，更可能遭到苏联併吞；您将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民的生命遭遇危险，而他们对您的言行毫无兴趣，只想在和平中继续工作。
［……］
但不论对您而言多麽地辛苦，您绝对不能对那些譁众取宠的论调让步。记得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š） 在慕尼黑（Munich）的时候所面临的两难。在那些日子裡，不是危言耸听的，国家有著即将被灭亡的真正危险。就在那时候，是您，一个共产党员，坚持劝说投降，正确地认识到事实上的失败不必然是道德上的失败；道德的胜利有可能随后成为事实上的胜利，但道德的失败，则永远不会。
一旦您坚持您自身的真理，您就有可能成功打击现在党领导的政策，但不会动摇到您的政党。相反地，假如您採取了党的立场，您就会长期得到最好的侍候。而只要您能够证明，谎言和不名誉不必然是共产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您将在党内把希望带回给人民。您的作为可以脾益于损伤当前党领导中的某些人的威望，但您却永远不会损伤共产主义及其理想。事实上，您要修补共产主义的唯一希望，是去显示共产党员是有原则的，而且能够把真理放置在党纪和党中央的期望之上。但假如您宣布放弃，您将会损毁共产主义而非其他；您将会再一次证明，诸如真理、荣誉、自由等价值，在您的党和运动裡面是无意义的幻觉。
当然，我知道，在党领导中，对于即将来临的计画及其客观情境毫无氛围。儘管如此，我仍然尝试去思想可能的替代方案，就像它们出现在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我的面前。
您所能拥有的第一个选择，──我推想已经押在您身上了──，就是去展开一个彻底的自我批判，认知您领导的失策和疏忽，完全替苏维埃对事件的诠释来背书，承认您未能掌握诸般事件的深层意义和方向，您忽略了您的责任，因而在您高调谴责苏维埃的干涉时，成了反革命力量的打手。您应当在接下来的时程中强调，您已经了解此一操作的难以避免，即在事实上承认，我们必须感谢苏维埃的领导们，为了他们的｢互助｣（fraternal assistance），而运送坦克到这裡来维护我们社会主义的成就。
要「基于党的利益」这麽做，则势必要否定您的自我、您所见到的真实、您的确信、您的工作和您的理想。您的个人成就将受到贬抑，同时也将背叛所有因您的名字而结合的希望。您将自取其辱，深深地伤害知道事实真相的大多数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您将剥夺人民最后的确定性，他们最后维持的理想，他们对于有关人类荣誉、有为有守的意义、更好的未来，以及为共同体牺牲的价值这些种种信念的最后痕迹。这将使这个国家陷入道德的困境，使人民丧失更高的价值眼界，导致自私、屈从和野心的增长，与对他人命运的漠不关心。
在这样的道路上，当然，你应当要更加坚持现在的党领导地位，但这却要付出对于我们民族道德肌理的恐怖摧残而可能需要花上整整一个世代才能复原的代价。这相当于民族自尊心以及共产主义信仰的最后残馀的摧毁。您有可能被允许至少在一定时间内坐在某些国家或党的职位上（虽然没有真正的政治影响力），但我们的国民将会谴责您是在捷克或斯洛伐克政治上史无前例的叛徒（至少我现在还没想到有哪一个例子是哪一个人积极地宣示同意以军事干涉的政策来撤销先前的政策的）。
另一个公开在您面前的选择，是保持沉默。您将不进行自我批判，您也不去争论赞成佔领的决议。您只是单纯地对这一决定低头，从而当他们到来时，採取相应的动作。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务实的选择，但谁敢说这不是一个可能的发展？您很可能很快地就从所有的公共职务而非仅仅位居第一的位子上被罢黜，而且极为迅速地和无端丑化地一如大恶棍般地遭到谴责。然儘管如此，您在人民的眼中，也不会更加好过。虽然与积极地赞成佔领相较，这将不会引起更多的震盪，您的沉默却将使您得到普遍的臭名。您既在何种程度上也伤害不了党的领导，您有意的自我欺骗和跌伤，就像帅克（Švejk）一样 ，通过历史，也将最终导致如同第一个选项的道德危机。
第三个选择适合于您──我推荐这一个，而且我相信多数的人民所期待于您的，就是这个最困难的。这意味著抗拒一切加诸在您身上的压力，以及一再清楚地公开和真实地揭露您的计画、您的政策，以及您对于布拉格之春政治改革的理解。您应当要清晰地强调您的信念，即民主化的过程，不会威胁社会主义的存在，相反地，将会揭示对于改造的承诺。您也应当要针对苏维埃的干涉，公开和真实地声明您的立场：在民主化的进程中，您向来视之为不正当的干涉；虽然在此同时，您在军事侵略初期所发出的惊讶，您所谴责的高度不正义行为、背叛和非法，则在随后被修正为接受军队在场的现实，并且寻求一个政治解决，使国内情境和国际关系，都能巩固在此一「现实」的架构当中，而不再从您所深信的干涉是不正当的主张中撤军。换句话说，这是要您说真话，保守它，拒绝颠倒是非。
如果您依此一强烈要求却也是最为自然不过的方式而作为，将会发生甚麽后果？
除非您的声明成功地把议程中的若干问题排除掉──但这却最不可能：佔领将会获得中央委员会的同意，随即您将会被逐出中央委员会，很可能，连同共产党的党籍，但很多人仍然会继续支持您，儘管您将会如同近日弗朗蒂塞克．克里格尔（František Kriegel）医师 一样地受到高度不堪地丑化。这将严重打击党的领导及其政策，因为您将证明他们毫无原则的扭曲事实的罪行，而这根据任何的政治战术，都是不可原谅的。您将会严重伤害当前所认知的巩固过程。最可能的是，您将会引发一个新的「危机」，因为在您的支持下，骚乱可能爆发，攻击可能被号召。然而，最终，某种平静将会回复，而骚乱也会平息，在数週内，所有事物都会沦落到我们不难想像的状态。
您的行为，因此，对于当即的情境没有具体的效果；相反地，还有可能被利用去正当化更进一步的镇压。但这都将微不足道，只要我们为了我们两个民族的社会和政治命运而对您的行为提出了无法测度的道德意义时。人民将会理解，一个人的理想和风骨是有可能被保留下来的；人可以挺住谎言；有值得奋斗的价值；还有值得信赖的领袖；只要牺牲者凭靠尊严去承担失败，就不会有政治上的失败可以证成完全的历史怀疑论。您的行为，将会在我们面前树立如同最近杨．帕拉赫（Jan Plach）所为的伦理之镜，虽然您所做所为的影响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期间。对许多公民而言，您的行为将成为他们自身作为的标尺，像一个指南针指向有意义的未来。纵使您被隔离生活，您将不会被遗忘，而您的存在，则将是那些企图在佔领中获利的野心家们眼中的砂粒。您将会提升捷克斯洛伐克在世人眼中的声望，而且您将成为共产主义运动诸多更为具体层面中活生生的一个象徵。在若干年后（特别当苏联共产党领导更迭），无疑地，您将复出──宁静地，毫无悬念地，终将成为共产党内的典型──因为历史不会静止，而且时间必须最终将您平反。当为了再次尝试，──更加缓步地，也许，但却也更加始终如一地──弥补一九六八年未能成功的努力的机会涌现，社会或将针对这一巨大的道德和政治潜力进行建设性的利用，──就因为有您的屹立不摇，这一潜力保持著活力，继续到产生影响力。
[……]
是的，我了解，提出建议对我而言并非难事，当我没有站在您的立场和不具备您的责任时。但我一想，作为一个剧作者，我能──如果您允淮我──进入到您的生命裡，至少到某个程度。我想我能理解您的思考方式下的某些东西、您的问题、您的苦、您的态度、您的知识和政治传统、关系、偏见与感受。
儘管如此，我所能推荐给您的唯一课程，──不幸地──，就是最艰难和最危险的：真实之路。
在另一方面，讲个公道话，我必须说，我深信您在现在情境下的耻辱，必须有人分摊。不幸地，在此，存在著某种程度无情的历史正义，事实上正要求您在这麽一个困难的情况下做出决定。我忍不住地召回去年八月您从莫斯科（Moscow）回来时我个人的反应。虽然我被您所承担的肉体与精神压力所震动著，也深深地体认到情境的複杂，更从没有一刻怀疑过您用心之笃诚，然我还是确信，从《莫斯科协定》（Moscow Agreements）签字的一开始，您就犯下了恐怖的错误，而使您最后迟早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我的预测不幸成真。《莫斯科协定》事实上不过是延后了对于干涉必须回答是或否的时刻。迴避这一问题，会导致一个暂时的事物状态，却永远也不会是一个长期政治解决方案的起点。精神分裂的紧张状态在干涉后的头几个月出现，而迟早会结束，在新的衝突中，或是更可能地，在完全的投降之中。我并不谴责推迟：在对的地点和对的时间，它可以成为有效的武器。在这个案例裡，无论如何，在此，我认为您的错误的症结，是在推迟中把捷克斯洛伐克陷入到一个恐怖的不利益中。这只能反对您。只要某种形式的「不」于那时在您一方被提出（比如要求在签字之前徵询国民），就可能会获得某种具体的政治成果（事情将在您的偏好下发展：预谋的党内政变流产，对于干涉的政治支持不再，苏维埃的领导出现障碍），当状况越来越不利于您，延迟给出的一个清楚的答案，乃仅仅意味著延缓时间，所以现在，您的任何｢不｣，只能具有我曾经提及的长期效果。
这是可理解的，《莫斯科协定》事实上是您自我欺骗的工具。因为他们并未清楚和毫不含糊地对干涉说好，他们提供给您的是成功的错觉，在此同时，他们还为了确保最终毫不含糊地必定说｢好｣，从召开被取消的第十四届国会开始 ，一直到展开签署佔领条约的磋商为止，进行了所有的铺垫工作。《莫斯科议定书》（Moscow Protocol）为那些在您保护下的逆行结构的不受干扰和完全稳定争取了时间，而目的却是要吞没您；这些逆行结构没有一个在去年八月时存在，有也不可能做甚麽。去年八月，您曾经能够信赖的活力单位的精神与组织的逐渐瓦解，是以您的名义和在您的庇护下设立的新结构的自然的和深思后的结果，这些新结构的用意，是要剥夺掉您所有重要的权威与权力来源。
请理解我：我这样说不是为了要反控过去和显示后见之明。我没有这样的意思。依您当时所为，根据经验便可指出，您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而且可以和应当做得更好。但这已和现在要谈的无关，我之所以提起，只是要指出，围绕您的决定的困难状况，并不是天然灾害，而是逻辑上发自于您过去的政治决定、意图和错觉。（当然，经过我的一番深思熟虑，换做是我，我就不会触犯您八月之前政策上的某些严重错误，因为那出于有关苏维埃领导的常识的信念太过天真，缺乏对于现实的评估。而这本有助于「人民」运动的强化，转移军事干预的危险，或至少使它更加困难。）您推论的公正，以及您的用心之诚，不幸地，并未减轻您所要分摊的责任：它来自于政治计算的结果，而不是出自善良的意图。
［……］
因此，真的只有现在，当您必须对于您的行动做最后的考虑，以及揭露甚麽是您真正想要在运动之后表述的，致命的时刻才算来临。经由您现在所採取的立场，您要不是将使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进程如同一个无可避免的错误而被注销，就是採取大胆、危险和困难的步骤，以重新确认其真理性，作为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来源，而这对于您挑战贵党的权威、您的运动和您的同志们，都是颇为可贵的。现在的问题是：是否您和您的同事们所有的失算和失误，都将会被您决定以一千倍的代价赎回，用信念支持，但也将您的未来置于危险之中？或者，您是否甘愿以您的生涯甚至您的生命作为赌注，赌去年的实验，在人民的眼中，是否不过是一个令他们因此而无端受害的巨大骗局？
在您身上，这一点是可能发生的：容我恳求您洗去我们所有人的罪愆，成就一个具象徵性和救赎性的牺牲，而这是我们的民族自身无从以非象徵性的方式做到的。也许您在想著，那些期待您牺牲的人们，只是想推卸责任，而仅仅要利用您去让他们自己安心。
从许多面向来看，您这样的想法是合理的，但这并未改变此一事实，即您必须依人们的期待行为。一个政治人物──就此而言，任何一个社会菁英，──不能仅仅是一个社会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同时也是其政治人物与菁英的「功能」。这些菁英在社会中行动，和动员他们所能在其中动员者。懦弱的政策鼓励社会中的懦弱；勇敢的政策刺激人民的勇敢。我们的民族有一种与懦弱和勇敢行为有关的能力，表现在神圣的激情或自私的冷漠。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有英雄般地战斗和不怕丢脸地公开指责他们的邻居的能力。在某种时刻中，无论在社会之中或个人之间，哪一种习性会出现，绝大多数依赖政治菁英创造的情境，在人民面前的选择，和其所能鼓舞于人民的特质；简言之，即依赖于菁英的活动和示范的刺激。这就是为什麽政治对于那些从事者的人格和道德品质要提出巨大的要求。更有权力的政治人物，也就相应有更多加诸其身的要求。
如果今天的政权主要允许自私、懦弱和名利的发展，如果它将权力相当程度上精确地立基于以上的特质，而现在它则更加依赖于您，特别是去证明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又或者共产主义运动，是否能提供另一种行为的模式，以及动员人民和社会中其他更强的力量。不论任何情况，今天您之所以处在如此困难境地的理由之一，是因为经由您的政策，您──基于良好的用意，当然，──使社会多数部门几近自发形成强大和史无前例支持的系统性复原成为可能，因此，人民能够与您为了共同目标、无视危险地一起工作。有人相信党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领导角色，然您自愿的行为若基于那些信念的精神，则将会大量地剥夺我们普通公民（他们绝大多数都不是党员）自我决定的力量。现在，您正处在一个情境，您可以扮演自己主张的领导者角色，而且更多的正义感您也确实拥有，这都使您有责任，以我们的名字从事另一种有意义的行动：不是行使权力，而是反对它。
您的面对的任务是再也清楚不过的了。如果您相信，一九六八年在您的领导下，您试图人性化和民主化社会主义，并且使它与欧洲工业和文化发达国家的情况一致，是一项正义和正当的实验，合乎人民的意愿，亦无碍于他们的生活水准，而且假如您确信，一九六八年苏维埃联军突然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不正义且不正当的对于实验的干涉，则您必须清楚地这样说出。您必须如是说，无视于将招惹当前共产党领导的巨大困难，将个人的出路置之度外，甚至无视于您因此而将招致的政治处境。如果您不，您则应当去说反话，然则这可能将导致破坏性的结果。
［……］
我并无意自居为人民的发言人。但如果今天任何事情都是肯定的，今天多数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准会认为我所做的就是。在其他地方可能很难想像这种情形。事情的本质很简单。您，无论如何，是处在极端複杂的各种压力、力量和观点的中央。这一点却正好可以让您走出黑暗和紊乱的森林，找到我们可称之为「单纯作为人的理由」的光明。每一个普通的、正派的人，都会想到这条路。一个政治人物达致真正的政治成功，只需要单纯地做一个诚实的人，而可以把关系性的政治考量、分析、计算和行为的複杂网络都摆在一边的时刻已经到了。在非人性化的政治操纵架构下，这一突兀的人性基准主张，正可以像闪电照亮夜色。真实再次突然呈现为真实，理性是理性，荣誉是荣誉。
亲爱的杜布切克先生，在即将到来的几天和几週内，我，和无数的追随我的公民们，将会一直为您著想。我渴望，也将期待著您的伟大事业。
您至诚的瓦茨拉夫．哈维尔
一九六九年八月
民国一○五年八月三日中午十二时半 台北晴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