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高压下，宪法规定的集会游行不被允许，心怀恐惧的人们形同羔羊，在污染空气里苦熬。
你们大概猜到这期专栏我要写什么了，嗯，中国的雾霾！此刻我正在东京的蓝天下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而我的妻儿和友人却在北京吸着雾霾。
“厚德载雾，自强不吸”，这是近三年来中国很多地方空气污染的真实写照。仿佛天罗地网一般，无处可逃。北京市长两年前的“提头来见”被他自己解嘲为笑话，也被老百姓看成是一句屁话。
三年前，雾霾初起时，多数人是不在意的，街上戴口罩更少；之后霾意加浓，少数人开始在意了，街头和地铁里戴口罩多了起来；今天，雾霾成为新常态，戴口罩的人未见显着增多。相反，各种调侃各种段子纷纷出笼。然而，没见人上街抗议，也未见人民代表有提案。
是的，这就是“温水煮青蛙”效应。政治高压状态下，宪法规定的集会游行是不被允许的，胆敢违反者、譬如许志永等就被抓进牢里去。心怀恐惧的人们形同一群沉默羔羊，在污染的空气里苦熬。
自救措施倒是有一些。在经济下行的大局下，空气净化器却一枝独秀，近几年销售火得一塌糊涂。然而悲哀的是，除了高级赵家人之外，无人可以一直待在空气净化器里面。
更为揪心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就要生活在霾天之下。将来他们会获得一个代号“雾霾一代”、“雾霾二代”…..直至专家所言的30-50年后雾霾被治理好。
两年前我儿子所在的学校，就有家长强烈提议自购空气净化器安装到孩子们的教室和宿舍里，校方从未回应。就这样让这些祖国的花朵和未来边“吸毒”边读书。一想到这些，我就受不了，这是个怎样的政府和国家呢？只能得出结论：他们已经不在乎未来了！
他们已经不在乎未来了。这是中国当下很可怕、也是很真实的现状。他们这帮赵家人以及赵家人的跟班，很多都将妻儿送到海外去了，所以他们不用在乎中国的未来。当然，大概也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们知道历史欠账太多，问题积重难返，譬如癌症晚期，任何神医也难回天。况且他们还是一帮庸医！
政府不作为，民众也不反抗。民众不反抗，政府当然不会作为。任何权利都不是恩赐得来的，都是要靠抗争获得。无抗争无权利。这是人类从洪荒时代走到文明时代最重要的一条经验。霾国当政者在野时就是靠组织抗争起家的，因此主政后坚决禁止并铲除一切组织行为，将一切可能的危险扼杀于苗头。社区自治搞不起来，NGO组织难以生存，集会游行更是难被批准。这些和组织相关的东东，在霾国都被视为危险。
更令人气绥的是，霾国里盛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病人，他们吃着地沟油、吸着雾霾，操着中南海的心。自己生活在此等恶劣环境下，还见不得别人发几句牢骚。这种人以前叫“自乾五”，最近又获得一个新外号“精赵人”（精神上自认为赵家人）。譬如阿Q当年向外自称姓赵，结果被赵老大爷知道后叫过去扇耳光并训话“你也配姓赵？”。
还有另外一种人也非常可恶。其中就包括删贴员，很好奇他们删除反应他们心声的帖子时的心情，天下之大、市场经济，难道不吃这一碗饭就会饿死么？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无法原谅我的一位研究生同学，当年任职中宣部的他为了向上爬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指责戈尔巴乔夫，称他推行的“公开性”政策和“新闻改革”导致舆论失控，是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主要推手之一。他在文末说“现在有人攻击中国的新闻制度，鼓吹媒体民营化，这恰恰证明我们的制度是正确、有效的。他们的用心不言而喻，就是想让中国走苏联的路。前车之鉴不远，我们不会上当”。
今年一月底，供职于宁波市委宣传部的年轻干事徐岚在《求是》杂志上刊登题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的文章，说“高校老师通过微博、微信传播西化思想已经不是个例”，并指责“贺卫方大谈宪政，陈丹青美化美国”。随后社科院的朱继东在《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杀气腾腾”的文章——《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要敢于拔钉子》，声称“要真正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敢于拔钉子，对那些经常发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教师要坚决清除，才能真正惩恶扬善，迎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崭新春天”。
以上三位“精赵人”，和一般的“自乾五”还是有相当区别的。他们身居要害部门，其言论足以使被批评者丢掉饭碗、甚至去吃牢饭。而他们因此获得奖赏，升官发财。
我曾经在信力建老兄组织的饭局上说“中国就是一个大猪圈”，猪们每每感恩于生存环境的一点点改善：窗户开大了些，猪圈清洁了些，猪食可口了些……。其中的逻辑就是：你有饭吃就该感谢主人之恩，如果生活环境还能改善一点，你就该三呼万岁。否则就是不服从者不得食。信力建老兄作为民办教育企业家吃好喝好还不听话，今年8月果然就失去了自由。
吾国以前因为英文“CHINA”被称为“瓷国”，寓意表面光鲜其实易碎。如今则遍布迷雾，令人看不清前路，真得只能摸黑前行了。因此我改其名为“霾国”。雾霾深沉，大家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