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从事了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在官方媒体中国中央电视台周二晚间播出的节目中，35岁的彼得·达林(Peter Dahlin)说。“伤害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此我要深深致歉。对发生的这一切深表歉意。”
瑞典籍书商桂民海(Gui Minhai)两天前曾在狱中做出过类似的供述，2013年时，另外两名外籍人士韩飞龙(Peter Humphrey)和薛蛮子(Charles Xue)也是如此。
尽管在被中国警方羁押时，外国人早就被迫做出过蹊跷的供述，但是最近在习近平的强硬统治下，电视上播出的一连串供述依然让这里的很多人侧目，因为这些视频被共产党用作宣传工具，面向数亿观众播放。很多人觉得，这让人回想起毛泽东时代公开进行自我批评的做法。中国人也在电视上做过一些引人瞩目的供述。
香港一家出版公司的书商桂民海。图像截自上周日的一段电视视频。
除了延续历史惯例之外，中国还打算用这些视频实现什么企图呢？这种做法有效果吗？
“这是一种展示，意在体现党国对个人的权威，就是这么简单，”香港中文大学讲师罗助华(Joshua Rosenzweig)说。“在胡锦涛执政时期，社会空间和行动者变得太独立、太具批判性了，现在领导层要施加更严格的控制，这就是他们的措施之一。”胡锦涛是上一任中国领导人。
达林是在中国官方的一场行动中遭到羁押的，该行动旨在打压维权律师、记者和民间团体活动人士。
罗助华说，时常播出这样的供述，“造成了一种‘这是非法活动’的印象”，也传达出了中共正在采取措施打击的信息。他说，这种视频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显示“参与者现在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持有了正确的立场”。
在中国，刑事诉讼往往取决于警方取得的口供，而刑讯逼供的现象非常普遍。并不清楚达林是在什么情况下讲出这番话的。他患有阿狄森氏病(Addison’s disease)，这是一种荷尔蒙失调症，需要每天服药。他的组织称他是被迫做出供述，并对此表达了谴责。
韩飞龙是英国公民，在为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开展商业调查期间遭到了羁押。在被驱逐出境之后，韩飞龙表示，警方为迫使他招供，在他生病时拒绝提供医疗救助。他曾供认称，自己非法获取中国公民的私人信息，并将其出售给客户。
而薛蛮子遭到羁押时，中共正在打压那些在微博上拥有百万粉丝的意见领袖。
香港一家出版公司的瑞典籍股东桂民海现身中国官方电视台，声称自己回国自首，并供认了自己2003年酒后驾车致人死亡，并在缓刑期间潜逃的行为。去年10月，他在泰国的公寓中消失，是五名失踪香港书商之一，据推测他们是被中国安全官员关押的。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研究员潘嘉伟(Patrick Poon)表示，“这种电视悔罪的做法没有遵循任何正当程序”，而遵循正当程序“才能确保当事人有机会获得公正的审判”。
他表示，共产党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限制境外非政府组织(NGO)及其中方合作伙伴的活动，达林的公开悔罪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说，“指控NGO的外国工作人员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这种做法也可以恫吓那些未来希望到中国从事NGO工作的外国人。”
达林事件令中国的NGO员工感到担忧，纷纷讨论和揣测共产党的红线在哪里。这种恐惧与一项迫使在华外国NGO到公安局登记并披露支出细节的法律草案相一致。
中国公民也经常出现在官方电视台播出的悔罪视频中。一段在监狱拍摄的视频显示，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的三名学生讲述了他开展的所谓的分裂活动，以及他们自己的共谋行为。这名维吾尔族经济学教授因为有关中共民族政策的言论，于201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同一年，70岁的记者高瑜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供认向国外泄露机密文件的行为。
在央视关于达林的新闻片段中，两名遭到羁押的中国同事恶语相加，谴责达林和他所在的组织，这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家人或朋友被迫互相指责的情形颇为相似。
“我现在觉得，我已经很深刻地认识到，这个机构其实就是反华机构在中国设立的这种先锋站，或者叫桥头堡，这样的一个位置。它主要就是想在中国内部安插一些眼线，去了解我们国家最底层、最基层的一些社会问题，”达林的一名年轻同事在视频中说道。“其实就是想伺机制造一些事端，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对我们国家的政权、对我们党的领导进行颠覆。”视频中只显示这位同事姓王。
这种措辞显示，之所以发布这些涉及外国人的视频，目的之一就是激发对外部人员——共产党所说的“黑手”——的怀疑，进一步推进习近平一直宣扬的中国与西方对抗的心态。
这些视频是否有效发挥了宣传作用不甚明了。在看了视频和官方媒体的报道后，一些中国人怀疑达林所在的组织是否真的那么邪恶。
其他人表达了怀疑态度。有人在微博上写道：“怎么感觉跟朝鲜的做法一样？处心积虑地让异见人士公开认罪。”很多中国自由派人士在网上提到，知名维权律师李方平为达林辩解，称他是“法律界的诺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白求恩是参与毛泽东的事业的一名加拿大医生。
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编辑班志远(David Bandurski)去年3月写的一篇文章称，共产党在1940年代从苏联借鉴了自我批评的做法。50年代，官员们迫使很多知识分子写下忏悔书，迫使他们服从毛泽东思想。
“在习近平新开展的公开悔罪的行动中，可以看到共产党政治史中令人不安的影子，”班志远写道。“是否有罪的问题屈从于政治权力的当务之急。”
“就像过去一样，当今的忏悔风潮不是为了问责、政府清廉或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体制，”他接着写道。“而是统治与服从的问题，习近平是中国的忏悔主管。你们要听凭他摆布。”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