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五十六朵花”为什么要用纯洁少女做“图腾”?
答:近日,在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高调举办“在希望的田野上”大型交响演唱会因被同一体制内精英举报而引发舆论的关注,合作主办方中国歌剧舞剧院以及审批机构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为此专门发红头文件以撇清与申请方的关系。抛开体制内哔咬哔(此处有两字被“哔”所屏蔽)的是非纠葛不论,主唱的“五十六朵花”少女天团为弘扬主旋律,把歌唱祖国、歌唱党放到第一位,号称“要培养最纯净的中华少女”。据“五十六朵花”文工团的团长陈光解释,“我们国家的形象是美、和平、向上、阳光、朝气、未来,这不就是少女的形象吗?”
那么,为什么他们要用纯洁少女来作为“图腾”呢?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用“图腾”来满足或表达某种心理诉求的传统。例如,原始人类部落为了表达希望自己像猛虎一样勇猛,所以把“虎”作为部落的“图腾”。在心理学家谢里夫(Muzafer Sherif)半个多世纪前著名的罗伯斯夏令营实验(The RobbersCave Experiment)中,参加夏令营的男孩们刚一分成两个组,两个组的男孩就给自己的组以满足“图腾”心理的命名,一组叫“响尾蛇”(Rattler),另一组叫“老鹰”(Eagle)。一般来说,用某种象征物来作为“图腾”满足了人类自身愿望的一种投射和自我激励,即希望自己能具有像“图腾”象征物那样的特质或品质,并以此指引努力和奋斗的方向。因此,一个群体的“图腾”也同时具有了某种符号标识作用,其他人看到这个群体的“图腾”象征物,也就大体上了解了这个群体崇尚什么。
按理说,“图腾”象征物的符号标识作用是一个群体使用某种象征物来作为“图腾”的副作用,但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作为符号标识的副作用,近现代一些竭力向外传播某种形象的群体也会有意识地通过设计某种“图腾”象征物来标识自己的对外形象。一个企业、社团、一个国家都会精心选择最能体现和代表本群体精神诉求的“图腾”象征物以示人。
“纯洁少女”在历史上就常常被那些有“宣传部”的国家或组织用来作为某种“图腾”象征物。例如,希特勒时期的纳粹德国就曾经有德国少女联盟(Bund Deutscher Mädel,BDM)。前苏联也常常用纯洁少女形象来作为标榜其政权的常用标识,从货币、邮票、宣传画、形象代表等方面,充斥着纯洁少女的形象。
(前苏联时期的纯洁少女形象。)
从上面图中可以发现纳粹时期的纯洁少女形象,前苏联的纯洁少女形象与“五十六朵花”营造的纯洁少女形象有着相似的特征。
之所以纳粹和前苏联都热衷于用纯洁少女来作为某种“图腾”象征物,最简单的原因就是“纯洁少女”形象所蕴含的特质与纳粹和前苏联所具有的典型特质正好形成两个极端,如果用“美、和平、向上、阳光、朝气、未来”来形容“纯洁少女”的特质,那么纳粹和前苏联的实质都可以用“丑陋、暴虐、堕落、阴暗、沉疴、穷途末路”来形容。由此,用纯洁少女来作为某种“图腾”象征物,不过是用来掩盖自身相反的特质。纳粹的拥趸不会承认他们所拥护的帝国是暴虐、阴暗、沉疴和穷途末路的;前苏联的粉丝也绝不会认为他们所青睐的帝国是丑陋、堕落、暴虐和阴暗的,哪怕全世界除了他们自己之外都能一目了然地看到他们这些腐朽的特质。从心理学角度,这反映了一种以“否认”来进行防御的心理机制,他们要用对立的美好特质来自欺欺人地掩饰自己的本质,并以此来误导更多的人。
不仅如此,用“纯洁少女”的特质来粉饰暴虐、阴暗和穷途末路的实质,还能够像《1984》里面通过操弄和模糊一些关键概念,通过鼓吹“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来隔绝有害讯息的干扰和侵袭。特别地,人们对纯洁少女发乎本能的喜爱,也能通过与特定的组织联系起来转移到对组织的喜爱上,这在心理学里被称为积极联想。
既此,不难看出“五十六朵花”之所以用纯洁少女作为某种“图腾”象征物,不过是试图用“纯洁少女”美好的特质来掩盖他们所怀念的那个时代的本质,其心理历程与历史上曾经同样推崇“纯洁少女”的组织或时代大同小异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