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现状：
中国传媒的性质是由中国的一党专制的性质所决定了的，没有言论自由是全世界所有目共睹的。在这种情况下探讨中国传媒的现状，一方面是没有言论自由，另一方面却也应该正视它的某种“进步”，当然这是跛足的“进步”。是各种社会和思想压力不断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关系各方面多重搏弈的结果。
今天中国的传媒并不是完全没有自己的声音，但真实的声音仍然稀少；中共对传媒的控制既表现为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系统的\”管制\”，更表现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控制，而后者作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思想上以\”党性\”为根本要求，在组织和人事安排上则以中共内部系统\”自己人\”为基本资源，于是，中共对传媒的完全控制得以实现。要改变这一现状，中国还需要走很长的路，民间所要做的事情也还相当多。
中国传媒进步的主要方面是众所周知的由互联网带来的传媒革命。这个进步是中共过去意想不到所以它一直要封杀的。但事实证明，它可以封杀自己那部分的\”主流媒体\”的不同声音，但对互联网的不同声音封杀，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做到了，但它不能进行根本的封杀，除非让互联网消失，这个新兴传媒的本质是\”自由化\”，这样它基本上就作为信息专制的天敌而存在了下来。虽然，分散的信息和自由言论同样决定了互联网并不就意味着真正的政治上的言论自由。
我们在看到中国言论比过去有所改善的时候，同时也还看到中国的\”言论自由\”并没有本质的改变。真实的声音仍是被淹没了的。中国一党专制的实质注定了这个它对传媒的\”挥剑问情\”统治。新闻出版总署作为中共钳制媒体自由的臭名昭著的\”官厅\”打手，是在中共宣传部控制下的直接执行者，早些时候的新闻出版总署对章怡和的\”封杀令\”可见一斑。作为这个国家\”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除了思想政治即传媒方针上必须听宣传部或新闻出版局的外，经济上还又必须听市场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因此而产生的所谓传媒界的\”异议\”更多的带有\”行业\”和\”圈内\”色彩，而不具备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力。
中国传媒的整体沉沦使它已基本沦为只认钱不认人的娼妓，正是因为传媒的真实和批判性的缺失，使中国的传媒界在老百姓心里的可信度和公信力大为降低。传媒界的众多丑陋现象时有发生：假新闻、广告欺诈、新闻贿赂（接受红包）、以及个别的以披露\”暴光\”阴暗面要挟诈骗钱财等，都不同程度的出现。更不要说传媒内部的拉帮结派，分力山头等类似黑社会的现象，即使是中国号称一流的媒体这些现象都不同程度的存在。
\”进步\”的双韧剑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传媒同其它文化产品一样成为中国人文化饥渴症的替代品而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中国传媒的\”好名声\”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典型的是那时都市类报纸的副刊吸引了当时对文化生活特别饥渴的市民，也给当时的社会生活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到90年代，中国传媒迎来了它飞速发展的时期，它们大多最初以\”商业\”面貌出现且带有一定的民间性，随着广告收入逐年增长，最后成为地方传媒集团的主干。
如果说中国传媒的发展也是中国的一种进步的话。那么这些进步是众多原因推动而成。除了大的社会环境的演进，我想最主要的是因为媒体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作为信息载体和传播者必须有新东西才能吸引消费者，传媒求新的特质规定了它在人们进行信息消费后还须要有更多的文化消费或思想消费，这样，传媒的\”一元化\” 的作为中共政治传声筒的作用开始有了改变，除了单纯的党报外，有了更多的市场化的报纸；除了单纯的\”最高指示\”外，有了更多的其它内容，但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与中共有关并受其控制。
在对政治和社会的直接影响上，中国传媒并没有走在前面，但由于市场化的作用，作为一种声音和\”表达\”，它试图浮现自己的声音并产生自己的影响力。它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的灵活性和\”个性化\”的内容（它与\”自由化\”相区别），如社会报道范围的不断扩大、政治边缘的\”擦边球式\”的报道、越来越多的社会评论、时政评论以及部分思想政治评论等，类似这些倾向在南方的一些报纸比较明显。
个别媒体如《南风窗》、《南方周末》等，已经是中国绝少能够\”有所表达\”的前卫和尖锐的媒体了。然而，隶属于\”传媒集团\”的类似的\”尖锐\”或\”准尖锐\”媒体，首先在经济上没有自立，在思想意识形态上虽有异议，但其基本路线是走\”中间偏右\”的道路，\”中间\”是主流，而\”偏右\”则主要体现在思想上，这种路线在遇到\”图腾和禁忌\”的时候则一般会刹车。如不刹车则上级会叫你主动刹车，否则就只有走人。
以上媒体的大大小小不计其数多次整肃就说明，中国言论自由的进步并不是那样大。但它对社会的影响作用体现为一种间接作用，对中国真实的表达也体现为一种间接\”表达\”，它不是不去发现，虽有\”发现\”（如\”黑砖窑\”事件），但却不能直接“表达”，它必须经历\”表达\”和\”掩盖\”这样的搏弈，能够侥幸取胜的例子并不是很多。
中国传媒的进步的积极意义我以为应该是中国记者和编辑们对\”既定方针\”的突破，这样的突破不是很多，但却可歌可泣，如师涛等人所表现出的那样，大义凛然和无数畏惧，但毕竟这样的传媒人在中国还是太少，它不是当下中国传媒的主流。中国传媒的主流是\”随大流\”——那就是上面的\”安排\”和\”定夺\”：记者们可以有\”不和时宜\”的采访，但用不用你的稿子却是另外回事，编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思想\”，但采不采纳的关键也在上面。除了事前的预警，还有事后的处罚，在此情况下为保住饭碗，绝大多数传媒人都会噤声。
中国传媒的一定的\”自由度\”来自社会现实的压力：以传媒中的报纸为例。一方面报纸受到新锐媒体如互联网及电视的冲击，一方面又老气横秋，来自\”官厅\”和宣传部的不断\”干扰\”使报纸的真正优势并没有真正发挥出来，而言论和言论自由本应是报纸的优势。于是，为生存和发展计，压力也开始变成了一种动力，那就是必须改变报纸的\”脸面\”。从形式上\”好看\”，现在中国的报纸已比过去\”好看\”些了，\”路边\”和\”花边\”新闻都很多，能够吸引\”引车卖浆之徒\”，内容不是没有改变，但这样的改变很少。改变内容并不是传媒自身可以做主的。
中国言论的\”一定自由度\”因此只能体现在技术上层面上。因为传媒业作为一个产业毕竟要生存和发展。当不自由的\”管制\”遏制了传媒的生存和发展时，管制方和被管制方则会产生一种搏弈，传媒界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会产生一种冲动（如果不是迫切需要的话）。当然，作为本身就是\”体制内\”的高级总编辑或执行人来说，类似的与上级的\”冲动\”大多会以大家\”一团和气\”结束。即使面对来自基层的强大的压力（如《新京报》等曾经发生过的类似事情），高层首先就会妥协，这是由他们身上的\”体制\”特质和经济利益所决定了的。这样的冲动是技术层面的而不是思想层面的。
如果说中国传媒也具备一定的\”公众性\”和\”社会性\”的话， 那它却基本丧失了本应具备的\”独立性\”。一个地方可以有不同的\”报系\”和\”集团\”，但内容基本雷同（尽管不是全部），报道同一事件不奇怪，但有时连标题都基本雷同，则对中国的传媒是一个不自觉的讽刺。这种只有技术没有思想内容的\”进步\”使中国传媒很难作为社会事件和言论自由的代表。尽管在表面上中国老百姓仍视其为一种\”代表\”。
体制内外之说
中国传媒在用人方面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现实。所谓\”体制内\”指的是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便已加入传媒界的老员工，由于一般是\”改革开放\”前便已加入中共宣传队伍的\”计划内人士\”，有旧体制带给他们的一切福利待遇（包括住房等），有编制（与被招聘者随时可以被解聘不同），\”体制内\”的传媒人士是中国传媒界的既得利益者。由于他们绝大多数是所谓的\”红色贵族\”和\”红色贵族\”的子女，他们也一般是通过关系来到\”宣传部门\”来吃闲饭，尽管他们不做多少事，但却把握着\”主流媒体\”的要害部门，基本来说，是他们在决定在中国传媒的命运。
与\”体制内\”的不同的是\”体制外\”了。\”体制外\”指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通过招聘来到传媒界的人士。体制外的传媒工作者基本上只能挣点工资和稿费。最主要的是，他们劳动所得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的，是他们在充当着这些媒体的具体的一线工作，与他们劳动所付出的艰辛和业绩相比，这样的工资待遇并不是他们实际付出所应该得到的报酬。
现在，\”体制外\”的传媒工作者已成为中国传媒界的主流人群。他们的工资待遇与过去相比已有所改善。在传媒集团内部这样的情况比较明显。在中国内地，他们的工资可能居于中等水平，而中国传媒的\”准国家性质\”使传媒界仍是当地官员特别是文化官员的子女们谋职的重要处所，他们中有的尚有一定的能力，有的实在不敢恭维。
如果说今天中国传媒界体制内外的色彩或许不象以前那样浓重了，我以为这种说法可能主要体现在基层和基层以下的传媒工作者。作为被招聘的媒体人员他们的流动性也比较大，不象中层和中层以上那样稳定。但却是后者在主导中国传媒界的命运。一般而言，后者作为长期被中共洗脑并操作的传媒职业经理人（如果他们也算经理人的话），他们所要做的工作主要是保住自己的地位，希望能在\”体制内\”发展。他们并不代表中国言论自由的希望。同时，就中国文人的一般特质来说，他们也不一定就是中国未来传媒的希望。不然他们在\”体制内\”不会有自己的位置。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边缘媒体
中国主流传媒的日渐扩大化、集团化和和资本化的趋势，与中国\”边缘媒体\”的弱势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天中国的传媒以及舆论表达已基本（如果不是全部）被\”××传媒集团\”所覆盖，从江泽民时期到现在，各地的传媒集团纷纷出笼，成为了\”舢板捆起的航空母舰\”，由于基本上都成为了上市公司，资金对它们来说没有任何问题。几十年来，中国的主流传媒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在国内任何人和\”边缘媒体\”都不是它们的对手。
集团化对中国的言论自由进行了垄断，显然这并不是进步；但集团化带来的一个\”进步\”是传媒运作的\”规范化\”，它们开始按\”国际惯例\”办事（\”国际惯例\”按它们自己的理解和解释），传媒的运作开始走向一定程度的\”科学化\”，这样也使得它们开始具备某种活力而强化了自己的\”生存地位\”：如在报道内容上主要倾向于本地报道（本土化），当然这是由于新闻的现实性决定了的，它需要关注的（因此也被受众所关注）是本地读者身边发生的事。本土化诚然使中国今天的传媒比过去更具备了\”亲和力\”， 但同时也直接和间接的消解了传媒的思想性和批判性。
与中共直接控制的\”主流媒体\”不同，中共对\”边缘媒体\”的控制是间接的，由于\”边缘媒体\”的完全市场化，由于\”边缘媒体\”的投资者和经营者可以不是\”党内自己人\”，中共对此的控制比较弱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边缘媒体\”能和中共\”叫板\”。\”边缘媒体\”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没有这个实力，不但没有，而且往往在经济上捉襟见肘。
就象今天的中国\”中产阶级\”必然依附于中国的官僚和\”资产阶级\”那样，中国今天的\”边缘媒体\”也是依附于中共所控制的\”主流媒体\”的，政治上的依附已经弱化，但同样利剑高悬，\”边缘媒体\”既没有可以发挥的\”场地\”（它们所掌握的也就是一些广告或DM之类的小杂志或小媒体），也没有发挥的胆量和动力。\”边缘媒体\”在今天中国的地位也就是一个\”文化小贩\”的地位。它们对改变中国传媒的现状不会有多大的作用。
今天的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边缘媒体\”，如没有一份真正的民间报纸就是最好的说明。但中国的\”边缘媒体\”能够出现就是一个进步，它说明中国的传媒并不是没有发展，只是这样的\”发展\”是经济而非政治，这样的发展甚至可以给社会带来某种活力，但很长时间，我以为它都不会达到与中国\”主流媒体\”平起平坐的地位（这里我们指的主要是中国民间自己的\”边缘媒体\”，暂时没考虑外来传媒。）。
前景和出路：
中国传媒的出路不在传媒自身，而在传媒之外。1998年中国民主党的组建是根源于当时中国政府刚签定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现在，这个《公约》在中国已经10年了，中共仍没有打算实行它的迹象。这个《公约》对中共并没有多少约束力。最基本的是，如果要履行这个《公约》，那作为它的一个重要步骤的《新闻法》就必须提到议事日程。然而，《新闻法》现在并没有重新拾取和讨论，更惶论实行。
中国需要做的也可以做的是重新讨论和实行《新闻法》及相关法律。这是使中国传媒走向自由和规范的保障。履行《公约》还需要制定其它保重公民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具体法律法规，而使中国人民的人权和其它政治权利得以充分实现。即只有《新闻法》是不够的。
这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期。然而事实就是，如果没有这些法律保障，中共对一切类似的抗议行为都会视其为\”非法\”，从而使这些正常的抗争失去法律依据而被其\”绳之以法\”。希望在\”体制外争取\”，然而这个争取必然会遭到当局者的打压（在相关法律出现以前），体制外的争取同样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期。因为这个争取需要资源和力量。而后者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形成。
同时，\”体制内\”和\”体制外\”也并不就一定是铁板一块，中国的传媒也在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更在变化：现在看来，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形成还是那样缓慢，社会的和阶级的对立和矛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不是缓和而会变得更尖锐。面对这样比较复杂的宭景，中国的传媒也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