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官员是不对人民负责的，他们只对上级负责，让上级满意，自己在政治上才有前途。
习王反腐已经轰轰烈烈进行3年多，目前还看不到官场腐败有所收敛，但还没有消停的迹象。中国官场腐败的根源是什么？经济学家说腐败是一种权力寻租行为，政治学家说政府权力在暗箱中运行，权力失去监督与制约，掌握权力的官员倾向于利己自肥，从而背离了人民向官员授权的本来目的。
这是对权力腐败的一般化解释，其中一个前提是“权为民所授”。中国共产党也对外宣称权力来自人民，官员是人民公仆，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中共向来是自己打天下、自己坐天下，政权是夺来的，权力是自授的。如果真的权由民所授，政治上必定会有一种授权机制，但可惜没有。事实上中共鄙视选举制度，认为选举是资产阶级民主，披著民粹的外衣，实则资产阶级代理人轮流坐庄，实行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他们反对这么干。
中共反对民粹政治，那么它奉行什么政治呢？共产党认为自己发现了人类社会的真理，它要为真理而斗争，所以它执政的过程就是一个追求真理、按真理办事的过程。虽然它口口声声宣称自己代表人民的利益，但它就是不赋权于民、搞全民选举。虽然不搞选举，它却宣称自己代表真理、追求真理，并由党内一班人上台掌握权力。他们的逻辑是，通过代表真理，从而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胡耀邦都曾指控共产党内有深厚的封建主义，他们的意思是党内缺乏最起码的民主。封建时代权力的来源是武力，但被包装成“君权神授”。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君权神授”变成“权力来自真理”。权力因为代表真理，所以代表了人民。
在“权力来自真理”背后，存在著一种权力的恩主─门客结构。一个在党内掌握权力的人，拥有提拔、任用、贬黜下级的权力，这些下级是其权力的追随者。前者是恩主，后者是门客，门客得到恩主的庇护，成为其权力向四面八方延伸的代理人。当然，恩主也可能是上一级更大恩主的门客，而门客也肯定是下一级更小门客的恩主。
在大陆，官员是不对人民负责的，他们只对上级负责。只有让上级满意了，自己在政治上才有归宿和前途，才能跻身恩主─门客结构中，得到提拔和庇护。实际上“对上负责”还不是真相的全部，所谓“对上负责”本质其实是代表恩主的利益，使恩主的利益最大化。而恩主豢养一批门客，目的也不仅仅是要门客对自己负责，他们实际上是把门客视为自己权力的延伸和利益的对外拓展。
这种恩主—门客结构，是中共权力配置的一般形式。前中常委周永康发展了一个以蒋洁敏、李东生、周本顺、李崇禧等人为核心的亲信圈子，其中包括他不同时期的秘书郭永祥、李华林、冀文林、余刚、沈定成、谈红等，近两年陆续被揪出来的官员就多达35人，其中省部级官员就有8人。这些人代表了周永康在中国官商两界的影响力，并向周永康及其亲属输送各种政治与经济利益。这种恩主—门客结构不是腐败的原因，而是权力腐败本身。
在中国大陆，从总书记到乡长和村长，都发展并拥有自己的权力上的门客。门客的权力是恩主赐予的，而不是像他们对外声称的，权为民所赋。每个总书记上台前和上台后，都要安排一批自己的亲信，此即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他们需要用亲信奠定自己权力稳固的基础。几乎在所有层次上，“一把手”更迭都意味著下级人事更迭，新领导一定会在自己的权力领地里换上自己的亲信，或者培养一批追随者，这也是为其“择机腐败”未雨绸缪。
这种权力的恩主─门客结构还导致激烈的“权力黑市竞争”，在第一批门客成功做稳门客之后，更多的人也想跻身门客之列，他们的竞争策略就是行贿。恩主选择第一批门客，要看他们是否“可堪栽培”，比如他们机不机灵、懂不懂得感恩戴德以及其他个性等。后来者深谙人性的本然，他们乾脆开门见山，直接向领导输送利益。而领导也的确见钱眼开，于是谋仕进者纷纷拎著钱袋子趋奉于各级领导的门庭。
这不是公开的政治竞争，而是一种黑市买卖，权力的标价是没谱的，你认为值多少钱就看你有多机灵以及你自己能够弄到多少筹码。这就像赌石一样，你押上几十万元，但不一定会有任何回报，有时候还可能输得精光。所以行贿未必保证你当上门客，原因是别人出了更高的价钱。但全中国人民都知道，朝中有人好做官，朝中无人升官难。
恩主—门客结构带来的赌石式竞争策略反过来消解了恩主—门客结构曾经有过的某些人际信任因素，变成一种赤裸而冷酷的权钱交易。谈信任成了奢侈，单纯的熘须拍马不起作用了，要想拿到进入权力的恩主—门客结构的门票，只剩下花钱购买这样一种形式。可能总书记非常反对权钱交易，反对团团伙伙，但他本人正是恩主—门客结构中最高最大的那个恩主。他提拔很多人，这些人感激他、追随他，如果不是搞团团伙伙，那就一定是追求真理了。但他们心中有真理吗？真理是什么？真理在哪里？
恩主—门客结构是很古老的一个权力现实，从中我们看到了跨越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的共性部分。这种恩主—门客结构，通俗讲就是权力与利益的分封制。封建专制主义不是影响中共权力结构的历史条件，而是中共权力结构的本质。由此决定了中共权力结构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分封与专制，二是制度性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