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与维权的相互激荡，不然都会自我为义，自得自慰而停步不前，内斗不停。以西单民主墙为起点来看，民运出生于维权的母胎，然后抽象成主义的言说，以及八十年代降低为知识分子进入体制或者在体制外推动改革，八九是民运被清除出体制，极端边缘化，而流亡于海外或者国内的权力外社会边缘，然路径还是依赖于八十年代，以至于淹没六四作为起点的八九一代，老师注定是老师，学生注定是学生，一张嘴还是我的老师说，自己成不了老师。
到2003年维权运动开始崛起要压倒民运开始，就在民运的改革与革命范式之外。从民运过渡到维权，是一种下沉，也是对改革与革命范式的相对剥离，然而维权运动比较在合法性征战暧昧，因此需要民运超越于改革与革命范式之上，来震荡提升维权，不然维权的杂质太多，沉在水里浮不起来。我觉得在维权的刺激震荡下，民运需要民国化来恢复自己的荣耀，自己的高度，自己超越性。
既然是关于宪政目标的坚持和旗帜，需要适应现实时就适应一下，需要抛弃之前的现实妥协解决方案就要果断抛弃，只有立于更高的超越性，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需要低的地方更低，需要高的地方更高，不然是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高不成低不就。维权运动因为初步阶段已经陷入僵局，需要民运把自己提拔到更高位置来震荡一下。
因为内战和历史记忆，随便穿个国旗衫在街头，就会窜个老头过来问你，你是蒋介石派回来的?也就是任何民国文化乃至审美活动，都有最强的政治性。V字面具过于小资和空洞，一直不喜欢。我对一切过于小资的符号，眼中都会略带鄙夷不屑。民国当归是一种召唤术，对过去，现在和将来民国的召唤，是一种魔法。
我在《旗帜鲜明做个民国带路党》中如下说，民国当归是东西方新冷战的前沿阵地，最靠近大陆的位置。对于法国著名政治学者雷蒙.阿隆来说，他们时代的要害是西方自由和苏联僣政的对立，任何人试图逃避这一尖锐对立，躲入超政治或亚政治的庇护，都是在逃避现实。无视民国性或者潜在的民国性包围和覆盖，或者支撑整只“大公鸡”，就是闭着眼睛说话。中共秩序本质是对民国秩序批判，是其批判政治的建制化。就像新教本质是对大公教的批判一样。中共秩序受其所批判的和排除的民国规定性塑造和界定，即使遭受排除和反对，民国只能以国际法地位和国体危机的形式在大陆在场，就像一个遭逆子夺权的太上皇。
中共对民国的僭越敌对和大陆之内被中共敌对的力量，都具有明显和潜在的民国性，那一些在49之内的民间抗争在78之后的民运，在民国归来之前，就是失去家族的孤儿，在民国回来后，会争先恐后地把自己挤入复国运动史，使劲给自己贴民国要素标签，尽管现在迟疑和保持距离。
自由主义潮流的民国性
回到对民国当归的嘲笑，劫机犯的比喻会因当下知识分子身份危机绝望处境对中国整体的复杂性进行歪曲，如副机长说是共党，那么正机长说是国民党，可是民国当归是反对国民党的，可见是蠢货才敢这么比喻。如果说正机长是民国，那也不是念咒。
民国内产生的极权主义，就像身体之内的肿瘤，把我们纳入肿瘤后，我们就看不见整个身体，以为民国亡了。肿瘤对身体有着扩张征服性，中共体制的的国内殖民与对民国因素的消灭，可以说是一致的，也就是被征服掠夺的公民社会与被打压的民国是一致的，以电影《雪国列车》的比喻来看，正车长藏在民间奴隶之中，以公民社会的抵抗力量来说，是有可能民国当归的，这不要绝望。
民国于外围包围着专制之茧，民国要素自然渗透入。对于专制之茧之内密不透风的人来说，偷听台湾台是多大的精神安慰。说成对民国宗教信仰，被抓了被判刑说成殉道也不为过。温州的商品经济，也是民国基础上恢复起来。
只有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激情，是从摆脱单位控制中来的。而知识分子之外的底层自由主义倾向，与民国有莫大关系。而八十年代前的自由主义，就是民国遗留物。共党体制（包括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外，凡是自由生长的地方，必定是民国的。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与邓小平恢复高考分不开，所以被宿命地决定是共产党体制的。
来自台湾的邓丽君对八十年代以来的人性启蒙起了主导作用。邓丽君的歌曲，完成了人性启蒙，说明还是大陆人性荒漠时期，是民国以社会为载体进行了启蒙。也有很多人写文章怀念老电影，例如《虎胆英雄》中的民国女特务对他们的性启蒙。这是过去的青橄榄记忆。民国要素的性启蒙，苍老师之高贵精神版本。民国要素的性启蒙，夹在禁欲的缝隙当中，带有清教徒圣母般的高贵地位，尤其是作为回忆来反刍时。
恢复改革之民国性
八九之后，民间的精神水位逼格明显受行动的驱动，一个原因是八九之政治整合力，力拔一下子把知识分子送到了行动的层面。例如1993年的中国自民党，那时候的革命倾向和组党实践就是证据，另外一个原因是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天之骄子身份因为八九镇压，产生了自我怀疑，有了身份认同的危机，那么就要行动来挽救或者转化。我认为八九之后，不管是入基督教会，还是重新依附于体制，成为八九一代的背叛者，都与行动的渴望有关。
当然这种行动的渴望，一直以非政治的方式，寻找土壤扎根，例如下海搞实业，维权，参加教会建设。到处布局，展开中盘战斗，以网络舆论为载体的维权和中产阶级言论自由争夺，算一条大龙厮杀。如今应该到了为八九一代的行动收官阶段了，激活政治性，还以去政治性的面目，如民国。以教会中的八九一代为例，在教会合一中行动，与过去启蒙中传道是手段一致的，因此收官包括对教会中行动的启蒙传道手段的克服，以政治神学的行动来进一步成就凝聚结出果子。
民国当归在民族国家内战性局面里。当很多人陷在大陆沦陷状态的斯德哥尔摩症中，就会没有民国视角为自己的视角，一切以大陆的意识形态宣传和反对为中心问题，以维持现状和促进转型，以左和右来“二人转”。即使是以国共合作，或者与台湾联邦，也需要重新回到内战的政治性，才能看清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也就是民国内部的内战局面还是攫取了我们的生存，战争状态影响我们的自由立宪进程，陷在自由的幻象中，无视从民国整全视角出发来看的内战性，无异于在战场上酣睡。东西方的新冷战，只要与台海关系交织在一起，体现为民国和美国站在一起，组成美国-民国命运共同体，和中共和俄罗斯的勾搭，就会表现和深化在民国和中共的对立中，并且造成内战的总体程度加深，攫取能力更大，而在文化政治和集体记忆中，体现为把共党恢复为黄俄的历史地位，抗战历史纪念中揭露真相:不抗战，逐渐外出于民族，勾结外敌的内贼面目渐显。
新冷战还看不出来在方法和途径上有什么新突破，只能说是是冷战停了之后再次来临。就像民国于大陆的统治，悬置了几十年，需要再临一样。可以说是旧冷战当归。新冷战会自觉不自觉地沿用和激活原来在东亚遏制的措施，例如以台湾作为切入最深的基地。遏制政策本来就是保守的，那么本能地依赖于旧的悬搁的遏制措施的复活，例如美国拉拢中共建交时的“两个中国政策”。措施政策依旧，人事已非，换一波人来执行。
民国与大陆社会
共党肯定不承认中华民国，社会上所有的人除了国民党和公知外都知道共党肯定不干。共党肯定不宪政，社会上所有的人除了改革派公知外都知道共党肯定不干。社会上的这种对应关系，就知道民国化就是宪政，宪政就是民国。民国是否归来与宪政是否实现是一回事。也证明中国的出路在重建公民，重建公民社会就是民国当归。当下维权运动的努力，用来推动或者倒逼政改是不可能的，但是用来重建公民社会和回归民国，是有渐进效果的。这也符合黑格尔之所阐述的19世纪国家与社会一体学说。
就传统文化而言，并不是四书五经起了主导作用，而是通俗小说起了，当知识精英的小圈子有话语权，而民间没有的时候，都口口时代相传是四书五经。当进入民主时代，社会要进入历史舞台时，就会把被遮盖的真相暴露出来。 同样，八十年代知识精英的启蒙，如王元化等的新启蒙等知识分子话语，远没有渗透影响民间，不外乎小圈子的自我消费，九十年代还是市场本身完成了启蒙重任。以以知识分子官僚集团主导的启蒙，外在于社会，他们除了借公权力侵犯社会外，并不干好事。
作为去政治化的“去民国化”批判。民国立场与共党立场的截然对立，于49后非常严重，只要持民国立场，一定被打杀，人们惊弓之鸟，不断去民国化，向共党组织靠拢，民间政治去政治化，在共党组织内“高度政治化”，76年四五运动以及78年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抵抗已经彻底去了民国化，所以我认定百年来民国国体危机最为深重就在于改革，此时出现的民间抵抗，限在党内外知识分子内，而来自社会的抵抗，要么被格式化，要么被遮蔽，他们已经咬断了民国脐带，是50年后出生的毛泽东的精神儿子在主导，他们不再是民国之子，而是被“革命和毛吃掉和准备吃掉的儿女”。
由此我把视角和聚焦点转移到49后知识分子以外的民间抵抗，这一些几乎都打着民国或者三民主义旗帜。以香港为例，97回归前后“与共党谈”的民主回归派，都是以告别民国立场为前提，他们担心共党妒忌而不与他们谈。从八十年代的三民主义者郑酋午组党，到十年前的任自元，再到泛蓝的，这一些在大陆的草根民间抵抗人士，是通过组党的方式，把大陆和民国再次联系起来。
我在此延伸的想法是，也许可以在大陆组个民国党，丝毫不扯进大陆政治，也抛弃与共党沾边的国共合作，把自己当做已经在民国政治中的反对党，只忠诚于民国，对国民党和民进党进行反对，一点也不批评反对共党。当组党等组织方式失败后，我看到王登朝，曹海波，袁东，张宝成，以及南街的贾榀，欧标峰以街头运动方式，非组织化的方式，来实现民国与大陆民间的纽带，组织化看起来更紧密一些，而非组织化的看起来很容易把民国目标在抗争中遗忘，我经常说服贾榀要把民国要素在抗争中带上场。
大陆知识分子外的民间抗争，得不到民国以及政府的庇护，这也是民国不在场的原因，我觉得杨宪宏的台湾关注大陆人权同盟就是一条不错的关照大陆人权之路。在一个去政治化的非组织的时代里，如何将民国与民间政治打成一片，是我念兹在兹的。
吴强博士所论述之二战后的世界范围内民间政治之去政治化与再次政治化问题，以及汪晖教授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我把它置换成49后中国语境之“去民国化”与“再次民国化”。“去民国化”相对应于“去政治化”，“再次民国化”相对应于“再次政治化”。民国当归之立场是高度隐藏政治化之再次政治化，于过去的“去政治化”，民国当归是“再次政治化”，于49秩序内的“再次政治化”，民国当归是高度隐藏政治化，因为49秩序内的“再次政治化”是一种暧昧的怪物怪胎，对病毒的病毒，如政治反对，民国当归对此进行超越和克服。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多元化和宽容倾向，民国立场与49内共党立场敌对性不那么强烈，人们对民国不再那么恐惧，相反有了民国热和复兴的渴望，于是社会会认为民国当归是“去政治化”的，就藏了起来。
汪晖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化”，是政治反对的另一面，二者都是基于八九六四之天安门，是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在90年代后包括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多元化转型中失序，精神流亡之身份承认之精神危机所致，前者对八十年代“去政治化”之改革政经秩序进行批判，是对“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的不满，是弑父情结之发作，但批判后需要进入行动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时，还是只能有“立场”，将其参与政治参与历史舞台的渴望投射到90年代后的恐惧分赃维稳体制，以立场上的依附性获取加入体制之垂直上升机会，他们也把这种进入体制的垂直上升叫做民主，因为他们是有身份认同精神危机的个人主义者，我们能参与的就叫民主，垂直式参与民主，这是八九后小市民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代言人。
后者政治反对也有着身份认同的精神危机，但被怨恨支配，是渴望加入而不得，或者不甘愿得到前者那小小的利益。前后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前面（前者）是毛像，娜拉出走后重归体制，成了斗战胜佛，后面是虚无空白，在一个没法革命的时代里，以个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苦苦坚守激进反对立场，是出埃及记中盼望迦南地又注定看不到的，不时背叛的人们。
八九后怨恨之政治反对与渴望行动解决身份危机之妥协之间，绝大部分人转化自如。民国当归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化”，与汪晖的投射于体制获得垂直性民主不同，民国当归投射于49秩序体制外的民国。汪晖的社会基础，是中国梦在八九后的社会基础，是49秩序体制最外面的社会力量小市民小资产阶级，而民国当归的是，49秩序之政治贱民和国内殖民地的。我得承认我的“改革已死民国当归”，与习近平的中国梦，汪晖的思路，都基于八九。改革死了，才只能做中国梦吧。中国梦隐形承认我的命题“改革已死”。
可以说汪晖是习近平中国梦之海德格尔，新纳粹运动之内在伟大“真理”代言人。“去政治化”的“政治化”与民国当归都对改革和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就行批判，更重视或者依重于毛和文革，也就是49后的历史阶段，我们同以“改革和八十年代”为敌，立足于八九后的时期，如何横跨“改革和八十年代”的废墟呢，二者都有将文革和毛移植植入改革时期和知识分子历史使命问题中去，借用反革命是革命的反方案的说法，被移植的文革和毛，都内在于改革，都作为改革进程本身的“自我矫正”，就像薄熙来在重庆做的，是以文革来救改革，以毛来救邓。
作为改革的批判和自我矫正，习近平汪晖一脚踩过改革，到了49秩序的原教旨道德运动那里，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精神，作诗的功夫在诗外，改革已经拯救不了改革，而只有文革才能拯救改革。于此不同的是，民国当归承认改革有回归民国宪政，放弃专训政进入宪政的冲动，如果说民国当归还愿意让改革目标实现的话，就是一脚跨过改革，在文革的头上摸了一下，回到了49前民国宪政秩序。49秩序的原教旨道德运动，当下改革时期产生的小资产小市民在恐惧分赃维稳格局中政治参与渴望，而在民国时期则是城市化过程中从乡土进入城市，渴望成为小资产小市民的共党主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想。马克思说，工人革命不外乎想成为小市民。如此结构具有对应性，可见民国时期与改革时期具有同构性，也证明民国当归强化改革目标的民国性，并没有错误。如果民国当归避开不了当下小市民小资产阶级权利运动的这个临时阶段，不可避免地与当下法西斯化纠缠在一起，那么就要在文革和毛的头上摸一下，才能回归到民国宪政。
黑格尔认为国家与社会是一体，而政府与社会对立。我打个比喻，就像被社会海洋包围的岛屿。因此，可以说，国家与政府是两件不同的事物，就像业主小区与物业管理公司一样。一旦国家被政府垄断，也就意味着极权主义对社会的吞噬。49后国家被党和政府垄断，社会惨遭迫害，这种垄断与迫害，是与“去民国化”相伴随的，因为国家，社会都是民国留下的底子，打下民国的烙印。阶级专政的敌人，国内殖民的对象，改革的受害者，都可以说在被压迫的民国国体与被掠夺的社会的一体中存续。极权主义对社会和民国的吞噬改造，可以说，就是知识分子官僚集团的形成与发展壮大，其中知识分子与官僚的内部矛盾和挫折不影响这个逻辑，相反一起合作完成，如文革中的受害知识分子在改革中去民国化，加入民国奠基以来最深重的国体危机。那么国家与社会的一体，民国国体危机的解决，就意味着打倒大陆的知识分子官僚集团。
这个历史使命，世界史将精神把它交给知识分子官僚集团以外的小市民小资产阶级以及国内殖民的政治贱民来完成，蛮有意思的是，知识分子官僚集团对这两个涌上历史舞台的主角，有着离心力和向心力。作为他们的人上人的范式出现，就是向心力，小市民小资产阶级渴望加入分赃，政治贱民渴望城市化加入小市民小资产阶级。
同时有着排斥和剥夺压迫，这是离心力。一旦社会流动阻塞，向心力的能量就会转变为离心力的，由希望渴望转为绝望怨恨。对于这两个历史主角而言，有两种方向，加入分赃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以及对外扩张，能加入的人是少数，于是加入而产生社会成本或政治负担又落到其中大部分人头上，城头变幻大王旗，国内殖民加强，法西斯主义只能体现为对内殖民的，外战不行使劲内部掠夺，杀民以冒充杀敌，这是八九后的改革立场。
另外一个就是拒绝分赃对付知识分子官僚集团的民国当归，维权保护公民社会坐实底盘，以守待民国归来。可是加入的渴望是第一位的，都要希望到绝望走一遭，因此民国当归就是在改革已死之上，在用改革的名义搞得彻底崩盘之后。
最近学术界对元朝清朝是否属于中国王朝的学术讨论，实际上就是学术界响应民国热思潮对中共外来的界定，以隐晦的方式，再过一阵子肯定会被中宣部以意识形态斗争的罪名镇压。元朝没有对汉族知识分子进行吸纳力充足的科举。科举是通往灵魂占领的阴道。像清朝和共党作为外来政权，就做得很好。所谓的中国化，都是被科举吸纳的知识分子为了自己投降于外来政权而创造的一套，人多了，久而久之，就成了合法性的来源。
知识分子等于女人，遵守《色戒》的规律:阴道通往灵魂。吸纳力不足吧，就会造反叛逆。对于1936年的民国左翼青年，老蒋如果下狠心，全部编入军队去死，那么就不会投奔延安去犯贱。总之不死在日本手上，最后还是要死共党手上。老蒋只有一个青年学生军好像，吸纳力不足。
毛泽东为让中共政权中国化，本土化，就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吸纳知识分子和农村精英进入体制，养出极为庞大的吃财政饭队伍，吸纳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是因此也就极大地压榨中国底层，越大规模的吸纳，造成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被吸纳，那么就会产生加入而不得的怨恨与绝望，吸纳越大，得到的人越多，同时更多的人被诱惑，于是更多的人就被排斥。因此民国视野的恢复，必须在被吸纳的知识分子官僚集团之外，在被排斥的边缘知识分子和底层国内殖民真相的披露。
民国当归与知识分子官僚集团之间对立。而只有被排斥出，没法参与分赃，作为改革受害者社会青年的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涌上历史舞台，才能基于其自身的生存状态和被剥夺性受压迫性，才能坚持黄俄与民国的对立性，个人处境与民国国体危机重合，个人生存权利与民族主义共振，才能彻底抵消毛泽东的中国化阴谋。
从法治到民国
如果说民间的抗争，万流归宗都归于将来一场的总体的广场革命，那么作为广场革命的准备，当然也是当下性中能够进行的决战，千军万马从不确定的地方涌出，布朗运动式的斗争，由于不确定，任何地方都可能涌现，所以维稳对付维权的费用，不弱于军费，总体上也是超大规模的。我把维运动以及维权运动所磁化的之前的民间抗争，比做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的抵抗政府侵权和反腐败的法律之下的抵抗暴政历史，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在独立战争爆发之前，抗争的合法性渊源在依据英国法依据英国国会法律与独立自我为国之间暧昧，然而对于人民来说，政府滥用权力的侵犯固有自由和权利和自身的腐败，是切身的，直接可见的，就在生存中就有的，因此展开类似中国维权运动这样的肉搏战。拿美国做比较，维权运动就是前革命时期应该有抗争主力。
维权运动遭遇合法性暧昧，原因在于党国体制对合法性的垄断，对国家的垄断，乃至于对社会的垄断，把人的生存和政治参与控制在手中，党国之外无政治，党国之外无参与，因此当中产阶级活动一定程度的资产财富无生存之忧后，其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是言论自由运动，言论自由旨在表达中产阶级摆脱政治控制。维权运动和价值多元自由主张，与专制之间展开巷战肉搏战，纠缠缠绕在一起，然而正是由于是散战，却没法提供胜利的可能和大方向，只能超越自己的有限性抵达更上一层楼。不能局限于维权运动和言论自由自己诞生的法治和自由意义，需看到更上一层楼中，有着有形可见的中共合法性垄断收割与无形的民国认同之间的竞争。在中共处维权，能获得的是破碎的特权，恩赐的特例，只有权利和自由的表面形式，要使成为普遍法权，需有更高超越中共的秩序降临。法治是桥梁的两头，一头是民国，一头是共党专制，中共正是通过不断破坏民国法权和镇压法政系之后，才在1956年后进入社会主义初级极端。2002年我在《为什么没有违宪审查》文章中，就引用哈耶克分析了如何用法治遏制极权。这个得到后来翻译的哈维尔《无权力者的权力》的印证。
我把政治反对当做中产阶级的言论自由运动来对待，不过表达的是中产阶级的怨恨，这种怨恨承接天安门广场上八九学生对共党的希望转为开枪坦克后的怨恨，就像一个被专制吃得“还没掉”的曾经宠儿对老父亲的爱恨。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弑父情节，其自由民主之旗并没有合身得像旗袍那样贴在肉身上，简单的说是对共党的一团怨恨穿上自由主义的西装礼服。按照其设定的演化路径，政治反对是“要允许我反对你”，组反对党，是“要允许我组党反对你，取而代之”，革命是“要允许我革你命”。总之这是一个奇怪的无政府主义逻辑，偏偏找中共要这一些本来就不可能被允许的“自由”，在搏击场多么娇气:站住，你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进行政治反对之后，还是要官职进体制或者成斗战胜佛，主宰的是成为旧秩序内身份不得的身份承认的危机。
政治反对立场是可以吸纳为内部人的，因为其动机本来就是求上升而不得，就像工人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可以走议会道路的。政治反对对改良立场进行反对，算党内民主派立场和知识分子认同最后最危险的骑墙，一方面通过内部反对内部分裂（如华岗岩说，分子的内部分裂是增殖扩大的机制）扩大了阵营，因为可吸纳性可以吸纳大部分，留下小部分更极端的没事，因此总体是体制内民主派外围组织知识分子团体的一次扩张，是历史主体性（历史真理化身～道统）的替补队员增加了。另一方面正是骑墙，也可能溜到对面，集体叛变，如果吸纳的流动性不足发生阻塞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