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內地一則新聞，不大受到重視，但其對言論自由的影響，卻可大可小。話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近日以「規範電子數據的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提高刑事案件辦理質量」為由，聯合發布《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
相關規定確認，博客、微博、微信朋友圈、貼吧、雲端空間等網路平台，以及手機簡訊、電子郵件、即時通訊、通訊群組傳播的訊息為電子數據。從十月一日開始，公安、檢察及法院等執法機關將有權向單位或個人索要相關電子數據，「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如實提供」。
前年十月底，中共第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目標和任務，並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及「全面從嚴治黨」等並列為「四個全面」。「四個全面」由總書記習近平提出後，被視為中共第五代領導集體的理論成果，不論在內地官方或民間，廣獲好評。
然而中共高層所倡議的「依法治國」，與國際社會所追求或施行的法治，不可同日而語，甚至在某程度上，兩者存在根本的差別，甚或在精神上背道而馳。內地官方多年前常掛在口邊的「法制」，近年來與世界其他許多國家奉行的「法治」混為一談，然而「法制」和「法治」，雖同音同調，但一字之差，其背後的理念和精神卻大異其趣。
中國古代法家的政治主張正是「以法治國」，韓非子將「法」、「術」和「勢」總結成一套完整的理論。已故著名作家李谷城先生曾指出，在法家眼中，「法」是指體現以君主為代表的統治階層意志的政策和法令；「術」是指任免、考核、賞罰各級官吏的方法和手段；「勢」則是指君主的地位和權力。其主張的「以法治國」，係由君主規定明確的法律條文，並公布於眾。
不過，由德國哲學家康德等提出的現代文明中認許的「法治」，卻是「法律至上」，主張頒行憲法，建立「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其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在於以法律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免受包括國家、政權等公權力的侵犯。
換言之，中共新領導層所致力推行的「法治」，是以當權者、統治階層的角度出發，透過實質上將立法權的壟斷（全國人大雖名義上是中國最高的權力機關，卻歸共產黨領導），制定並頒布有利其執政的法律，讓老百姓遵從信守，以利其管治。其「依法治國」，並沒有現代文明的「法治」中，法律超越任何個人或黨派，並以規範公權力為其中一個主要目的的精神。對此，國人不可不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