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征文
改良对于底层民众和政治本身来言，确实是最佳选择。政治带有保守主义特征，本身需要步步为营，以避开命运和偶然性的统治。对于民众来说，身体欲望和必然性的的需求，例如和平安全秩序和幸福，是第一位的，如果无法政治自由，那么一个有秩序的专制，保障生命的延续，也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80年代的改良呼声，后面有文革历史的暴力在威胁着，确实有一种永恒终结革命的渴望。对暴力必然性的告别，是一种自由的哲学。然而永恒终结革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伦理问题，而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政治技艺，也就是把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稀释到过去当下未来的每一寸历史时空中，造成时时刻刻都在革命，也就时时刻刻都没革命了。解药与毒药并存。有毒蛇出入的地方，必有解药。比较成功的做法是美国在议会和法庭之中闹革命。而邓小平的改革代替革命的设想，也指向这一种理想，可惜注定是一个悲壮的历史悲剧。
李泽厚等提出告别革命，后来有几种思潮做了配合。一个俄罗斯帝国晚期的民粹主义反思，例如重视《路标集》，一个是晚清改良悲剧的反思，还有一个欧陆自由主义与英美自由主义的区分。再放到二十世纪世界大战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悲惨结果中来， 80年代的学者，甚至试图得出一个结论，暴力革命已经成为负面的词汇。
可是告别革命和《路标集》等这一些思潮，都是对革命失败的提醒，只事关失败，而无关胜利。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导向胜利，这种胜利，包括对过去革命化腐朽为神奇，修正为当下的目标，将过去革命失落的目标，给实现出来，或者避免未来革命重蹈覆辙。我们要的并不是刻在墓碑上的失败记忆，而是需要凯旋门。告别革命和《路标集》，完全把自己嵌在失败者中间，虽然作为失败者的批判者，但还是失败者集团成员而已。
多想一想怎么办吧。多想一想避免暴力革命，如何做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道德上很高尚，态度上很保守，或者历史知识上很明智，能够避免的。政治冲突从来不是简单的道德伦理问题。一种告别革命的立场，不外乎起的作用，就是火上浇油。一种空洞的道德政治，用非黑即白的尺子来衡量世界，是一种无能和恐惧。对看不清楚的就恐惧和妖魔化，就是白痴，就是无能。
没法避免革命土壤产生时，道德启蒙教士不可轻言革命，照样有革命理论，表现为宗教革命理论，甚至更可怕的邪教理论。道德启蒙教士别以为中国前途都在自己身上。死了屠夫张，就吃混毛猪？道德启蒙教士被改革宠坏了。尤其是在80年代的美好记忆中，指向了一种不知所谓的自我肯定。
例如改革启蒙派是改革意识形态中幸福的猪。当我们说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也不完全是好的市场经济时，他们心中暗暗有自己能够实现完美市场经济的信心，别人完成不了，自己却能。极其相信那种例外或落在自己头上，金苹果会掉到自己脑门上。就像与毛泽东在文革中相同，一定相信自己的政治试验能够成功。嘴上说说不定我们能够成功，而心理说，肯定可以。
回头观看改革中的重大政治事件，都是发端于民间的主动性，而只有得到官方确认之后，知识分子才大规模的阐释其正当性。本来第三层次打下手的，并不是大厨师。可是改革知识分子利用自己的话语权，不断吹嘘成是自己推动了改革，在欺骗别人的同时，也欺骗了自己，最后连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谎言，自我暗示自我肯定，越发膨胀起来。本身是被体制吸纳的，具有严重的人身依附性，却把自己当做改良和改革进程唯一的门，唯一的路径。他们以为自己是是在下着天下棋局的伟大棋手，其实不过是另外一个更大棋局的棋子。
道德政治倾向于排斥民众的反抗权（例如康德反对抵抗权，就与之启蒙君主开明专制，哲人为幕后帝王师的主张相关）。道德是可以做到道德的人们的道德。对没有条件的人来说，是一种精神暴政。道德是多元的，破碎的，模糊的，属于特定具备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群体，超出群体，道德就构成精神压迫。基于这一群体的道德，掌握政治权力，更是一种政治暴力。
这里是一个很奇怪的局面，当对群体以外的人，施加本群体的道德标准时，那么就呈现出来吸纳的状态（把他当作成员），可是同时构成一种压迫。我认为，如果要施加，那就要给他们准备条件或者创造条件。不给条件，那就是高强度压迫。启蒙运动中的启蒙哲人，一方面基于爱欲，希望民众模仿服从他们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继承专制主义国家用政治行为所描绘的\”民众\”意象，把民众当作一件急迫的问题，一个对他们如何进行压制以及采取何种社会政策的问题。他们把民众当做一种动乱之源头，是一中难以驾驭的力量和叛乱的根源。托克维尔说他们，他们发自内心地蔑视公众，有如他们之蔑视上帝。
官不逼民不反，消除民粹主义，应该从官方入手，而不是归责于民众。当今道德政治思潮配合权贵，把民粹主义外推时，划分为恐怖主义的来源和敌人时，把民权也妖魔化了。民粹主义之所以可以成为气候，是因为用极端歪曲的方式，为民众自我保存和自我防卫的天赋人权背书。道德政治思潮以反民粹主义的极端方式出现，那么就把民众自我保存和自我防卫的天赋人权一概抹杀，一方面要民众服从模仿他们，一方面否定抹掉民众的肉身和精神。那就是除了服从模仿他们这一规定性之外，民众没有其他任何内涵。
让民众饿着肚子听道德，或者宁死也要道德，这是新时代的以理杀人，另外一种形式的贞节牌坊。他们甚至要否定一切起义和革命的正当性。他们要求民众一切行为听指挥，可是又不会指挥。
道德政治思潮中的保守主义精英，以自己的人格代替了民众人格，置民众于奴隶的主体性死亡之中。保守主义的精英必须是灵魂的高尚，而不是肉体的骄傲，精英必须可以担当起全部责任，而不是享受特权。
实际上专制和独裁的建立，尤其是现代的，专制建立道德政治上，建立权利与美德的冲突之上。人权并不是美德。权利和人权，可能在另一方人，例如傲慢的掌权者看来，是错的，政治不正确的。
保守主义精英预设一种于自己相当的“道德的人”，这个形象可以和日常生活邻里关系中的民众吻合，可这是前现代的，乡土的，没有体验到现代性的紧张感。被置于现代性之中的民众，已经疏远于日常生活邻里关系中，尤其在被剥夺和被压迫的政治紧张中。在和平时代，一个被专制吸纳的人，例如改革三十年中学院派知识分子，可以是道德中的人，甚至可以被宠为事关全局的主导型力量。可是现代性中的和平，不过是革命和战争之间间隔的喘息，焦虑恐惧渗透到灵魂的最深处，道德很显然无法与之和解，那么道德政治很显然，就成专政和压迫。统治之所以堕落为专制，就是完全站在某一阶层道德之上。
唤起启蒙的民粹主义，与保守主义精英的反民粹主义，不过是同一张嘴巴单口相声的\”二人转\”，是同一种道德政治。民粹主义在道德上无限拔高民众，保守主义精英在道德上无限贬低民众，都是为了政治领导权。
民众的政治参与水平，在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界碑之下。道德政治中，新精英为了取代旧精英，于是鼓动民众突破了界碑。当掌了权，就压迫回界碑之下还下面，因为害怕从民众中间产生要吃掉他们的新精英。民众基本严守群己分界，而精英才肆意破坏。民众即使起来破坏，也是进攻为了防守。
道德启蒙运动有一种\”自足\”的自我论证，，那就是为自身的伟大和政治领导权提供了内在于自身的基础，并且把自身作为原程序，要对现实世界进行覆盖和格式化。那么这时候，就显示出来一种强大的信心：解决方案已经具备而且最不坏，剩下的问题就是贯彻到底，把没有格式化的，继续格式化。
也就是说，当道德启蒙教士完成自身的格式化，对于他们来说，剩下的问题，就是打扫战场。而一场持久而惨烈的精神搏斗，对于他们不放在心上，无关紧要的。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疯子。甚至比军事参谋总部的参谋，制定完战略，考虑的问题就是战利品还不如。不如之处，在于制定战略还考虑了外在因素，而启蒙哲人的自身知识/道德，或者知行合一的自我修炼，完全是非政治的，把外在世界当作虚无。
以这样的前自由主义的，前现代的政治思维结构，用来指导当下的现代政治，肯定相信自己能推动改革，能够说服权贵放弃根本利益。也就是他们相信人性本善，权贵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是迷途的羊羔，经过他们说服，就回到了正义的羊圈。
道德启蒙教士的眼里，揉不出来沙粒，没有更强大，不可战胜的敌人。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他们不想要的，都是不存在的，或者即将不存在的。即使比他强大，89挫折，也不能打消他们的盲目乐观。89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创伤，却不是道德启蒙教士的皮外伤，说明道德启蒙教士代是整个民族的超人，要么是神，要么是野兽）。道德启蒙教士80年代被宠坏，对自己优越性未被挫败，来塑造进步的信念。进步的是文化精英的进步，身体的烙印，而不是民族的整体的。
这种乐观，嵌在1949年之后乱石堆里面特别可笑。如果是一个良好的政体，一个良好的社会，那么知识分子娇宠一些，自以为是一些，也不至于造成太坏的社会灾难。如果本来政体就是病态，再碰到自以为是的巫婆神汉治病，那死得更惨。
贝壳里面的珍珠，正是无法排除的异物造成的。正是道德启蒙教士对划分敌我的完全抹杀，造成了他们对立面革命美学对暴力毒药和暴力炸药的高度赞美。，正是以前开错了药，如今非猛药不可。然而猛药造成病上加病。然后又有新的道德启蒙教士站出来说，不能吃药不能吃药，不吃药就是最好的药。
80年代改革的顺利，并不足当作一种当下和将来改革信心的启示。整个改革处在一种乱摸的混沌，每一个措施都有高度风险，当局是否推出都有高度不确定性。摸石头过河，就是说明这种高度风险和高度不确定性。80年代最著名的改革措施，例如双轨制度，就是一种将错就错，错上加错。乱摸中，偶然是对的，大部分都是错的。然后把对的美化到极致，向毛主席学习，一件事情可一顶一万件事情，抹杀不利后果，只选择有利的，相当于一个辩护律师的辩护词，就当作法官的判决。
\”律师与法官\”这个的隐喻，可以说明一个政治总体性的丢失。在一个历史精神的法庭里面，由法官和双方当事人，即使一个当事人的请求是合法正当的，其正当性也不来自当事人本身，不来自律师的辩护，而是来自法官的裁决。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让运动员当做裁判员，80年代的改革固然还说的过去，但并不说明启示和正当性来源，就在于80年代的改革。80年代的有效改革并不足烛照当下和未来，也并不能说明改革方案就是对的，因为有毒之树，长出的话如同罂粟那么美丽，也结不出善果。
固然对一个错误历史中的人们，采取革命的姿态，可能更加错误，但是采取改良的姿态，只能是不幸中的万幸，错误中不错误，而绝不是正确。改良对革命的政治正确，也仅限于短暂的历史期限，而且改良对革命的优势，不能因为革命是地狱的，改良就是天堂的，通过妖魔化革命，恐惧革命而对一个生病中的恢复感恩戴德，把自己的灵魂和精神完全献身。改良对革命的厌恶，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改革本身就是一种权益之计，不得不的东西，虽然其意欲走向正确，从血淋淋的地狱之海中走向地面，但还是人类文明底线以下的东西，值得赞美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