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林牧先生去世两周年了。
两年前，当林老不幸去世时，我还在监狱中服刑，当去看望我的亲友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因为据我所知，林老虽然年近八十，但身体一直是比较健康的，我还等着出狱后继续聆听老人的教诲呢，却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而且还是在我仍然穿着一身囚衣的时候。但无论内心是多么的痛苦、多么地不愿意，事实是林老不仅走了，而且是永远地走了……
我与林牧先生的初次见面是在1997年的5月2日。
在那之前，我只是从收音机里听到过老人的声音。1997年5月1日，我从汉中前往西安拜访友人，适逢郑旭光、张鉴康等人都不在。5月2日，杨海把我带到林老家中——林老的家很朴素，既没有装修，也没有任何新家具，简直想不到一个曾经为中共副部级干部的家庭会如此清贫。当老人知道我曾因积极参与89学潮而被关进秦城监狱时对我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希望我们这些曾经接受过八九民主洗礼的年轻人能够担负起对于这个国家的责任，说中国的民主道路虽然风风雨雨、坎坷不平，但希望我们能够充满毅力、坚定信心。并谈到自己早在四十年代中后期还在上高中时就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学潮，后曾一度加入民盟，47年奔赴延安后便追随共产党闹革命了。六十年代初任陕西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时因支持胡耀邦在陕西的局部改革而受到整肃，文化革命时期更是长期遭受下放乃至于入狱劳改的劫难。文革结束后，曾先后出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局长、中共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在八九学潮中，前往北京公开支持学生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的运动。结果在所谓的“治理整顿”时期遭到当局毫不留情地整肃，被解除一切公职……当林老谈到自己过去所经历的诸多不公正待遇时，没有半点怨言，他认为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都必须要有牺牲和付出，没有牺牲和付出是根本不会有成功的。最后老人在我拿出的笔记本上用钢笔提下了四个字“曙光在前”（此笔记本后来被汉中市国家安全局抄走）。
因为是初次见面，老人的这次约莫两个小时的谈话给我印象很深。老人的奋斗和牺牲不仅使我对之充满由衷的敬意，而且使我心灵大地的理想之树获得了新的雨露和养分，我相信老人的话，相信中国的民主事业“曙光在前”，并决定沿着老人所指示的方向奋勇前行。
我再次见到林老时，已是四年后的2001年春天。
1998年元月，我因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南郑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的竞选被汉中地方当局逮捕并被判刑三年，2001年2月底我在汉中监狱刑满释放后被汉中警方赶回原籍。为谋生，只好带着一无所有到西安打工，很自然我二度拜见了林老。林老对我竞选人民代表的行为给予了充分肯定，说竞选事件是98组党事件发生之前的一个重大人权事件，不但引起了国内外民运界的普遍关注，而且也引起了包括美国国务院乃至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关注。希望我要坚定信心，更加勇敢地走向未来（后来我了解到在我因竞选而被汉中地方当局逮捕后，林老十分关心并曾领衔带领138名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呼吁有关方面释放我）。与此同时，林老对我的生活问题也很关心，不仅拿出自己的稿费安抚我的生活，而且多方托人安置我的工作；还要求我不要放松学习，要努力在理论上提高自己，并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及亨廷顿的《第三波》两书推荐给我阅读（我因在狱中已阅读过《第三波》，便只取了《通向奴役之路》）。
因为是在西安打工，我就经常利用晚上或周末去老人家串门。老人兴趣广泛，性格开朗，思维敏捷，视野广阔，人生阅历及文化积淀都很深，因此，我们之间谈论的话题也很广泛，如中国的民主前途、89六四高层决策内幕、海内外民运界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国内知识界自由主义的觉醒、民族主义高涨的危险性、假左派们的祸害、传统文化与新儒家问题、台湾问题、三种势力（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问题以及三农问题、腐败问题、教育医疗问题等等——对于所有这些问题，老人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与老人的谈话不仅使我开阔了视野、了解了一些我此前所无法了解的东西，尤其重要的是在许多问题上对我思维的启迪。譬如说，对海内外民运界老人就使用了一种批判的眼光来对待的，对于某些人身上存在的问题老人也会严肃地指出来。而老人所指出的许多民运圈内客观存在的一些不健康现象也使我调整了自己的惯性思维，使我觉得不仅应该对执政党充满警惕性，也应该对民运圈、对“自己人”充满同样的警惕性。弱点、缺点不仅“敌方”身上存在，“自己人”甚至“自己”如果不注意自身的修养，也同样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曹操当年“唯才是举”的政策绝不适用于民主人士的选拔和培养，为中国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朋友们和同志们必须经得起个人修养与品行方面的考验。
由于种种原因，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我在林老的指导下开始勉力承担一些民运活动的组织性工作（这里的“组织”是无形的，因为林老等人反对在西安组党，主要是负责海内外的一些联络工作并开展相关民主活动，努力维护民运界的团结并就重大问题和事件用同一种声音说话）。我很快便与海内外的朋友们建立起一些必要的联系，并开始重点考虑中国公民运动问题。2001年8月我起草了《中国公民运动宣言》草案，并着手相关活动细节，林老要我去一趟云、贵、川、渝，就有关问题与西南友人做一讨论，只是由于我突然生病住院，只好搁浅。
2002年，在林老指导下，我还具体组织过几次后来成为我所谓“罪证”的全国性公开呼吁活动。
首先是营救杨建利先生的活动。
2002年4月，美国“21世纪基金会”负责人、《议报》社社长杨建利先生为了回国开展民主活动，冒险闯关被大陆警方逮捕，此事引起极大国际反响。林老认为杨先生闯关回国意义重大，在许多国内人士纷纷出国寻求自由的情况下，杨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冒险回国以求中国民主大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终于被捕。林老认为国内同志必须竭力营救，我也持同样看法。于是我便起草了一份要求当局释放杨先生的公开信，经林老修改后，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征集了全国170位民主人士的签名，再发给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由该组织主席刘青先生对外发布——尽管我们的呼吁并没有能够阻止当局对杨建利先生的判刑，但林牧先生的殷切救人之心却是蓝天可鉴、一以贯之的。
鉴于中共十六大将在2002年秋天召开，这不仅是执政党的“大事”，也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因此，我当时向林老提出在十六大召开之前，国内人士应该发一封公开信向执政党提出我们的基本要求和建议。我同时建议由林老来领衔做此事。但林老说自己早在2002年春就对外界声明不再参加集体性活动（主要是他的老友李慎之先生给他提的建议），现在再参加是不合适的，并对我说：“你们不要总依靠老人，我们不要象共产党那样，名义上在前台退了，实际上却在幕后操纵，我们不搞这一套，我们可以提些意见和建议，但活动怎样开展，要由你们自己决定。”见劝说不动，我只好暂时放弃，开始与友人筹划相关事宜。我先是请成都的欧阳懿先生起草了一份初稿，欧阳先生起草后电传过来，林老看了后觉得不太合适——主要是文学意味太强了些，而致中共十六大的信文应该是一份比较严肃的政治性文件。于是推倒重来，由我重新起草了一份公开信，对于中共在经济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充分肯定，但同时认为政改滞后而导致种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存在，因而要求执政党进行民主化改革，并具体提出重新评价六四、恢复赵紫阳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逐步过渡全民选举等六大建议。草稿完成后，又请在西安的其他朋友修改，最后由林老定稿再通过电子邮件及电话、传真发往外省市征询意见，最后于十月中旬统稿。
与此同时，我总觉得这样一份公开信需要象林老这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来牵头，我又去劝说林老来带这个头。我说我们所寻求的这个民主事业还在非常艰难的奋斗时期，不应过分计较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职责划分，更无法和共产党的那一套相比。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团结整合一切力量去为民主目标而奋斗，而不是去顾忌“老年人阻挡或干预年轻人”的事，我们现在还远不到这一步，还谈不上这个问题——林老也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但是他还是坚持说他已经答应李慎之“不再参与年轻人的事情”；我说“您虽然答应了，但这不是什么太大的原则性的事情，再说为了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民主事业违背一次私人之间的承诺又有何不可呢？”林老说他一个老人不合适，我便提议能否请鲍彤先生一块做此事——我说：“您和胡耀邦共过事，而鲍老又和赵紫阳共过事，你们两位老人若能够出面做此事，这份公开信的分量和意义就会大不一样了。”（我知道两位老人平时有电话往来，2002年6月3日晚上，两位老人通电话时，谈着谈着竟然对着话筒哭起来了……那是什么样的泪水啊！）林老思考良久，最后说如果鲍老也参与，他就再“破例一次”，我说“您可以和鲍老联系呀！”，林老说他直接和鲍老联系不合适，我说我可以去一趟北京，林老思考了一会儿，说：“我给鲍老写一封信，你带过去试试，若行就行，若不行，就不要勉强。”于是林老便写了这样一封信——
鲍彤同志：
先向全家问好！
前几年，我先后托北京和西安的中青年朋友带信、带书给你，均未冲破森严壁垒；我写过一次挂号信，被你那里的街道办退回来，并注明“无此楼号”，我写过一首打油诗，也无法寄给你：
无缘相见只神交，
咫尺天涯非路迢。
何日神州春意闹，
吴山越水任逍遥。
赵常青君有事赴京，再请他带一封信试试，只抱十分之一的希望。全国各地许多志士仁人早就希望你能带领大家发表一个呼吁和建议。16大前，大家又有此要求。我知道，你同绩伟、李锐、慎之一样，坚持不参加集体活动，但破一次例总是可以的吧！本来我在今年春初已经宣布不再参加集体活动，并已付诸实行，但如你能出山一次，我再附骥尾一次，下不为例。如果你仍然不参加集体活动，你我两人合作一次，如何？
我写了一封短信，仅供参考，你如参加，请你重新起草，怎么写我都赞同。
祝快乐！
林牧
2002.10.15.
于是我便带着这样一封信去了北京，尽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两位老人都未能够参加这次“上书”中共十六大的活动，但林牧先生写给鲍老的这封信却深深地感动了我，故原文录出，以志纪念。
2002年10月下旬我从北京回到西安后，林老要我马上想办法关心四川友人蒲勇的病情。蒲勇先生曾因支持八九学潮而被四川地方当局判刑十年，后身患胃癌，至2002年秋已进入晚期，林老鉴于这种情况，带头捐款给我，并要求把原来大家凑起来准备给他过75岁大寿的几百元钱也捐出，要我将这笔钱汇给蒲先生，以供急需。我全力照办，结果在林老生日那天，西安的友人们每人再凑了20元钱陪老人吃了一顿羊肉泡草草了事……
2002年11月4号，我忙玩了所有该忙的事（包括有关十六大的事情及蒲勇先生病逝的事），当天下午我去到林老家里闲谈，我说：“甘地当年在南非和印度开展过非暴力的自请入狱活动，这个活动社会效果很好，我们是不是在什么时间也可以开展这种活动？”林老笑着说：“你要是能够发动起这个活动的话，我一定带头参加。”我当时心里十分感动，我说：“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亲身参加这种活动？”林老却说了下面这几句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话，他说：“岁数大又怎么啦，你知道曹操《龟虽寿》这首诗的内容吗？曹操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尚能如此，我为什么就不能参加呢？”谁知道11月4日下午的这次面谈竟成了我和林老之间的“最后一课”——我根本不用再搞什么“自请入狱”活动，因为三天后的11月7日，我便被有关方面逮捕了……！
我不幸被捕后，林老以老迈之身，多方奔走相救（包括帮我请律师），但终未能阻止当局对我的打压，2003年8月，我被宣判五年徒刑后第三次被送往监狱。
在我服刑期间，林老曾设法给我以生活的关照，如托人给我送些衣物，还将阿克顿的《自由与权力》、刘军宁编写的《民主与民主化》等书托人送我阅读，以免我在狱内荒疏时间……
也是在监狱服刑的时候，多少次回想起从前，又多少次回忆起与老人的交往，更多少次幻想出狱后能继续得到老人的指点和垂教，但是在2006年的10月15日，老人终于不辞而别，静静地走了——当我11月11日从来监狱看望我的亲人口中得知这一噩耗时，我的心里真是很痛很痛，很疼很疼……当晚回到监舍后，我饱含热泪写了这样两首小诗来寄托我那铺天盖地的哀思——
乌夜啼
哲人去了仙乡，
何堪伤，
总忆当年垂教好时光。
凭铁窗，
泪千行，
恩难忘，
却痛只能素花挂心上。
北风歌
悼林老
北风萧萧兮渭水苍苍，
南山默默兮白雪茫茫，
哲人远去兮天地钟鼓，
铁窗溅泪兮染我心房。
俯首追思兮草木含悲，
老骥伏枥兮志在千里，
大旗飘飘兮乾坤浩荡，
烈士暮年兮壮心不已。
长卧冷床兮遥望苍天，
屈指算来兮相知九年，
九年师恩兮如山如海，
敢不奋起兮勇往直前。
是的，老人能为中国民主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这些尚活着的朋友们和同志们又有什么理由苟且偷生、又有什麽理由不去为这一伟大的事业而作继续的努力和奋斗呢？！
至于我，去年11月27日早晨九点出狱后，我便带着友人送我的鲜花直接前往林牧先生的墓前祭奠了。在当日面对大纪元记者辛菲女士的电话采访时，我说过这样两段话——
“林老在九十年代可以说是中国民运界的一面旗帜，我曾经在他的身边做过事，受到过他老人家的很多教导，我对这位老人很敬重，对于他的去世我感到很悲伤，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林老的未竟事业继续做好、做成！”
“其实不仅人民和国家需要民主，体制内的部分精英人士也都认识到了民主的重要性，我们现在就是要寻求如何从实践层面把这个民主的共识推进到现实生活中去，这是所有有担当的炎黄子孙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
是的，林牧先生所未竟的事业便是我（们）——应该继续奋斗的事业！
林牧先生所奋斗的方向，便是我（们）——应该继续前进的方向！
林老，安息吧！
2008年10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