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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回忆塔泽仁波切
——我的布鲁明顿之行

1、

黄昏的阳光里，我和塔泽仁波切夫人坐了下来。话题，就从刚刚圆寂的塔泽仁波切开始了。夫人首先谈到了塔泽仁波切的书——《西藏是我的国家》。我说，“我对塔泽仁波切的认识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那是立体的西藏。也是在这本书里，我第一次见到塔泽仁波切的照片：他和海因里希• 哈勒（Heinrich Harrer）站在一起，看着远方。那是一位英俊的安多男子，他的面容，也像那些文字一样，尽是和谐与善良。”

“就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面容也是端正的。”塔泽仁波切夫人接过了我的话，“到现在，我还记得与他初相识的情景，那是在西雅图，我哥哥的家里。对我来说，他更像一位师长，没有想到，我们会建立家庭，并一起生活了四十七年。

“我们结婚的时候，是六十年代早期，在美国，那时，几乎没有人知道西藏。他提着简易的放像机去各处讲演，告诉人们，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是，尼克松访华后，他不得不把争取政治权力转为文化传播。”说到这里，夫人停下了，一眨不眨地看了我一会儿，“如果他在这里就好了，他能说流利的汉语，你们可以交流，很好地交流。他还精通英语、蒙语、藏语、日语，还会说一些德语。他的蒙语比藏语还好。

“他活着，就是为了西藏。

“他和那些政治家不一样，从不随波逐流，他的观点，几十年来没有改变。

“1979年，他在布鲁明顿建立了藏蒙佛教文化中心。开始了他的许多关于西藏的梦想和计划。可是，九十年代末，随着他生病，我一方面照顾这个餐馆，另一方面还要照顾他，你知道，医生和护士并不都是天使。所以，文化中心那边，我就不能花费那么多的时间了，就出现了资金危急，我们向衮顿（对尊者达赖喇嘛的尊称）汇报了情况，他派来了阿嘉仁波切，解决了危机。

“我不得不说，他后来身体状况的恶化，和80年代回西藏有直接的关系，当他看到西藏的现状时，非常难过，回来后，常常睡不着觉，心脏也渐渐地有了问题，就像他的弟弟洛桑桑丹一样。

“我并不担心他的灵魂走向，我了解他。人生就是一个圆，现在，我只是期待着他的转世降生。不过，我还是要尊重西藏的风俗，后天，我将和我的三个儿子一起去印度，先拜见衮顿，然后，到印度南方的各寺院布施，尤其哲蚌寺果芒扎仓，那是仁波切的寺院……”

塔泽仁波切夫人贡觉央吉罗布，生于后藏萨迦，九岁时，开始了流亡。她的家族可以追溯五十代，直到八思巴，也就是说，她是萨迦王室的后代。她说，她很想去塔泽仁波切的故乡和萨迦两个地方，特别为仁波切布施。只是目前西藏的形势和八十年代相比，又有了太多的不同，更加恶化了。她说，“我知道我的想法，不过是一场梦。”

“中国政府应当给予您这个方便，甚至邀请您一家回西藏为塔泽仁波切做最后的送别。这也是中国缓解西藏问题的好机会。一个政府，如果连这点气度都没有，离倒塌也就不远了。”我劝慰着，却力不从心。

2、

1997年，去西藏的路上，我曾在塔尔寺稍作停留。那时，阿嘉仁波切头顶的光环，让我感到遥远。

“命运莫测，”我看着阿嘉仁波切，“现在，我就站在我曾经排斥的一位活佛面前，并渴望着向他请教。”

阿嘉仁波切笑了，“尽管说吧。”

可是，我不敢占用阿嘉仁波切太多的时间，他刚开完寺务会，还有许多事情等着处理。我只能简单地说明来意。

“关于葬礼，”阿嘉仁波切说，“我建议你采访帕日仁波切。”

“那么，可以谈一谈您对塔泽仁波切的印象吗？”

“我和塔泽仁波切在年龄上差别很大，隔了两代人，接触的不多。不过，八十年代初，我在塔尔寺见过塔泽仁波切。那时，塔泽仁波切的做法就和一般人不一样。举个例子，当时，很多人去朝拜他，他却反对这样做，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人不需要朝拜人。’

“塔泽仁波切的一个经师，名字是慈诚乐善，也是我的经师，和我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直到圆寂。见到塔泽仁波切的时候，我把老师的灵骨舍利分给了他一部分。他带回美国后，藏于藏蒙佛教文化中心修建的菩提塔中。”

“您是说，他是一个谦逊而尊重上师的人？”

“他还是一位诚挚的人。在塔尔寺，作为仁波切，尤其主持，都有自己的府邸。而塔泽仁波切的府邸，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无情地拆了。八十年代，塔泽仁波切回去的时候，问县里的一位领导，‘我没有见到我的房子呀，我的房子怎么了？’县里的领导不好意思说拆了，一时语无伦次，就回头问加央仁波切，‘哎，塔泽仁波切的房子怎么了？’加央仁波切不敢说真话，怕领导难堪，尤其那时，他还是一个没有摘掉帽子的人，就说，‘这个，这个，这个吗，因为长时间没有人住，可能下雨浇塌了。’塔泽仁波切说，‘是拆了吧？不要不敢说嘛。’大家笑了起来。

“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塔泽仁波切很失望。四十年代在塔尔寺，塔泽仁波切跟随很有学问的老师，学了很多东西。后来，又到拉萨继续学习佛法。他的知识非常丰富。他清楚地知道西藏传统文化对人类的价值。越是这样，他就越忧虑西藏文化的未来，就越想好好地保护……从微观角度，我理解他提出西藏独立的方向。但是，尊者达赖喇嘛不得不从宏观的角度考虑西藏的未来。尼克松访华后，塔泽仁波切开始从学术角度向西方介绍西藏，促进了各教派之间的来往。尤其是徒步行走，让西方人更多地了解到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和她艰难的处境，引起了世界对西藏的广泛关注。而藏蒙佛教文化中心的建立，为西方提供了一个能够呼吸的、活的西藏。塔泽仁波切希望，就是有一天西藏消失了，这里也不会消失。”

“塔泽仁波切夫人说，这里出现过资金危机？”

“继续这么大的一项事业不容易，美国也有经济危机的时候，何况那时仁波切还在病中。不过，一切都过去了。我的目的是圆满地完成仁波切的意愿，让这里继续传播西藏文化，和其他的蒙古区域更好地取得联系，促进各教派之间的和谐往来，祈祷世界和平。我想，塔泽仁波切在天之灵，也会得到慰藉。”

3、

帕日仁波切是阿嘉活佛仁波切请到强孜林寺专门讲经的。不想，塔泽仁波切在这时圆寂。他尽其所能地和阿嘉仁波切一起，按照西藏的传统，安排了葬礼。

“我们用藏红花等几种不同的药材制作的圣水，清洗了法体。塔泽仁波切病了很长时间，只能用圣水轻轻地浇。”

“是您自己清洗的法体吗？”

“不，是我和阿嘉仁波切，还有塔泽仁波切的三个儿子一起清洗的。

“后来，我们为仁波切穿上了法衣，把铃和杵放进塔泽仁波切的手里，使法体成为一座坛城。对着这尊坛城，我们每天念经修法。祈祷仁波切的魂识，沿着经声和酥油灯的光明，抵达佛的净土。

“第七天，在嘉瓦仁波切讲经法座的前面，我们搭了一个简单的塔，进行了火供仪式的葬礼。

“而后，我们收起灵骨舍利，举行了清洗仪式，把灵骨舍利装进了宝瓶，放在仁波切的卧室里。又用鲜花，围起了火葬法体的地方。

“火葬那天，从美国各地自愿来了二十多位僧人，为塔泽仁波切念经。

“在四十九天的中阴里，我们五位僧人，每天都要对着塔泽仁波切的灵骨舍利修法。四十九天之后，准备建立一个灵塔，把灵骨舍利放进去，但是，建立什么样的灵塔，还没有最后商定。

“过两天，塔泽仁波切的夫人和三个儿子，还要到印度各寺院烧香、祈祷、布施。

“现在，我们经常修的是文殊菩萨的法，还有《色如》等，都是让灵魂顺利转世的经。”

后来，帕日仁波切还为我讲解了，挂在强孜林寺走廊里的塔泽仁波切几次步行的照片；以及尊者达赖喇嘛莅临时，休息的房间，坐过的椅子。

4、

建立藏蒙佛教文化中心时，因为取土，形成了一个水塘，就像建立布达拉宫形成了宗角禄康一样。水塘就在塔泽仁波切的房前。塔泽仁波切在水塘里种了莲，现在，深禄色的莲叶苍茫地覆盖着清水，莲花正在鲜艳地盛开。还有塔泽仁波切从其他国家带回来的金色鱼种，正在一簇又一簇地长大。听说，塔泽仁波切还很疼爱小动物，凡是无家可归的猫，流落到中心，他都会收养起来，给它们一个栖身之处。他还爱狗。那五只忠诚于他的狗，随着塔泽仁波切的生病，也相继地死去了。

显尔易见，塔泽仁波切是一位平和的，尤其是同情弱者的人，是一位知识深厚的西藏学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塔泽仁波切是西藏民族的象征和信心，也是尧西家族（达赖喇嘛家族）的骄傲。他的西藏独立的主张，让后来人，尤其是我这个汉人，不得不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本质，产生怀疑。

塔泽仁波切，愿您早日乘愿再来！

完稿于Calgary 2008年10月2日

以下图片为朱瑞拍摄：

塔泽仁波切建立的强孜寺，与他原任法座的塔尔寺（衮本强巴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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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泽仁波切建立的藏蒙佛教文化中心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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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孜寺内，尊者达赖喇嘛的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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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蒙佛教文化中心的佛塔，藏有塔泽仁波切和阿嘉活佛仁波切的上师的灵骨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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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泽仁波切在强孜寺的“甚夏”（寝宫）。在法座上和小桌上有5条小狗的模型，随着仁波切的去世也相继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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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绸包裹的宝瓶里，是塔泽仁波切的灵骨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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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尊者达赖喇嘛的讲经法座前，鲜花围绕之处是火葬塔泽仁波切法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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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泽仁波切在强孜寺池塘里亲手种下的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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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泽仁波切从其他国家带来的鱼苗，如今在强孜寺池塘里长大成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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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孜寺里盖的幽静小屋，可供修行者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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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塔泽仁波切之后，阿嘉仁波切仁波切承担起藏蒙佛教文化中心和强孜寺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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