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就在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周日开始自己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的四天前，流亡作家廖亦武拜访了在柏林的总统府贝尔维尤宫。
廖亦武是一名前政治犯，于2011年逃离中国，他带着一个六人名单向高克提出要求：你见中国领导人时，请向他们提政治犯所面临的困境。
这正是高克在五天访问期间所做的，据他的发言人费尔多丝•福鲁达斯坦(Ferdos Forudastan)说，在这次周四结束的访问期间，高克去了北京、上海和西安。
“在他的政治讨论中，他谈到了几名监狱里关着的人，”福鲁达斯坦说，并表示，唯一可透露的名字是记者高瑜，高瑜曾为德国国家广播电台“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撰稿，去年因泄露国家机密的指控被判监禁，在引起国际舆论哗然之后获释保外就医。
高克曾是东德的一位基督教路德派牧师兼公民社会活动家，曾反对那里的共产主义国家，他在访问中提到政治犯的案子，这让他在外国领导人中显得很突出，这些领导人往往避免提人权问题，只讨论贸易，总部设在德国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说。
“作为一名德国公民，我很高兴他做到了这点，”出生在中国的廖天琪表示。“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讨论价值观和道德问题。”
德国总统的最高元首地位在更大程度上是礼仪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廖天琪说，“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政客。他不怕被选下去。他在很多问题上都敢于表态。”
她把高克的做法与英国和法国领导人的相比，她说，英法领导人远不愿如此直率地提中国的人权纪录，该纪录最近在联合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相比之下，德国由于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感到自己有特殊责任，不能把行动与道德分开，”廖天琪说。
交给高克的六人名单上有一位是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廖天琪说。
其他人是高瑜，被软禁的作家和摄影师、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被囚禁的诗人李必丰，被囚禁的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以及一个亲民主党派的创始人秦永敏，他目前下落不明。
高克还在周一晚上，在德国大使馆会见了几名处境困难的中国人权律师，包括代理过高瑜案的莫少平和尚宝骏。去年夏天以来，已有200多名维权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被拘押或带走，有20几位仍然在押。
高瑜已经获得前往德国接受治疗的签证，但不能离开中国，因为公安部不让她出境，廖天琪说。
也许最显著的是高克周三在上海同济大学发表的演讲，他的讲话虽然没有直接针对中国，但激烈抨击了专制的政治制度，他呼吁允许公民社会蓬勃发展。
德国报纸《世界报》(Die Welt)报道说，“总统在一个巧妙的演讲中，为中国的政治举起了一面镜子。”报道称，通过广泛引用德国的纳粹主义、以及东德的共产主义历史，高克的话在今日的中国引起了共鸣。
高克对学生和教师组成的听众说，他来自一个“面临过与中国需要面对的同样问题”的国家。
东德“曾禁止自己的公民说话，羞辱那些拒绝遵守领导人意愿的人，把他们关起来，”他说。“而其整个体制缺乏适当的合法性。不举行自由、平等和为投票人保密的公开选举。其结果是缺乏公信力，导致了统治者们与被他们统治的人之间的一种不信任文化。”
他批评了某些国家坚持认为自己具有特殊性、因此他人没有资格对其作评判的观念，中国领导人经常提这种观念。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国曾宣称其文化的特殊地位，提倡一种例外主义，根据这一观念，对他人来说是正确的东西，不一定适用于德国。这最终导致了纳粹主义的大灾难，纳粹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击败，这才使得德国联邦共和国向（启蒙哲学的）基本原则敞开了大门”，高克说，“这些原则包括不可剥夺的人权、法治、权力分立、代议制民主，以及主权在民。”
他在另一段明显是指今日中国的话中说：“那个时刻明确地表现出，争取自由的人类向往不可被压制。这就是为什么从长远来看，个人自由不能被物质产品或社会地位所取代。”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把高克的演讲不当回事。
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只要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精神，加强对话，就能不断增进互信、加强合作。”
国家通讯社新华社避免提及高克的上述言论，只是指出，他对中德合作表示了乐观的态度。
周二，也就是高克与维权律师代表见面的第二天，民族主义报纸《环球时报》似乎试图警告高克不要涉及这个题材，该报发表了题为“西方人权组织莫逼访华的高克总统”的社评。
“他来中国访问又不像默克尔那样往往带着推动两国经济合作的‘硬指标’，因而一些西方舆论鼓动他把自己的中国之行与向中国人权施压绑在一起，”社评写道。
社评还说，“西方政治家就中国所谓人权问题‘说两句’已经成为某种‘规定动作’，如果高克在中国一声不吭恐交不了差。”
流亡作家廖亦武说，他不知道高克对中国领导人究竟说了什么，但他相信这次访问将有助于在中国艰苦挣扎的公民社会和人权倡导者。
廖亦武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这本身将对中国异见知识分子团体以及人民产生深刻和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