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作家　余杰）

 

铜锣湾书店系列绑架案发生后，香港出版业出现人人自危的寒蝉效应，我也不幸成为受害者之一。

 

二○一五年十一月，我完成了继《中国教父习近平》之后又一本批判习近平的新作《习近平的噩梦》。在这本书中，我从集权、反腐、镇压、争霸四方面入手，一步步逼进习近平政权的本质，并抽丝剥茧地发掘出习近平的三大目标：首先，在共产党内部，以反腐为名掀起政治清洗，改写近三十年来中共寡头集体统治之模式，回归毛时代的个人独裁；其次，以法西斯式的全面镇压，摧毁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民间社会，缔造由无所不能的国家和原子化的个体二元组成的国家主义结构；第三，重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直接挑战二战之后、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建帝制时代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体制」。

 

我认为，习近平是由马克思、毛泽东、孔子和普京四种「特殊材料」形塑而成的四不像，习近平主义则是由法西斯主义与中国帝制时代的天朝史观激荡而成的怪胎。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觉醒的中国民众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努力，终将推倒习近平的暴政，使得极权主义真正走向终结。

 

书稿完成之后，我即与曾经出版《中国教父习近平》的开放出版社商量出版事宜，初步达成出版意向。在圣诞节前夕，我们完成了书稿编辑、封面设计等前期所有工作，预计元旦开机印刷。

 

然而，一月三日，开放出版社总编辑金钟先生发来电邮告知：「香港政治书籍出版的困境，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身陷其中的业者，遭到巨大惊恐压力，无不趋吉避凶，以防成为下一个。我亦接到家人与朋友许多电话劝告。为此，我们再三斟酌，决定暂停大作的出版，以待未来。因未签约，后续不复杂。但诚盼得到您之谅解。前此勉出《教父》，但今非昔比，愚亦无力承担巨大后果。未能效终，深以为憾。」我充份理解出版方所遭遇的压力与危险，在香港的历史上，这种情形是前所未见的。

 

港出版自由完全崩坏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我继续为此书的出版而努力，先后联络了香港的五、六家出版商，结果均被婉言谢绝。至此，这本新书在香港出版的可能性完全断绝。

 

值得庆幸的是，本书的台湾版二月底将如期出版，在香港的出版自由完全崩坏的情形下，台湾是华人社会出版自由的最后一座灯塔。但是，本书的台湾版能否进入香港的书店销售，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容乐观。

 

为了对抗中共肆无忌惮地戕害香港的出版自由，我考虑稍后在自己的脸书上直接向香港读者出售本书已经排版完成的PDF档电子版。这是在社交媒体时代，我最后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