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幸亏那位女歌星“出卖”了申维辰》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申维辰的年龄和“学历”之谜。退一步说,即使他申维辰确实曾经是过山西大学体育系的“工农兵学员”,如此“学历”也是一文不值。“文革”中的大学体育系和艺术院校招收的学员,统称“文体类”,入学时既不需要考数学,更不需要考理、化,只需要考政治和语文,录取的标准就是能背诵毛主席语录而且能够认识一些汉字就行,比现在的小学生考初中不知要容易多少倍。特别是体育系的工农兵学员,进校之后则除了政治课,根本就不会接触其他门类的书本。
不过呢,工农兵学员,包括申维辰这样的体育系的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大学”后也还是要经历两至三年的住校“脱产学习”的。
所谓“脱产学习”,按照百度百科的词条解释是:脱产,顾名思义,即脱离生产。简单的解释就是脱离工作生产岗位,全日制在校学习的一种学习形式。在我国脱产是成人高等教育的一种学习形式,属于国民教育系列中组成部分,我国国民教育形式有三种: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自学考试。
脱产学习就是参加工作后再去校内进行全日制学习的方式,其管理模式与普通高校一样,学习期间不在原单位工作,不占用周六和周日的工休时间,对学生有正常的、相对固定的授课教室和管理要求,有稳定的寒暑假期安排。
简言之,无论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的“脱产学习”,还是“文革”后在恢复高考之后随之推广进来的“成人教育”的“脱产学习”形式,学员的学习经历无论是两年还是三年,都是“全日制”的在校学习。
而相对于“脱产学习”,“文革”结束后那些通过“不脱产学习”,或者说是“业余学习”所取得的“学历”,其“含金量”还不如“文革”中的“工农兵大学生”们的“大学普通班学历”。
中国大陆自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之后,所谓“成人高等教育”规模也日益扩张。特别是因为邓小平和陈云提出了“干部四化”政策之后,党政军各级干部的安排和提拔都要有所谓“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学历”标准,于是,夜大学,广播电视大学、职工大学、函授大学应运而生。
现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中,刘云山、俞正声和张高丽都是文革前入校的“老大学生”或者“老中专生”。另外四个人里,只有李克强一人是恢复高考制度后入校的(新)大学生,习近平、张德江、王歧山都是工农兵学员。而目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所有五十年代初中期出生者中除去一生中从未接受过那怕是一天的全日制正规大学教育,只是凭所谓“在职学习”获取大学或大专学历的孙春兰、汪洋、栗占书和韩正,其他如王沪宁、刘奇葆、许其亮、李源潮、张春贤都是工农兵学员出身,只有少数民族代表杨晶一人是在八十年代初通过高考进入了正规大学的专科班学习。
以如今在政治局内分管统战,也就是负责管治全中国非中共党员的知识分子的孙春兰为例,此人1965-1969年 辽宁省鞍山工业技术学校机械专业学习。担任领导干部之后,1981-1984年经历了辽宁大学经济系经济管理专业的函授学习,1989-1991年经历了辽宁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的函授本科班学习;1992-1993年又经历了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最后的这个学历强调的是“一年制”,意思就是“脱产学习”了一年。于是,这位孙春兰便具备了“本科学历”和“研究生学历”。
虽然读“本科”期间根本就没有经历过一天的校园生活,但这位孙春兰至少还有过四年时间的中等专业学习的校园生活经历。之所以是四年,是因为“文革”开始后所有在校中专生和大学生都被推迟毕业了一年。
而在中共官场上还有更多一生中从未有过一天正经的大学校园生活,却具备比本科更高的“学历”者。
笔者去年早些时候曾经在本专栏的《李慎明和他的前主子都曾是人类浩劫的受益者》一文中介绍过,如今已经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位置上“退居二线”的李慎明的官方简历中注明他是“ 研究生学历,高级编辑、博士生导师”。
具体履历的内容是1970年入伍,先后任副班长、师政治部宣传科新闻干事; 1978年至 1983 年,解放军报社记者处记者 ……
1983年到1994年,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团至正师职秘书; 1994年至 1998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纪委书记 ( 其间, 1995 年至 1997 年,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研究生班学习、毕业, 1997年至1998 年,国防大学基本系指挥员班学习 ) ……
这位李慎明的官方简历中罗列了一大堆“重要学术职务”,除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党组副书记,还有国家社科基金国际学科评审组组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国际组组长中国政治学会会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全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顾问、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方交通大学、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兼职教授,等。
被内部人士自我戏称为“中国皇家御用智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官方自我定位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号称以学科齐全,人才集中,资料丰富的优势,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进行创造性地理论探索和政策研究,肩负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及政策咨询;为社会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实施方案的国之重任,而院主要领导人之一李慎明先生居然是从未进过大学校门的行伍出身,其所谓的“高级编辑”职称的获得,也是因为在退伍并进入社科院领导班子之前不但在解放军报的报屁股上发表过好多篇号称“豆腐块儿”的小消息和小议论,而且还和别人合作肩负过“王震传”之类的“国家级党史研究、写作重点工程”,真真是在作贱号称聚集三千余名全中国人文社科界“科研精英”的堂堂中国社会科学院。
好就好在这位李慎明终于因为正部级干部任职“六十五岁封顶”的年龄限制而被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班子中除名,不过接替他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兼副院长职务的赵胜轩也只有“在职大学”的学历。
所谓“再职大学”学历,包括了所有的不脱产的成人教育学历,包括广播电视大学、夜大学,函授大学、职工大学这四类“大学”,其中的广播电视大学和职工大学从体制上讲相对独立,只是大部分师资都是从正规大学里高薪聘请的兼职人员,而所谓的夜大学和函授大学基本上都是寄生于一些以“创收”为目的的正规大学,简单说来就是正规大学以赚钱盈利为目的开办的“函授班”和“培训班”。
如上四类“大学”的生源都有“在职”和“非在职”两类。统称为“四大生”。按照中共官方媒体的说法,“四大生”被社会歧视性的称为“黑四类”。其中的非在职生”毕业之后仍然会面临找不到工作的囧境。不少单位的招聘公告上都赫然注明,“四大生除外”。
上述“四大生”加上“文革”中产生的“工农兵大学生”一共五类,虽然少有“黑五类”的说法,但他们自己面对恢复高考后的历届正规大学毕业生也自觉矮人一等,故戏谑自己是“五大郎”学历。那么女性的“四大生”和“工农兵大学生”自然就是“五大娘”了。
现如今的中共官场上,五十年代出生者,具备“工农兵大学生”“和“黑四类”学历,也就是“五大郎”和“五大娘”们所占比例,远高过象李克强那样凭高考成绩进大学,毕业后具备正规大学学历,即使未再深造,也已经获取了学士学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