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苑》前副总编辑　陈雅明）

 

 

大年初一的旺角警民冲突发生后，梁振英政府一味将责任推在示威者身上，中共甚至视之为激进分离势力的暴乱。可以预料梁振英政府的认受性危机，加上当权几年间制造的矛盾及死不认错的态度，终会引发不可收拾的激烈抗争。

 

政权出现认受性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民不聊生，无法改善人民困苦的生活；二、政府不能代表甚至出卖在地人民利益。政治学家Ian Scott指出，从香港开埠到80年代末，港英政府出现过4次认受性危机，其中，第3次认受性危机发生在六六、六七暴动期间，第4次认受性危机发生在中英谈判及前过渡期的政治争拗。六七暴动，可说明第一个因素，因为当时香港人生活困苦，政府竟同时增大多项税收及征费。而中英谈判可展示第二个因素，当时的港英政府得不到香港人支持，因为其在谈判期间，多次让步，未能代表香港人的利益。

 

梁振英政府比港英政府更不堪，同时具备两个因素，3年多的施政不但没有改善民生，更令香港人见尽其出卖香港人的利益，令香港由生活到政治层面全面步向大陆化，例如将简体字教学引入小学、不顾民意强行任命李国章做港大校委会主席，令香港人感到原本居住的环境变得陌生。

 

更甚的是，本来一国两制的订立是为了保护香港人的利益，并以《基本法》表现出来，但梁振英政府连《基本法》也无法捍卫。近年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共粗暴诠释《基本法》，强行推翻对香港的民主承诺，以及近日李波等人竟然在香港被大陆公安掳劫到大陆受审，梁振英政府完全无法保卫香港人安全，要求中共交回李波等人。所有荒谬的事情，都构成梁振英政府的认受性危机。

 

其实，任何政府都可能出现认受性危机，问题在于如何化解危机。当年港英政府回应认受性危机的方法，不外乎两种。首先，政府会扩大其行政体系对各方人员的吸纳，尽可能把反对者纳入行政体系，令反对者成为建制的一部份，使其不再着力挑战政府。另外，港英政府亦会尝试改善反对者的生活状况，让反对者得到物质上的回报，减少他们对政府的不满。

 

斗争管治将致社会失控

 

然而，年初一的旺角激烈冲突发生后，观乎梁振英政府，丝毫没有打算检讨一贯以来的强硬路线，一意孤行地将责任推卸在示威者身上，并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自以为可以透过不断挑起社会矛盾，就能继续管治下去，殊不知这种斗争思维引起的每一个矛盾，都可能成为日后大型激烈抗争的导火线。

 

如此下去，梁振英政府的认受性只会越来越低，香港人（尤其年轻一代）视梁振英政府为外来政权的论述，很可能不久后将成主流。梁振英及中共的官员一直将本土意识打成分离主义，但本土意识越打压越高涨，这时不如反问自己：若然香港没有外来政权，本土意识又怎会成为分离主义？如果梁振英政府代表香港人的利益，反映香港人意愿的本土意识又怎会被政权视之为分离主义？

 

若然梁振英不放弃强硬路线，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冲突中，仍是透过警方强行清场，终会导致示威者伤亡。一旦警方开枪镇压示威，必定会出现梁振英政府无法控制的乱局，而梁振英政府平日制造的矛盾也会同时爆发，令香港社会失控，终会自食其果。中共一直所谓的人心回归，就永不可能实现。

 

现时唯一解决香港困局的方法就是全面民主化，尤其要加速立法会全面普选，让各个政治力量可通过议会制度代表各方利益，解决纷争。

 

哲学家Karl Popper提醒所有人类：民主是唯一可以避免以暴力方式、令政权和平转移的政治体制。历史亦告诉我们，没有民主制度，革命终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