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习仲勋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
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是中共元老、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遗愿。
在一次讨论会上，习仲勋说：“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护不同意见。从党的历史看，不同意见惹起的灾祸太大了！‘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右倾投降’、‘左倾投机’等等，我经历过的总有几十起、上百起，但最后查清楚，绝大多数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属于思想问题，有不少意见还是正确的。我们对党的领导人，应当热情拥护，对党的方针、政策应当坚决执行，但是对领导人的主张，对党的方针、政策，不是不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规定什么情况下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受处罚。”
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民法室业务牵头人李由义说：“宪法已经规定了‘人民代表在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这正是保护不同意见的法律。”
习仲勋说：“我的意见是，任何人都应当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不只是人民代表，人民代表才有几个？也不只是在各种会议上，平时说几句不同意见就犯了罪了？”
李由义说：“前些时讨论修改刑法，已取得共识，对仅有思想而没有触犯刑律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也就是说，任何人，不能因为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而处以刑罚。”
习仲勋说：“不给刑罚，还有批斗、禁闭、降职降薪、调离、开除等等处分等着呢。我说的保护，是指保护不同意见者的一切权利，不受刑罚，也不受其他处分，这样才能让人畅所欲言。”
李由义说：“您说得很对。这正是当今社会上普遍地不说真话的根本原因——怕受处罚，怕说了真话倒霉。”（高锟：《习仲勋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12期，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原主任。）
上述对话，突显习老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的初衷、内容和目的。第一层意思是，对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对领导人的讲话、指示，都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第二层意思是，发表不同意见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仅在各种会议上，也包括平时说话和“妄议”。第三层意思是，保护不同意见者的一切权利，不受刑罚，也不受其他处分，包括批斗、禁闭、降职降薪、调离、开除等等。
如果真的制定了一部囊括上述三层精神的《不同意见保护法》，那么，中国人民群众就不会再为发表与主旋律不合拍的意见或“异议”而提心吊胆，缄口装哑，甚至违心地拥护奉承，吆喝“领导圣明”，取而代之的是人人畅所欲言的民主氛围。如果中国有《不同意见保护法》，前些日就不会出现震惊全国乃至整个地球村的任志强事件。著名企业家任志强因为发表了与中共领导人观点不同的意见，骤然招致党媒口诛笔伐，受到官僚及其御用文人的批判和“公审”，被扣上“反党”、“内奸”、“人渣”等一大堆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大帽子，人格尊严遭到肆意侮辱和丑化，甚至被公告要给予严肃处分。由此可见，习仲勋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多么重大啊！
习仲勋之所以感慨如此痛彻，认知如此深刻，立法愿望如此迫不及待，与他亲历毛泽东极左时代，目睹成千上万不同意见者被残酷迫害乃至被剥夺生命有直接关系，也与他自己因持不同意见而饱受迫害磨难分不开。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却有一部分人，或因为无知，或因为中毒太深，或因为别有政治野心，常以毛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口号为据胡扯八道，称颂毛时代提倡言论自由、保护不同意见。事实呢，毛的这些口号不过是耍“阳谋”，为“引蛇出洞”，待到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上当受骗，敞开胸襟给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善意提意见和建议以后，便举全国之力实施大围剿，一家伙打了数百万“右派分子”，对其实行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并株连其家属子女长期受歧视。为坚持反右运动的正确性，只是“扩大化”而不是“完全错误”，结果，数百万“右派分子”都平反了，唯独不给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学生）6人摘帽。
当下有一帮妄图复辟毛泽东极左路线的奸臣佞徒，对10年文革红色恐怖，极尽粉饰美化之能，把红卫兵、造反派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行为，说成是“言论高度自由”，“不同意见是受到最好保护的”。如此颠倒黑白的扯淡，无疑要遭到亲历文革浩劫者的痛斥和抨击。须知，文革浩劫中的那种所谓的“言论自由”是戴“紧箍咒”的，是受刚性钳制的，不可以越雷池半步。一切想着“毛神仙”、一切服从“毛神仙”、一切紧跟“毛神仙”、一切为着“毛神仙”是全民的话语准则——亿万人民鹦鹉学舌，绝对统一，都是在重复“毛的口水”、“毛的官腔”——照毛泽东语录说话，按“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文革后更名为“求是”〉）发声；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是圣经，人人必须背诵，稍有偏差，便被“砸烂狗头”。
1967初夏，我请一个远乡来的同学到县城中心饭店就餐，刚点一个菜名就挨收银员骂了：“为人民服务！——滚蛋！”我同学醒悟快，连忙补上一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接下来，服务员才卖饭菜给我们。那时候，不管你到哪里买东西，哪怕是买只尿壶，也要先背一段毛泽东语录。这就是毛时代的所谓的“言论自由”。
那年秋，我真的碰上一回“砸烂狗头”的事件。一个中年汉子到县新华书店买毛主席像。从他“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的衣着看，就知道他可能是个村干部。那时节，买布凭票，全家人的布票凑到一块不够一个人用的。大小队干部搞特殊化，计划供应的日本尿素用完后，袋子全被他们私分做衣服。当时有一段流传甚广的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身尼龙服。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穿青的穿蓝的，就是没有社员的（人民公社社员）。”那汉子把钞票往柜台上一摆，吆喝道：“买张毛主席像！”女营业员反问：“你说什么？”“买张毛主席像！”“你再说一遍！”“买张毛……”还没等他说完，不知啥时溜到其身后的两个戴红袖章的家伙就把他架了“喷气式”，推到主席像前，猛蹬其腿弯，令其跪下请罪，周围响起一片“砸烂现行反革命的狗头”的口号声。这时候，买主席像的也醒悟了——主席像只能说“请”，不能说“买”。只见他鸡啄米般地不停磕头，大声念叨：“我该死，我有罪，我的狗头该砸！”书店的造反派还算宽容，见他认罪态度不错，没有押到外面游街示众，让他“请”了毛像就放行了。
这就是被当今“毛左”“毛粉”颂扬有加的毛时代的所谓的“大民主”和“言论自由”。其实，在浩劫时代，只有“毛神仙”一个人的言论自由，他可以信口开河，说颠就颠，说倒就倒，“指鹿为马”，亿万人民都是匍匐在他脚下任其愚弄的玩偶。与九五至尊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毛泽东自诩语）的“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一旦意见不同，哪怕是“腹议”，就要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不仅底层百姓如是，中共高层官员“伴君如伴虎”，出现半句言差语错，就要被打成“反党分子”、“反党集团”。国家主席刘少奇因此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头号走资派”，被永远开除党籍，折磨致死，匿名焚尸；邓小平因此被打成“二号走资派”、“邓纳吉”，举国声讨批判，贬为庶民，反复“检讨”，逼迫承诺“永不翻案”……中国高官因持不同意见获罪惨遭迫害者，实在是数不胜数。
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遭遇也算一个典型。他不满13岁参加革命，1953年9月后，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向毛泽东诬告习仲勋策划出版小说《刘志丹》反党反毛。习仲勋发表不同意见、自辩其诬的权利被剥夺，毛当众圣喻定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于是，习仲勋便被打成“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成员，关押审查，丧失自由，文革浩劫期间受到残酷批判斗争，遭到长达16年的不公正对待。陕甘宁老区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集团”的所谓“黑爪牙”，不少人被整残、整死。直到毛死、四人帮垮台以后，1979年8月习仲勋的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
说句不中听的话，也许会被某些认为是幸灾乐祸的话，追随毛泽东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开国元勋们，许多人被“恩将仇报”，招致种种磨难，甚至死于非命。从某种角度厘清细析，也不乏“活该”、“咎由自取”的意味。设若高官们都不争相阿谀奉承，都不争当神坛的基石，毛泽东咋会成“神”，以“秦始皇”自居？咋会一言九鼎，一句顶一万句，容不得不同意见？设若中共顶层没有“家长”，不树“个人权威”，不搞“个人迷信”，允许不同意见畅所欲言，那毛泽东就不可能成为什么“大救星”和“红太阳”。他也就没有能力为所欲为，频繁发动政治运动，无休无止地瞎折腾，更掀不起文革红色浩劫的滔天恶浪。历史容不得假设，但历史毕竟是镜鉴和教训。
习仲勋之所以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既是对缘于自身所受迫害的追根溯源的刻骨总结，他不希望今后再发生迫害不同意见的悲剧；也是对中共搞个人迷信、独裁、专制，肆意打击不同意见，制造无数冤假错案的锥心反思。由此可见，习仲勋关于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的建议意义深远，价值巨大。如果个人独断专权的政治生态环境得不到彻底纠正和清除，在中国再搞骇人的政治运动、重演文革浩劫悲剧，实在是太容易了！政治流氓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举全市之力“唱红打黑”，致毛泽东阴魂借体还阳，山城一片红色恐怖，并且殃及全国不少地方。所幸的是，这个“红二代”、“大衙内”恶贯满盈，自我爆炸了。不然，兴许中国二次文革浩劫早就“四海翻腾云水怒，五州震荡风雷激”了。
在如何避免文革浩劫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上，习仲勋和彭真两位中共元老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习说：“要有一个制度，有一种力量，能抵制住‘文革’这样的压力才好。”彭真说：“我们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种违法的行为。‘文革’是极严重的错误，今后决不许重演。”习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彭说：“所以，我们今后一定要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出处同上）
习仲勋的担心是：今后再出现毛这样的强人，他坚持要搞独裁、文革，那是很难制止的，或曰根本挡不住。至于彭真之言，只要“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就可以遏制毛这样的强人肆意妄为。恕笔者对先辈的不恭，彭真老未免太过天真。毛时代不是也有宪法和法律吗，而他成了“神仙”和“皇帝”以后，宪法和法律便皆废纸。“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是毛对自己的形象比喻。既如此，毛“强人”便想怎么折腾就可以怎么折腾，谁能奈何得了？所以，习仲勋忧心忡忡啊！他惟恐中共今后再出现像毛泽东式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党魁。
不幸的是，习仲勋老人家阳寿结束过早，2002年5月24日不幸病逝。其在世时，不可能预知自己的儿子能在10年后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如果他先知先觉，他一定会经常叮咛，尤其临终前更会反复嘱咐：儿啊，一定要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捍卫公民的言论自由；儿啊，人民至高无上，万万不可做毛泽东那样的强人；儿啊，文革没有一点好处，万万不能让其死灰复燃。【笔者注：习仲勋说：毛主席过去讲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七好在哪里？“文化大革命”没有一点好处，当时是对形势估计错了，运动发动错了。来源：2013年10月14日中华网转《贵州都市报》】
习仲勋老人家的遗愿如能得以实现，那是中国人民的福分！现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50年后的今天，否定文革却是官媒的忌语，说文革没有一点好处将被视为“妄议”；总书记的画像挂出来了，像章公然戴进了全国两会；总书记的颂歌谀诗遍布网络，愈演愈烈；总书记的夫妇，一个成了人民的父亲（大大），一个成了人民的妈妈；还有“嫁人就嫁习大大”……习仲勋老人家的在天之灵瞰视华夏如此景况，肯定心如焚，泪如雨……
父爱如山，父愿如天。老父16年磨难是警钟，莫让英灵不安宁。但愿习仲勋老人家的遗愿能够在今朝得以实现：尽快出台《不同意见保护法》，让天下公民不再为“妄议”提心吊胆；铁腕荡涤个人迷信毒霾，彻底清除文革浩劫死灰。这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注：新闻链接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131014/1808749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