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当局在藏地开展“民主改革”，通过“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感情培养和阶级观念的灌输，中共工作队首先在最穷的藏人中发展了一批他们所称的“积极分子”，作为建立基层政权的骨干。由于那些穷苦藏人大都没有受过教育，把他们放到领导岗位引起人们异议。
十世班禅喇嘛在1962年所写的《七万言书》中，处处表达对积极分子的厌恶。他谴责工作组和积极分子有“六爱”──“爱热闹，爱草率从事，爱奉承，爱找岔子，爱制造麻烦，爱乱打击”。对中共在“贫苦喇嘛”中发展积极分子，十世班禅喇嘛这样评述：“只要当时接受干部指使，不看任何利弊而瞎撞蛮干者，就作为合格的积极分子，因而是喇嘛中不明事理、而以违反教律和恣意行事为乐者，以对别人财物贪婪之心企图通过斗争以取得大的经济利益者，想以完成工作队或干部的意图而取得青睐之徒，站在了民主改革斗争的前列，而其中能对和平利他、圣洁至真的佛教进行疯狼般反对之徒，被委任为主要的积极分子，使其在工作中起主要作用。”
班禅指出，寺庙里的贫苦喇嘛“有一些是由于从前有贪酒好赌等坏行为而变穷的，他们是自讨苦吃，无冤可诉……他们颠倒真假，扰乱人心，只能制造满屋子的麻烦，难以制造满屋子的好事”。他举例中共在寺庙建立的“民主管理委员会”，其“正副主任和委员们姘嫖酗酒等恣意而行，把失戒不算一回事，并公然无忌地在寺内结恋妇女，宿发改装等等，极为不轨行为，不仅自己做了，并动员僧众们也要那样做，致使作风颠倒无伦，因此搞得提起现在的喇嘛的作风，人们就摇头发呕。”
中共内部文件对此也有间接反映。如1960年2月4日的《中共西藏工委关于土改复查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有这样的话：“民主改革中涌现出来的这批积极分子和农会干部．是我们党联系广大群众的重要桥梁。是建设新西藏的新生力量。对于他们的缺点或错误。应进行耐心的帮助和教育，不应当因发生一点问题就采取‘一脚踢开’的办法。农会干部的积极分子多占一点斗争果实。干部用了一点没收物资，应进行教育。不要轻易给戴上贪污帽子……”
以中共的工作特点，凡需要发文件专门强调和纠正的一定已经是比较普遍发生的情况。类似问题早在中国内地进行“土地改革”时就存在，大量农村中被视为地痞、无赖和“破鞋”（性关系放荡的女性）的人成了“积极分子”，站在阶级斗争最前列，带头斗地主，分田财。对此不难理解。真正的农民大都老实厚道，安分守己，让他们去拿人家的财产，开别人的斗争会是不容易的，至少在开始阶段难以被发动起来。而那些具有流氓无产者性质的人无所顾忌，热衷混水摸鱼。他们也属于穷人行列，符合中共的阶级路线，所以往往成为中共最初的群众基础。毛泽东在一九二零年代写的一篇文章，就为被称为“痞子运动”的农村革命进行辩护。而有教养之人，却很难看得惯那些有痞气的“积极分子”，心态有洁癖者更会心生厌恶。以班禅的高贵地位和传统立场，不讨厌犯上作乱的“积极分子”才怪。
不过，西藏的社会变革除了被积极分子当作捞取个人好处的机会，也确实给普通百姓带来了一定的利益。当他们通过直接受益简单明瞭地理解了“民主改革”，清晰的阶级原则不再过去的“统一战线”那样使他们迷惑不解，他们中的一部分最终也成为共产党革命的拥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