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本专栏上篇文章《被官媒“毛化”是习近平个人集权的必需》最后一段的内容是：如今有外界媒体一面坚信习近平个人专权程度在中共党内前所未有，一面又替习近平辩护说他“对‘姓党’的媒体刻意塑造他的形象很不满意”，殊不知凡独裁专制政权制度下的“最高统帅”的个人专权之程度从来都是与个人崇拜之力度成正比的。崇拜意味着臣服，是独裁领袖维护和巩固个人专权的必要前提。
记得两年多前随着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出台，海外立刻有了“五权合一”的说法，意即习近平一人身兼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其实“五权合一”说法不过是因为中国政党史上有“五权分立”的说法而把习近平的高度个人集权形象化了一把，事实上他从接替胡锦涛党总书记职务的那天起至今，其“一把手”的头衔除如上五个，至少还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相比于自己的前任胡锦涛，习近平除了多出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职务，更令党内党外刮目相看的是他一改由国务院总理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作法，自己亲自兼任这个职务。
百度百科对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词条内容中如是说：“2014年6月13日下午，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布了习近平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的通稿，消息显示，习近平在中央深改组组长、国安委主席、网安领导小组组长等之外再添新职，兼任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过去10多年，这一职务多由国务院总理担任。
会议主题为研究中国能源安全战略。担任政治局常委的两位国务院一、二把手李克强、张高丽出席了会议，但在财经领导小组的具体职务上仍有不同，李克强为小组副组长，张高丽仅为小组成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中共领导经济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领导和决策部门。其成员由分管经济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务院领导成员和部分综合经济管理机构的领导成员组成……
此前有内地市场化媒体报道，2013年两会国务院总理换届后，李克强照例接管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担任组长，但始终未见官方报道证实。从今次报道看，2013年两会后由习近平直接接掌财经小组的可能性更大……。”
李克强接替了温家宝国务院总理职务却未能同时接任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职务的消息对外公开之后，有境外媒体分析说：其实，早在中共十八大前，外界已经得知中共党内已经确定将习近平与李克强分别列为胡锦涛与温家宝的接班人，随即以“习李体制”来形容这一届行政结构。2013初，中国政坛完成10年一次的权力交接，习近平、李克强新政府上台，外界也出现了“习李新政”的说法，甚至有媒体和政治分析人士还对“习李体制”进行合理性分析，勾勒出“习李治国蓝图”，认为在“习李体制”中，习近平总抓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与意识形态改革；李克强则主抓经济领域与社会管理等的改革。
可是随着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中国高层政权变动潜移默化，随着这种变动，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中国的政治框架绝非简单“习李体制”。诸多事实表明，当下的中共高层有意打破胡锦涛当政时期九常委各掌一方、各自为政、元老幕后干政、总书记个人威权不足、只充当“维持会长”的旧格局，重树总书记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尤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外界能明显感觉，中共对习近平领导核心地位的维护更加自觉，针对最高领导人的造势运动密集实施。
很明显，这种维护在让习近平成为中共自毛泽东、邓小平之后，拥有最多权力和个性色彩的强势领导人的同时，也弱化了外界此前对“习李体制”中李角色所承担的政治色彩。有海外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同时担任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会主席、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正在稳固“一人体制”即“习体制”。
外界媒体当时把这种“胡温时代”的“两人体制”变成“一人体制”形容为以“党政重合”的方式体现，实际上就是习近平在单独掌握军权的同时，通过一人身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方式，事实上恢复了毛泽东时代后期，也就是文革时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文革”有所谓“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说法，把现如今的中共中央领导体系形容成“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习是领导一切的”，并不夸张。
相比于如今的习近平，胡锦涛没搞个人集权，但结果是差点被周永康和薄熙来给害了，几乎被郭伯雄和徐才厚给卖了。从这个角度讲，习近平一改胡锦涛时代的“九龙治水”为总书记身兼九职，迅速完成其个人的高度集权，未必不是党内共识。在此前提下，为习近平搞点个人崇拜，其实是维护政权、巩固政权的需要。
去年春节，中共央视新闻连播以“最高统帅与基层官兵心心相印”为标题播出习近平在西安“亲自登上战机，坐进驾驶舱体验战机的操作和使用”的新闻专题。
自此，官方新闻和官方报道要求大力推广的民间颂歌中已经将“文革”中圣化毛主席的“四个伟大”中的三个用在习主席身上了，即“领袖”，“舵手”和“统帅”。特别是“统帅”二字的使用，当年圣化毛泽东时只不过是称他为“伟大的统帅”，而如今官方央视称他为“最高统帅”，无疑是在学习朝鲜兄弟党的作法。金正恩是朝鲜人民的最高统帅，习近平是中国人民的最高统帅。
《也谈“四个伟大”的由来》作者胡鹏池在文章中详细回顾说： “四个伟大”作为一句口号，其最完整的表达为：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四“伟大”与三“万岁”连接得堪称流畅完美，所以在自其面世后，立刻就显示其权威性，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是不能改的，四“伟大”的前后次序也不能颠倒。
1966年毛泽东决定于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各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陈伯达宣布会议开始并致词。陈在致词中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简单的一句话，三个头衔就有了。
接着由林彪讲话，林彪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这样，林彪又给毛泽东加上了一个“伟大统帅”的头衔。
到了第三天，即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这篇社论开头就说：“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它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大军。”
这以后，“四个伟大”的说法就流行开了。
至于“在“四个伟大”中，为什么将“伟大的导师”排在最前面？据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这是康生的“功劳”。穆欣的回忆还有具体细节：“康生还把几本外语词典带到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室来，翻查、考究、推敲的结果，认为‘伟大的导师’最重要，应放在前面。”穆欣说：“四个伟大”的发明权当属于林彪与陈伯达和康生“共有”。
现如今的中共政权，充分汲取了毛泽东时代的经验教训，林彪式的人物是不可能再出现在最高统帅身边了。但康生式的人物还是需要的。
只要有个“康生二世”在身边，习近平迟早也会被“四个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