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丁盛于1985年11月15日写给上级领导的一封申诉信的附录。他在信中说：“仅凭我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一个晚上的谈话（马、徐、王就此捏造出的假口供详情见附页），就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据这假口供判定我密谋、策动武装叛乱罪，这与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我国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是相违背的。”为此，他对这一罪名所谈事实的真相作了自己的回忆。本文由《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的整理编注者余汝信提供。
- 去上海的目的以及76年8月8日与马、徐、王怎么见面的。
七五年我心脏病复发，遵叶帅的指示，从九月至七六年二月，一直在南京中山陵养病。讹传我不听叶帅招呼，去了上海治病，这不是事实。
七六年八月，军区八九月份要在上海、杭州湾搞陆、海、空演习──这是由总部批准，有各大军区及总部的人参加，军区领导也全部参加的活动。这样，我因工作去了上海。
七月三十日，我离宁经上海视察演习部队及附近海岛部队。八月八日坐了一天海船到长江口大小洋山，李宝奇（上海警备区政委）到那儿接我。抵达上海，李宝奇问我：“你来了上海，要不要告诉上海市委？”我说：“不要。”九点多，我在延安饭店准备休息，秘书陈长顺告我：廖汉生政委的张秘书来说：“廖政委明天请上海市的医生会诊，要我给上海市委打个电话，以引起他们的重视。”陈秘书因我劳累要休息，想请党办李主任打这个电话，张秘书说还请司令打好，我就按这一要求给上海市委办公室打了电话。不久，陈秘书告我：“市委来电话说马、徐、王要来看你。”十点左右，他们来了，闲谈了一个小时，我们一起去看了廖政委。
就这样，客观因素促成我意外地见到马、徐、王，决非我有意安排要见他们，而达到所谓密谋的目的。
一见面，彼此寒暄：“你们这么晚了，还来看我。”“应当。”“从哪儿来？
“从海岛来。”
我说了视察海岛的感受：“从长江口以东以南的地形看来，屏障多，兵力密度大，敌人（指外来侵略者）若想走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老路，肯定要失败的。而长江口以北，以东的地形我从没去过，但听说水网地区，没山作屏障，兵力密度小，这个地方我不大放心，以后要去看看。”
我说：“这次我们部队要搞演习，要来很多干部，在车辆、交通秩序、副食品供应上都希望市委协助解决，要麻烦你们了。”
马说：“应当，不成问题。”
我说：“进长江口，水浅，大货船进不来，李先念同志讲过：每年罚款多少亿，你们挖个深水港多好呀！”
我问：“你们很忙吧？”
马说：“很忙，搞生产，忙给唐山运物资，这次唐山地震很厉害。”
马、徐、王主动提起：“军区七月份党委扩大会议开得好，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这是检查部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工作的会议，是错误的）。你们军区领导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吧？”
我说：“是一致的。”
马问：“魏金山（六十军政委）怎么没参加这次会议？”
我说：“他有病，住院了。”
马说：“上警的一个副司令董常云思想不通，他现在出差了，等他回来后，我们要批评他的。”
马又问：“李宝奇同志是怎么来上海警备区当政委的？”
我说：“是军委派来的，也是我们军区党委提议来上警当政委的。”
马问：“李宝奇这个人怎么样？”
我说：“过去不认识，不了解，你看怎么样？”
马说：“李说话圆滑些，他在军委办事组工作过，他和刘耀宗不一样（上警另一政委），刘是直筒子，有什么说什么，对就对，错就错。”
马又问：“刘耀宗哪儿去了？”
我说：“他有病，在黄山休养。”
马说：“欢迎刘耀宗回上海工作。”我没答话。
我说：“我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经常发作。”
马天水指著徐景贤说：“可以安排他去华东医院检查一下。”
“好，谢谢。”
坐了近一个小时，我们一块去看了廖政委。
他们有意打听上警干部及军区会议的情况是别有用心。当时我只把他们当上海市委领导看待，没能识破他们反革命面目，失去警惕和防范，这是我的错误。
（三）九月三日与马、徐、王谈话的内容：
九月三日，十点左右，马、徐、王没打招呼，突然来延安饭店我的住处，我问：“你们来干什么？”马说：“最近有两批较多的外宾要来，看延安饭店的宴会厅是否容纳得下。”我说：“可以去看看。”
他们坐下来，我说：感谢上海市委给予军区这次演习的支援和帮助，马天水说不用感谢这是应该的。
马说：“市委给你们转去一封信，是无锡部队的。信中说：在部队招待所查出了四个箱子，不知放了什么东西。你们收到这封信没有？”
我说：“收到了”。
这时我告诉他：“我们也收到了一封信，是许世友儿子许建军写给某医院护士的。”他在信上说：“毛主席百年后要打内战。”我说：“打内战可不得了，我们已将这封信送中央了──送给陈锡联同志。”
马天水说：“我们也收到了类似内容的一封信，也送中央了。”
这事就说了这么几句。
（四）军事检察院的免予起诉书（下简称“决定书”）说：“八月八日晚，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上海延安饭店看丁盛时，进行了密谈。他们说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分析了上海附近驻军领导的政治态度和兵力布置。丁盛对马、徐、王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有什么事，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随后马天水即给上海民兵突发了各种枪支弹药。这就构成我参与密谋武装叛乱罪。
（五）下面请组织听取一个老战士对党的自白：
（1）关于六十军的问题：
“决定书”上说：“我最不放心六十军”“六十军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事实上八月八号晚谈话，除问到魏金山（六十军政委）哪儿去了之外，根本就没有提到六十军。
至于我说的长江口以东以北的地形，完全是从上海的海外防御角度说的。与在上海以西京沪线上的六十军没有任何关系。马、徐、王的供词说我对六十军“很担心”，这完全是移花接木的栽赃，彻头彻尾的捏造。
说我说：“这个军我指挥不动……在宁沪线上，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我身为大军区司令，对下属部队根本不存在调动调不动的问题，事实上，我刚顺利完成了对六十军的调动。
我感到六十军的一个师配置在交通条件较差的淮阴一带，便提出将该师调到无锡市，经军区党委讨论，总参批准，七六年上半年该师调防，六十军军部也从江浦调到镇江。若说：“对上海是个大威胁”，这个“威胁”不正是我自己造成的吗？真是无稽之谈。
（2）“决定书”上说我表示：“准备杀头”，这更是荒谬绝伦。我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有职有权，工作顺心，上下团结，情绪很好，心情愉快，神志清醒，我怎会出此悲观的混账话呢？八月八号的谈话，除相互吹捧，并没有议论中央领导，也没有谈论全国的形势，我想的是演习，谈的是演习。我没有，也不可能说：“准备杀头”之类的话。
我在谈到什么问题时说“准备杀头”？它的前言后语是什么？它总不会是孤零零的一句话吧？！
（3）“打内战”是许世友儿子许建军写信的内容，怎么成了我和马、徐、王谈了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本是九月三日晚上的谈话，硬不顾客观事实，给安在八月八日晚上；是为了证实八月十一日马、徐、王的突击发枪，是谈及“打内战”而引起的，好加予我策动叛乱的罪名，这样又制成一个错案。
（4）我和马、徐、王的关系：
我和马、徐、王过去不认识，七四年调南京军区工作后，在上海接触过三次，第一次是七四年三月，从舟山视察部队回南京，路经上海，晚上我们初次见面；第二次是七五年一军和二十军调防路过上海，王秀珍请我吃过一顿饭；第三次就是七六年八月八号晚和九月三日晚的两次谈话。在这前后，我们既没有工作上的联系，也没有任何书信、电话及私人交往。九月六日接到毛主席病重的电报，要我返宁，我去市委告别，如有谋反之意，这是密谋的最好时机，可我只告别一声就走了。从那以后，没有和他们发生任何联系，请组织详细调查我这一个多月的活动情况（从九月三日到十月八日）。
粉碎“四人帮”，我才认清了马、徐、王的真面目：他们蓄谋叛乱，早就狠抓上海民兵多次发枪。马、徐、王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武装叛乱，搞武装叛乱是他们反革命思想本质的大暴露，怎能无端归罪于我的一两次谈话，受我的影响呢？反革命分子马、徐、王的口供决不可信，他们为减轻罪责，妄图嫁祸于我，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总政检察院、法院的三名干部在八二年六月审理我的问题时，不听我叙述的事实，而相信马、徐、王的口供，他们说：“毛主席说审查干部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你的问题虽没别的证据，而马、徐、王的口供就是证据。”
请组织相信一个老红军战士的自白，绝不要轻信马、徐、王造反派的为减轻罪责，而嫁祸于我的假口供。
我今年已七十二岁，去年摔伤后三次住院。近况不佳，身体很虚弱。承受“反革命分子”的精神枷锁，殃及家属孩子。更痛苦的是多次申诉，无人受理，给组织的信，都石沉大海，我越来越感到生命危在旦夕，渴望在瞑目以前能得到党组织的关怀与过问。让我去北京澄清自己的问题，并盼望解决我目前生活上的困境，党虽在组织上处理了我，可我仍坚定不移地相信党，依靠党，相信党会实事求是地解决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