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小女儿邓榕（Public Domain）
为了向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证明即使江泽民已经通过党的中央全会决定形式宣布以他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独立自主”，邓小平的政治影响力依然不减当年，邓榕开始主动出击，带着自己的独生女周游西方列国，一路主动向各大西方媒体表达自己愿就“父亲的健康状况”等敏感问题接受采访，令外界媒体一时间只知中国有个代邓小平发言的邓榕，把个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江泽民完全忽略。当时的香港亲共报刊已经把邓榕吹捧为中国大陆的“政治新星”。
作为一颗“政治新星”邓榕毕竟也还要食人间烟火,眼下大陆人人会背的“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这句精典台词对她来说同样也是真理。所以,随着那些年邓小平亲自策动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邓家子女个个身体力行,早已经为全国人民作出了“带头致富”的榜样,首批跨入邓小平所提倡的“先富起来的”光荣行列。关于这一点,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必在此详细描述。
而或许是因为“理想”、“追求”和“志趣”各不相同的缘故,邓小平在世时，邓家五子女及其他们的配偶除了在邓府家庭成员中实现了“共同富裕”之外,其“革命分工”也还是各有侧重,如大女儿一画千金、大女婿则独霸整个中国大陆的贵金属和稀有金属行业,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所出产的金银财宝均掌握在他一人之手,当然是侧重于利;二女儿和二女婿掌管大陆科技事业,似乎侧重于权;大儿子控制全国残疾人福利事业,造福一方,可谓图名;二儿子本来好象是瞄准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以至外界都以为也是图名,谁知半途下海,一夜之间便成为邓家首富,实践了父王“科学技术可以转化为巨大生产力”的英明论断。而具体到三公主邓榕,则比兄弟姐妹们更显超俗,名、权、利三样都要。
首先是名!从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不久,“毛毛”的大名就开始在《人民日报》上,因为一篇《在江西的日子里》而被渲染得人人皆知。后来,聂荣臻“元帅大伯”过世,王震“胡子叔叔”乌呼,邓毛毛更是借此机会,大写纪念文章,既尽到了晚辈的孝道,又趁机把自己的知名度又抬高一截。
当然,最大的出名机会还是从九三年开始出版《我的父亲邓小平》。国内方面,《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军报》、《文汇报》等印行数千万份的官方方大报竞相连载,官方权威出版社在宣称已经发行三千万册的同时,还专门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严正声明”,说是《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已经同《金瓶梅》等畅销淫书一样,遭到严重盗版(中共官方报道称此书上市月余即已发现七种盗版,充斥贵州、山西、山东、武汉、郑州、西安、成都、石家庄等十几个省市,作者萧榕对此表示愤慨)。
在海外,除了台湾、香港等地的华文出版社大肆宣传外,邓毛毛还亲自到香港出席发行式,与正好也在香港的王军涛的前妻展开售书签名“擂台赛”。
其次是利!邓榕除了丈夫贺平主管的军火贸易之外,有传说她自己也还在深圳兼任一家公司总裁。至于《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的版税和稿酬收入。几家报纸同时连载本属“一稿多投”,但因为这是“周瑜打黄盖”之类的事情,当然不能指责邓毛毛“文人无德”。而三千万册的版税,如果按书定价的百分之十计算的话,就已经超过三千万人民币了。
香港和台湾付了多少版税属于“商业机密”,但想必不会太少。另外,日本一家书店高价买走了邓毛毛著作的日文版权。如果再加上法文等版权收益的话,英文版权即使收益不如美国前总统布什夫人写人狗之情卖得多,在邓榕来说也已经是无所谓的事情了。
再次是权!邓毛毛是邓小平的代言人的事实,在海内外已经是人所共知,所以不必在此详细叙述。而江泽民和李鹏等“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要想就任何问题讨得邓小平恩准,必须由邓榕或王瑞林“转达”的事实,也早已经不是秘密。
赚了钱,得了权之后,邓榕又进一步在个人的知名度上下功夫,立刻便成功地利用世界媒体对邓小平健康状况及留世时间的关注，以及台湾、港澳、日本乃至美国政坛对“邓后”担忧,靠她的“自家新闻”使得全世界所有关注中国问题者一时间似乎只知中国有邓榕,而不知还有江泽民和李鹏。所以,如果同全世界的皇族相比,邓小平去世之前的邓三公主萧榕(邓榕)虽不敢与日本皇太子妃比贤淑,与英国王子妃比无姿色,与摩洛哥公主比富有,但却绝对敢与如上三人比知名度。
如果查找当年出版的,收录中共副部级以上干部的《人名录》肯定不会发现萧榕的名字。但是,按照中共有关组织规定,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中,有一名可以享受正部级待遇。那么,按照萧榕当年的“邓小平同志政治秘书”的身份,当时已经享受到部级待遇不是没有可能。
当年看到萧榕飞煌腾达，不可一世，,熟悉中共政治的人大概都会自然地联想起当年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一是因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共政权两个不同时期中的实际统治地位一样(不同的是一个曾在台前,一个退到幕后之后仍然是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二是他们各自的女儿,当年和日后的“共和国公主”的化名居然都用“萧”字。
当年的李讷于一九六五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后,即化名“萧力”穿上军装,进入《空军报》当编辑。“文革”开始后,她仍以此化名一跃而升至《解放军报》总编辑,官至中共政权干部编制的省、军级(同国务院的部同级)。此时,她年仅二十六岁,是当时中共政权内最年轻的的省军级干部。当时“文革”运动正闹得如火如荼,萧力一度成为父亲的“文革”联络员,随时向父亲报告“大好形势”。
毛泽东临终前几年,曾对女儿萧力刻意进行政治上的培养,让人安排她去北京市平谷县任县委书记,一是为锻炼基层工作能力,二是为得到基层工作的资历。后来萧力曾一度担任过北京市委书记(当时中共的地方党委第一把手称“第一书记”,所以萧力并不是北京市委第一把手)。
随着父亲的去世,母亲的下狱,萧力也一夜之间从高级领导干部的位置上跌了下来,好几年里一直是靠每月七十块钱的工资过活。现在,她虽然在中共中央秘书局享受司局级待遇之后退休,但其生活上的凄凉之景令人感慨。
中国大陆早有报道说:由于“某种原因”,萧力同李敏等毛泽东的后人都没有来往,所以晚境凄惨。这个“某种原因”显然是指萧力系江青所生。
当年还曾有报道说:由于萧力身体多病,医药费开支巨大。虽然她享受着“公费医疗”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但他的医药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属于公费报销范围的“自费药品”。久而久之,萧力竟因为看病而欠债,不得不给中共高层打了一份报告,询问她是否有权继承一部分她父亲生前的财产(主要是著作版税)。报告打到邓小平处,邓小平批复道:毛泽东的财产都是党和国家的财产。
有了邓小平的这一句话,谁还敢可怜萧力。萧力在绝望中,正好其生母江青去世,中共有关部门通知她可以认领江青在银行里的一笔存款。从此萧力的家庭经济情况才稍有好转。
无独有偶,邓小平一旦继承了毛泽东在中共政权中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后,他的女儿也穿上军装,而且开始进入的也是解放军的总政治部系统。从此化名“萧榕”。
虽然萧榕此后的经历同当年的萧力并不完全相同,但至少都是在极短时间内即官至高位(邓小平自己曾讽剌这种因某种背景或某种特殊需要被突击提拔的共干是“乘直升飞机上来的”)。
前后两任“共和国公主”在公开露面时都不用父姓而共同取了个“萧”字,也或许是纯属偶然的巧合,但并非巧合的时,她们两人均无“倾城之貌”,但却先后都有过“倾国之权”。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萧力在“文革”运动中一度以联络员的身份充当父亲的“耳朵”;九十年代的萧榕在改革运动中则以秘书的身份,不但充当父亲的“耳朵”,同时还身兼父亲的“嘴巴”。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说她们是“倾国之权”似乎并不过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