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快播公司四名高管的公开审理，经由网络和社交媒体的视频与文字直播，吸引了众多网友观看，成为近期网络一大热点。出乎官方预料的是，这次对“涉黄”案“主犯”的审判，却丝毫没有为官方集聚“道义正确”的评价和赞誉——尽管官方一再声称，“网络淫秽色情污染社会环境，败坏社会风气，危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社会各界对此深恶痛绝”，恰恰相反，“人民群众”不但没有要求对“涉黄案”主犯“严厉整治”，反而是对公诉机构和公权力恶评如潮，极大的呼声要求立即无罪释放快播案四名“主犯”。
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一个知廉耻的正常社会里，理论上，这样的公权力应该会感到尴尬和难堪。不过在奇葩的“中国特色”社会，这没什么可尴尬和难堪的，因为这个政权及掌控着政权的官员们从来毫无羞耻之心，所以别指望他们面对网友铺天盖地的讥讽和嘲笑时，会有任何愧疚、脸红或心跳。这一事件的唯一结果，是进一步暴露和展示了事件背后幕后操纵者的多年来借由色情、经济等“正当理由”惩治和管控“不听话”者的无耻。如果仅仅把官方严办快播案看成是对色情的严惩，则绝对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象，一定大错特错。从薛蛮子“嫖娼”、艾未未“偷税漏税”到许志永、浦志强、郭飞雄及709律师群体等的“非法经营”、“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等各种罪名，官方打击异己的原因，从来都不是它所声称的冠冕堂皇的真正理由，而都只是一个借口。它长期实行的一个最有名的借口就是“扫黄打非”，它甚至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都设置有专门的“扫黄打非”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简称“扫黄打非办”），但真正了解“扫黄打非”运作过程的人都知道，“扫黄”只是其中再微小不过的一个内容，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大量的工作其实是“打非”。何为“非”？即非法出版物——主要是政治方面的非法出版物。最近引起各界关注的有4名店员失踪的香港铜锣湾书店里所卖的书，按照“扫黄打非办”的界定，在内地就全部是非法出版物。所以，“扫黄打非办”实际上是一个公开的特情机构，它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异议言论的出版、发行和传播。由于政治异议类书籍在内地出版发行管控非常严，市面上可以打的“非”已经没有了，因此“扫黄打非办”的主要工作早已转向网络。近年来中共发动了数轮大规模的网络“扫黄打非”行动，如以传播淫秽物品名义查封、清理网站（实际上是清查网络上的政治异议内容），成效相当显着，网络“清朗”了许多。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中共很难解决的。那就是新的技术形式下，有些内容的传播它无法控制，也无法以正当的理由查处和清理。比如快播就是其中一种——它只提供播放的技术，而内容的播放和存储由用户来完成。这是一个有可能传播政治“非法”内容的巨大的渠道漏洞，事实上，确实可能已经有人利用它进行了政治内容传播，而有关方面几乎无法进行监控。对于这样一个广受用户欢迎的技术，有关部门在找不到“解决”它的理由的情况下，找到了“竞争对手”“举报”。于是，它被以“扫黄”的名义一锅端了——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宁可封掉一种技术、关掉一个大公司，也不能给开启民智的异议分子留下传播政治信息的方便渠道和可乘之机。对快播的查办，是2014年以来以“扫黄”的幌子打击政治有害信息为目标的“净网”行动的延续，与近段时期打压律师、审判异议人士、抓捕香港书店老板等政治严酷形势一脉相承，因此关掉它和判其有罪几乎就是其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