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征文
“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挣脱枷锁、囚禁与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的意义都是这个意义的扩展或某种隐喻。为自由奋斗就是要试图清除障碍；为个人自由而奋斗就是试图抑制那些人的干涉、剥削、奴役，他们的目标是他们自已的，而不是被干涉者的。自由，至少在其政治含义上，是与不存在恐吓与支配相关联的。”
——以赛亚-伯林 《自由论》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1848年欧洲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不朽诗篇，曾经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广为传颂，激励着千千万万优秀的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始终不渝。
然而，革命成功了，极权体制建立了，自由也从此消失了。直到21世纪的今天，“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将近60年，那些优秀中华儿女的后人们，对于先烈曾经用生命和鲜血去换取的“自由”的理想人格，依然无法自主的“自由”享用，甚至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极少数的知识精英层面，无法再深入到普通民众中间，专制的枷锁和精神的奴役依然牢牢套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脖子上，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舍加列夫的话来说，就是“始于绝对自由而达于绝对专制。”这句话，贯穿了中华民族的整个近现代政治史，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一场巨大灾难，也是一个辛辣的历史反讽。
时间上溯到一个半世纪前，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将“自由”概念首次引入中国时，他考虑“中文自由常含放诞、咨睢、无忌惮诸义”，担心“自由主义”被国人理解为“为放肆、为淫佚、为无法、为无礼，”于是，煞费苦心，将穆勒的《论自由》翻译过来后，取中文名为《群已权界论》。（参见《李慎之文集》）两千多年以来盛行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遗毒由此可见一斑。
出于为了更好的对“自由”的启蒙，严复的做法无可厚非。然而，对于躬身践行的政治家而言，一个判断出现偏差，就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甚至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灾难。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孙中山，至今被海峡两岸共奉为“国父”。然而，正如所有共产极权国家都自称为“民主共和国”或者“民主主义国家”一样，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并没有深刻领悟到民主革命的最终目的：自由——没有自由的民主共和国最终只会导致专制和独裁。他在《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理论中阐述他对于“自由”的理解——“……所以中国人现在所受的病，不是欠缺自由，如果一片散沙是中国人的本质，中国人的自由老早是很充分了。不过中国人原来没有‘自由’这个名词，所以没有这个思想。但是中国人没有这个思想，和政治有什么关系呢？到底中国人有没有自由呢？我们拿一片散沙的事实来研究，便知道中国人有很多的自由，因为自由太多，故大家便不注意去理会，连这个名词也不管了。”严复所担心的事情在不久以后即变成了政治上的现实，自由作为民权的核心价值，在孙的眼里，反而蜕变成为革命成功的拌脚石。
正是由于这种思想的指导，1914年7月国民党在日本东京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在其《党章》中明确表示一个国家必须只有一个政党，一个政党必须只有一个党总理。入党必须按手印，宣誓词，坚决服从党总理命令。孙将政党的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强加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层面，为日后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政权提供了道统的合法性支撑，同时也间接地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垮台，毛与共产党最终借中日战争之东风、打着“民主”旗号夺取政权埋下了伏笔。
与孙的思想一脉相承，毛在1937年发表了流传至今的文章《反对自由主义》，一口气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主张“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有所不同的是，此时力量薄弱的共产党作为“在野党”，毛仅仅是反对党内的自由主义思潮，并没有将它放大到整个国家和社会层面（事后证明，毛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毛所反对的自由主义，也仅仅是借自由主义的外衣，打击党内持不同政见者，树立毛作为共产党党魁的绝对权威。不容否认的是，毛与孙共同的思想脉络发展走向都必然是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专制政体，“推翻家天下，建立党天下”，而不是人类生活较为理想的归依地——自由、民主、平等、或者是真正的共和。
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没有结社自由、没有和平集会游行自由、没有信仰自由，只有“一个政党、一种主义、一个领袖”，党魁与他旗下的政府垄断了一切自由，极权必然产生——“狼的自由便是羊的末日。”换句话说，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所换来的，仍然是一个与皇权专制主义制度无甚区别，“换汤不换药”的党权专制主义制度，中国人民并没有因为他们曾经为之奋斗因此而过得更幸福，依然是在专制政权压迫与统治者奴役的缝隙中艰难生存。
于是，49年以后，有了镇反运动，有了肃反运动，有了反胡风，有了反右倾翻案风，有了反对一切反对毛进行极权统治的思想、言论，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更是与毛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的言论背道而驰，严复所担心的“自由”会被国人误解为“为放肆、为淫佚、为无法、为无礼”的隐忧——在此时，成为毛清除异已的锐利武器，致胜的法宝。
邓沿袭了毛的驭权术。首先，借华之势，用毛的手法打掉了毛的亲信“四人帮”，继而，迫华下台。中国，并没有因为邓的上台而改变太多，仍然是“一个政党、一种主义、一个领袖”的极权体制，只不过，邓的权威比毛有所减弱，仅此。回过头去看看三十年前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在1978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理论宏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到今天，依然被视为一篇里程碑式的政治讲话，不受质疑。稍作思考，这篇文章从逻辑上就是前后矛盾的，“解放思想”必然要求人的思想自由，“团结一致”又必然要求统一思想，这是两个完全不相容的概念。历史表明，“解放思想”仅仅是为“团结一致”作注脚，仅仅是毛“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又一翻版而已，“思想自由”——在此时，成为邓批判毛的锐利武器。
当“人民”真正有了自由的独立思想，便有了被执政当局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的“天安门事件”——对于极权者而言，权力就是他生命的全部。
“天安门事件”成就了执政当局的第三代党魁——江。在权威日益弱化的极权体制下，“稳定压倒一切”成为江执政时期的最好注脚。于是，有了对“法轮功”的镇压——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神话从此破灭；有了对“98组党”运动的镇压——中国有结社自由的神话从此破灭——对于极权者而言：真正的自由就是它的天敌！
胡温新政， 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一方面用来抗衡江“三个代表”的“政治思想”，稳固自身权力；一方面，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求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稳固极权专制政权——依然是“新瓶装旧酒”，对于这种违反人性的极权体制的制度设计，没有任何改变。游荡在互联网上数以十万计的网警、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对新闻媒体的管制，仅仅是在“和谐”的名义下向全世界宣布：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没有言论出版自由；而北京奥运期间象征性的设置三个所谓的游行示威区，申请示威者被“依法”悉数收审，更是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从来都不存在自由的游行集会的权利。
皇权专制主义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民权作为普世价值，在中国就已经生根发芽，专制主义、奴隶主义的遗毒依然紧紧地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共产极权主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方式，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冻结了人们的思考，让恐惧和冷漠占据着整个社会空间，以至于在今天，竟然还流传着“我们中国人民被‘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洗了脑，你们美国人民就没有被‘自由主义’洗了脑”类似这样的笑话。作为民权的核心价值，清除专制主义、奴隶主义毒素，对自由的启蒙，依然任重道远。所幸的是，台湾已经解除了专制政权，走向了民主化道路，成为“自由的灯塔”。台湾对岸的大陆，迟早会打破专制极权的坚冰，民主自由，作为人的真实存在和体现生命价值的普世理念，最终播撒到每一个中国人心中，这一天的到来，不会太久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