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者、资深评论员　林保华）

 

 

 

 

 

戚本禹于4月20日病逝。他是文革初期不可一世的著名笔杆子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离世的最后一个。他们是「其兴也勃矣，其亡也乎矣」的典型。 1966年夏天文革爆发，第二年夏天他们受命炮打军队，爆发「武汉事件」而被毛泽东、江青牺牲，还被他们冠以「小爬虫」。

 

在今天众多的报道与评论中，忽略了戚本禹的起家是1963年8月出版的《历史研究》（双月刊）发表论文《评李秀成自述》，把太平天国后期名将李秀成被俘后在狱中写的《自述》评为「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说他是「投降变节」的「叛徒」。

 

当时中国刚刚度过死亡几千万人的大饥荒，毛泽东要报1961年七千人大会上被迫检讨的羞辱，戚本禹的文章给他启示，于是亲自批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的「最高指示」。

 

李秀成《自述》虽然也被曾国藩删改一些，并不影响其基本精神，就是他参加「革命」的经历，因为是最后的遗言，因此也比较真实，包括透露一些「机密」，还有他的不满与牢骚，甚至个别讨好曾国藩的言词。从人性的角度，我觉得可以理解，也不必深究。但是根据政治需要，就非得无限上纲不可。

 

戚本禹文章的直接影响，是文革爆发后，北京政法学院（现政法大学）的红卫兵组织「讨瞿战斗队」，专门揭发瞿秋白的「叛徒」事迹，还对他进行挖坟鞭尸。毛江借此扩大战果，揭发、打垮刘少奇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虽然当年国共第二次合作，这些人奉中共中央之命写了自白书走出国民党监狱，毛泽东却不认了。于是「抓叛徒」成为文革的重要内容。只要被俘虏过，都是叛徒。

 

 

 

坚持人性被革命惩罚

 

瞿秋白是书香之家出身的才子，通晓多国语言，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他在1927年接任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因被指犯左倾路线错误，受过残酷斗争。红军长征时，瞿秋白因病留在江西，1935年被俘，关在福建汀州监狱。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如同李自成自述的《多余的话》。其中不少是人性挣扎的表白。例如他自称是「脆弱的二元人物」，对马克思主义是「一知半解」，他参加革命是一场「滑稽剧」。在共产党眼中，这怎么不是「变节」与「叛徒」？但是他的就义非常从容，那是已经看化了人生，虽然那时他才36岁。

 

我在文革初期看到这篇《多余的话》，发现与他想法类似。尤其他说：「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这句话对我感触很深，想到我满腔热血从印尼回国，不久却受到批判，从此夹着尾巴做人，这不也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当然，在公众面前，还得摆出另一种态度，彻底感到做人的虚伪。

 

有这种想法的，可能还有后来被共产党指为「汉奸」的创党领袖陈独秀，以及改革开放后因为反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被邓小平长期冷冻的无锡才子陆定一。而在中共党内能够握有大权的是无耻而又心狠手辣的毛泽东、邓小平、王震等痞子。

 

1976年我来到香港，不久电影院放映《齐瓦哥医生》，看到主角因为同情革命而参加，最后却遭到一连串的不幸，联想到自己的经历，我哭了；过两天，再去看一次，再哭一次。到现在，每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Somewhere My Love」，心底都会涌出一种感动。这种「历史的误会」恐怕是中外许多参加共产革命而又因为坚持自己的人性而被「革命」惩罚的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

 

戚本禹在文革50周年前夕去世，但是去年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居然还说要「好好学习毛主席，重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这种垃圾多活一天，都会给人类社会造成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