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第安纳州初选结果出来之后，共和党乱了阵脚，一直在惨淡坚持的克鲁兹、卡西奇相继宣布退选，一些共和党著名人物则明确提出要“叛党”，其中几位干脆声称要支持民主党希拉里·克林顿。选举政治以选民意志为基础，如今这情形不知应该形容为精英不了解本党选民需求，还是应该形容为基本盘对精英的叛离？
美国政治与媒体精英多层次脱离普通美国人的要求，在2016年大选的提名人之争中已经显露无遗。
第一层次脱离：精英阶层对普通美国人的生存焦虑失去痛感
美国故事当中最吸引全世界的当然是一些平民（包括移民后代）成为巨富的故事，这样的人有比尔·盖茨、索罗斯、Google创始人布林、股神巴菲特等。有人曾这样形容美国：这是插根树枝就能长出一棵树的国家。美国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曾让中国人努力追赶。
但这些早成为过去式。今年3月，我在《川普现象背后：美国中产阶级在萎缩》一文中，指出川普之所以能够得到不少共和党选民的拥护，主要是缘于美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中产阶级正在减少。20世纪50年代初，中产阶级人占全美人口的60%左右；到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数已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4月22日，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带来的警示更强： 2015年全美共有8141万家庭，全家无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万，比率高达19.7%，意味着美国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没有人工作。
美国民主党应付这种状况的方法就是增加税收、扩大福利供给，即所谓反贫穷战争；共和党的传统方法就是减税并刺激经济以增加工作岗位。前者被认为是政治正确，民主党的票仓因此成了各种弱势群体的云集之地。这倒并非是弱势群体短视，因为全世界都陷入了一个认知陷阱，认为支持福利主义的左派较能促进基层福祉、缩窄贫富差距，而支持自由市场的右派则只顾经济发展，漠视穷人死活。
后来美国学者发现，自从1964年美国的“反贫穷战争”开始，福利开支飙升，贫穷率却停滞不下，基尼系数还从1964年的0.36攀升至2010年的0.44。现实让一些研究者意识到，社会成员如果对社会福利产生倚赖，将制造长期贫穷，开始尝试从“认知陷阱”中往外爬。
奥巴马在当政最初的五年当中，不断扩大福利开支，结果也不得不在2013年承认，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2015年11月的共和党总统初选辩论中，当主持人问最支持自由经济的兰德 · 保罗（Rand Paul），贫富悬殊问题值不值得关心时，保罗勇敢地回答：“当然值得关心。哪些地方的贫富悬殊最愈演愈烈？是民主党执政的城市、民主党执政的州份、民主党执政的国家。”
美国与欧洲相比，福利主义的传统要弱一些，人们对依赖福利度日的消极后果也清醒一些，在降低贫困的手段上，共和党选民中有七成以上的人反对割富人的“肉”来向穷人输血。这就是川普在竞选中承诺要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不是许诺更多的福利，也能获得大批低收入工薪阶层支持的原因。
第二层次的脱离：在对国际社会负责与本国人民负责之间失去方向
自二战以来，美国肩负世界领导者的重任，出钱出力甚至牺牲本国人的生命为世界提供“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品，全世界都是受益者，但咒骂美国管得太宽的国家不止独裁者俱乐部成员，包括法德等一众盟友。美国人对此颇有怨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将国内事务放置于比国际事务更重要的位置，
皮尤调查5月5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很好地证明了川普支持者与希拉里支持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根据该报告，57%的美国人希望美国解决自身问题。他们还表示，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尽最大努力解决自身问题。持这种看法的人，共和党中有62%，民主党人中只占47%。与此相关的是：共和党人认为叙利亚与中东难民是威胁，而民主党人则持欢迎态度。
在此需要简单回顾一下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轨迹。
美国立国之后，长期奉行开国总统华盛顿确立的孤立主义原则：“在扩大我们的贸易关系时，美国应该尽量少同外国发生政治上的牵连。”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试图努力改变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1918年他向美国国会提出著名的“十四点计划”，提出通过建立国际联盟来实现国际合作和保障世界和平的设想，以多边主义替代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所谓“多边主义”外交设想显然与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相背离，其实质就是大多数西方学者称之为的“国际主义“。此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开始转向了国际。国联、非战公约、联合国、冷战，美国的国际责任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但这种传统在911之后受到了美国民意越来越多的怀疑。
皮尤调查中心《2013年美国世界地位调查》显示，美国参与国际事务受到的质疑明显增加，5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在“国际上少管闲事，让其他国家自己处理好关系”。在2004年，支持美国退出国际事务的比例仅为20%；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的2002年，该比例为30%，此后一直稳步上升，2009年高达41%。今年5月5日刚出炉的皮尤调查，这一比例比2013年的52%又上升了5个点。
第三层次的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符合国际期望，但与美国选民不一致
世界各国政要对美国大选的关注从来就不像2016年这样高。在阻击川普竞逐总统提名人中，就连西方政要都不再持守观战的绅士风度，而是直接加入舆论战，表达他们对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希望她能够胜出，并保持美国外交政策的稳定性，延续她当年任国务卿时的美国外交方向。
而川普就非法移民、穆斯林以及外交策略的发言，内有美国政界及外交界人士，外有欧盟与中国朝野的强烈批评，认为他如果当选，将让国际秩序卷入历史性灾难。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发言人曾表示，川普的言论“造成分裂、没有帮助且根本是错的”，卡梅伦“完全不苟同”，甚至有英国民众发起一份“拒绝让川普入境英国”的请愿书，送交英国国会。
不少穆斯林国家也认为川普的言论特别令人反感，埃及、巴基斯坦两国的宗教组织纷纷发表谴责言论。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公开表示对川普的反感。中国官方学者与媒体干脆表示，希拉里当选，有利于中美关系稳定。更极端的批评是称“川普支持率长盛不衰，显示出美国选举政治的‘娱乐化’倾向”。
其实，世界各国如此，无非是希望美国继续承担国际责任，比如有强大的美国军力，欧盟等西方国家可搭美国的便车，节省国防开支。比如德国在和平环境中不断提高的福利举世羡慕，结果是军备废弛，德国战机老旧疏于维修，半数无法起飞。
最戏剧化的场景是各国踊跃赶签《巴黎气候协议》的场景。这一由195国于2015年12月12日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中通过的气候协议；将取代京都议定书，冀望能共同遏阻全球暖化趋势。美国总统奥巴马虽然签署与批准了该 协议，但其履行责任却是下届总统。希拉里承诺通过并加强该协议，而川普则猛烈谴责《巴黎气候协议》。本来签约期限为一年，但2016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171国在联合国总部签署《巴黎气候协议》，创下单日最多国家签署协议的纪录。各国之所以如此踊跃，是想造成既成事实，让川普不能改变主意。
但共和党选民的想法与精英及各国政府的想法不同，希望美国政府多关注国内。川普正因为其主张孤立主义、反对非法移民、提倡实利外交而备受民主党攻击，在共和党内也饱受排斥。恰恰正是这一点，是川普今年在提名人选战中备受欢迎的原因。
在传统媒体主导舆论之时，美国人民这些想法因“政治不正确”而被传媒有意忽视，没办法化成公开舆情。但2016年不同于以往，在2012年大选中成为重要辅选战场的Google，以及facebook Twitter等社交媒体主导了选情，成为众多选民获取关于选举信息的重要渠道。据Google的数据显示，在今年各州初选开始以前，Google旗下的YouTube上关于候选人和议题的视频播放量高达1.1亿多小时，是CNN、MSNBC和Fox News这些大型电视新闻网所有关于本届竞选报道的100倍。
最后回到一个基本问题：美国总统是美国人民选的，美国政府也是美国纳税人供养并支撑的。美国人民选自己的政府，究竟应该以本国人民的利益优先，还是以照顾国际社会（比如接纳难民、非法移民、世界扶贫等）优先？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只能诉诸每一个公民的理性认可。那种认为“赢了选票却没赢得民心”，美国政治中那种坚持精英意志高于选民意志，强迫选民接受“政治正确”的政治观念，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之后，确实应该认真反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