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法律系副教授、占中发起人　戴耀廷）

 

「雷动计划」要成功达到目标，就是「直选23、立会达半」，第一步就要在地区直选五个选区，协调出适量数目的参选名单。人们对这计划最大疑问，就是为何那些拥有现有议席的泛民政党会愿意与其他有意参选的人及团体协调出选的名单。参考台湾最近选举的经验，在太阳花学运后新兴的政治组织如时代力量，是因民进党愿意让路，才能在选战中赢出。那是因立法院的部份议席是单议席单票制，就像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泛民政党不让路，新来的人就无机会出选。因此，无论怎样协调，结果也不可能减少参选名单以集中选票和减少浪费票，故这计划第一步就行不通了。

 

但香港立法会地区直选与台湾不同，是采用最大余额法的比例代表制。有人认为比例代表制更难协调，因要把建制派的支持者赢过来的机会不大，故大家都只能在相近的票源争取支持，我多拿一票就必是你少一票。但这只是给比例代表制表面的现象欺骗了，实是在香港的比例代表制下，协调新、旧政治力量反而是较容易。

 

在香港畸形的政治状况下，各区少有当选名单是按得票比例而得议席，而大都是以最大余额来取得议席。基于此，新的政治力量要参选，并不用旧的政治力量让路，而是透过合作，利用选票较建制派多近15%及充份运用最大余额法的空间，使选票能发挥出杠杆效应，取得比选票比例更高的议席比例。那就可令饼变大，让新、旧政治力量不用相争而是共同得利。反是若大家拒绝协调令参选名单过多，摊薄了选票，就会导致大家都成为输家。

 

以2012年立法会新界东选区的结果为例，非建制派虽只取得57.6%选票，但最后却能取得九席中的六席，即66.6%议席，那就是选票在香港畸形的比例代表制之下的杠杆效应。不过，那次选举只是误打误撞，亦因建制派本身也出了很多张参选名单才侥幸成功。若要有计划地发挥选票的杠杆效应，第一步就是要协调出适量的参选名单，再透过全港选举工程进行智慧型配票，来把选票平均分配到各参选名单。

 

是次选举的政治情况，亦可能令大家愿意协调的机会增加。泛民政党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时候，不少现任议员都不再参选，希望能由党内的新人替上，但选票能否稳妥地由旧人转到新人手上，其实存在风险。新的政治力量也有相同问题，虽然在雨伞运动之后选民求变之心似乎变得强了，但能否在泛民政党手上抢过选票及议席，也同样是没有绝对信心。因此，与其大家相争，不如做好协调，互相倚傍，摊分风险。若能造成声势，以能带来实质改变的希望，去促使过去那些认为投票无用的人，也愿意登记为选民，走出来投出抗命的一票，就有更大把握从建制派手上把议席抢过来。

 

 

可以手机程式配票

 

至于如何令选票平均分配到各参选名单，那反只是技术问题。要令选民配合整项行动，首先要让选民充份明白今次选举的政治意义，并不是一场正常的民主制度下的一般选举，而是民主转型过程中具极大策略意义的选战。如非建制派能取得立法会一半议席，特区立法权再不能牢牢地由北京政府所信任的人掌控，而特首无论是否梁振英，施政也同样是举步维艰，除非北京政府愿与非建制派达成全面民主普选的协议。这会促使北京政府必须认真面对真普选的诉求。

 

所以他们在今次选举所投的一票，不在于表示他们支持哪人成为立法会议员，而是在于向建制派说「不」。再且，即使他按配票的安排要把票投给一个他不喜欢的人，但因这计划已把他支持的人与不喜欢人放在同一条船上，只要他能按指示投票，也能把自己真正支持的人送入立法会去。只要他们明白，今次所投下的一票，不单是延续雨伞运动抗命精神的一票，更加是可以改变香港未来的一票，选民按指示投票的机会有可能大增。

 

至于如何配票，建制派用过的方法是按地区把票配给不同的名单，或是临场指示支持者把票投给哪一张名单。其实非建制派的支持者，过去也懂得分散地在自己的群体中配票（如一家人把票投给不同的名单），现在只是变为由中央统筹如何把票在各区平均地分配到各参选名单去。

 

我现在想到的方法是可以设计一个手机程式，选民在进入票站前，只要启动预先下载的程式，输入自己的选区后再按键，程式就会随机地在该选区非建制派的几张名单中显示出一张他要投的名单。因选民基数很大，故结果应可以把选票平均分配到各名单去。至于那些不懂用手机程式的选民，我们可以在选举日当天或之前，在各区设立街站协助。其实选民也可事前叫懂得使用手机程式的家人协助他知道应投票给哪张名单。这未必是最好或唯一的方法，也必有人能想得到更好的智慧型配票方法，故我相信这技术问题是可以克服的。

 

只要大家愿意同心做到协调参选名单及智慧型配票这两步，要达成「直选23」这目标，并不是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