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特色（网络图片）
2012年底中国“赵家人”的新掌权者不满足于名义上的集党政军三大权力于一身，迅速把最高层面的几乎所有大小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引发了国内外知识界和中国问题观察家们对集权和极权制的利与弊的热议和争论，更多的是这位新的最高掌权者集权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基本上是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他的集权是为了便于快速进行根本改革，引导中国民主化；二是他的集权是为了巩固“赵家人”在中国的永久统治，使红色江山代代传。
本文关注的焦点是集权制的害与益，孰大孰小？
笔者对集权特别是极权制深恶痛绝，所以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集权和极权制，因此，我要先列举集权与极权制的多种危害或罪状。
第一，集权本身就是人对人的一种奴役表现，是对人性的最大侵害，对人格尊严的最大侮辱。人与人之间生而就是平等自由的，人要图生存、发展、繁荣和幸福，当然需要组织起来互助互动，需要有为公众服务的引领者。但这种引领者不是公众的统治者，而是为公众所委托和授权的服务者，他必须按照公众的意愿，在公众的监督下为公众服务。只有在这样的原则下形成的国家或社会组织才不会出现侵害人性、违反人的自由平等精神和侮辱人的尊严的现象。而这样的社会又必然是平等、自由、和谐的社会。
集权和极权制则完全不一样。它是通过暴力或欺骗手段把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一切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或一个人手中，主观强制地对国家和社会进行统治或美其名为管理。他们在名义上也会说，将按照民众的意愿，为民众争取最大利益而努力，实则完全按他们的个人意志，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理念，争取个人和家族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人类社会出现以后所有专制独裁社会的本质。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赤裸裸的人奴役人的社会，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仍有这种痕迹，但比前两种社会要温和得多、文明得多了。20世纪出现的共产极权主义社会，人奴役人的形式有所改变，但其广度和深度严重性和残酷性则远超前两种社会。
前苏联共产党和中国赵家人对苏联人和中国人的统治是人类历史上奴役人的最残忍的典型。他们不仅全面深入地控制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大权，使所有人（统治者除外）变得一无所有，而且把所有人的思想心灵改造成他们所想象的那种人，否则就不断批判之诛杀之。
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成功地集一切权力于一身（一个党、少数人、一个人）；而他们为什么要集一切权力于一身？为了要实现他们的所谓政治理想以及他们的集团及每一个家族的利益最大化永久化。
既然集权与极权制本身是违反人性、侵害人性的，谈论集权与极权制的好处和必要性，当然是最大的错误或道义上的罪过。如果说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受环境和人的资质水平的制约，不得不经历人奴役人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初期的野蛮和不文明的折腾阶段，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早已进入活生生的现代文明社会，证明人类完全可以摆脱人奴役人而进入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时代，再争论集权与极权制的必要性就更无必要了，更显得这些人的思想的迟钝和良心良知的泯灭。
第二，任何国家出现的任何形式的集权与极权制必然规模不等地屠杀集权与极权者的政治反对派及其追随者。因为只要有人搞集权和极权制，就必然有人反对，集权和极权者为了夺取和巩固权力必然不同程度地以各种隐蔽的公开的形式折磨和屠杀反对派，直至以战争形式消灭反对派；而反对派也可能以同样形式和手段对付集权与极权者。这是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最大灾难。所以，集权和极权是国家、社会和人的灾难产生的主要祸源之一。因此，在现代人类文明社会，根本就不应该提集权与极权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有益性。否则，无论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就是在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制造灾难和苦难。
现代和当代世界发生的这种典型灾难就是众所周知的以列宁、斯大林为首的前苏联共产党人对苏联当时的反对派的大规模屠杀和随后的中国赵家人对中国人的更大规模的屠杀和灭绝，以及现在的朝鲜金正恩极权主义政府对该国反对派的最严厉最残忍的屠杀和灭绝。
这些极权主义政权对反对派的残忍程度完全可以同奴隶主、封建主对待反对派的残忍度相比拟，且有过之无不及。列宁、斯大林统治时期屠杀的苏联人比整个沙皇统治时期所屠杀的俄国人要多几十倍百倍。毛泽东统治中国27年，被他杀死、饿死、折磨而死的中国人达一亿以上。萨达姆统治伊拉克时期，一次就集体枪杀一个村庄的2000多政治宗教上的反对派群体，其对伊拉克反对派整体上的屠杀规模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此杀人如麻的血淋淋的集权与极权制，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没有，绝对没有！只要没有泯灭人性、稍有良心和良知的人就不会对它有任何的同情和赞美，只会深恶痛绝地批判之挞伐之。
第三，集权和极权制必然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无情博斗和厮杀，最终同归于尽。
权力欲、统治欲是人的本性和共性，谁都想握有最大权力，统治一切，除了万不得己，谁都不会心甘情愿对他人俯首称臣，永远听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统治。那些稍有政治常识和政治野心的人尤其如此。因此，任何集权和极权制的统治集团，自始至终必然存在激烈的甚至你死我活的对权力的明争暗斗。这是集权和极权制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它的一种常态。这种内部权斗的残忍性同他们对待统治集团的外部敌人或反对派的残忍性是完全一样的。
最典型的是上世纪20-30年代苏联共产党内的权斗。斯大林为了使自己在苏联共产党内达到个人集权和极权的顶峰，最初是暗中拉拢在党内最有势力和影响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湟夫集团在党的最高层会议上反对列宁撤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的建议，支持斯大林留任总书记职位，同时把最有希望接任总书记的托洛茨基赶出政治局。此后，季诺维也夫、加米湟夫成了斯大林巩固最高权力宝座的头号威胁。于是，斯大林又拉拢和收买党内最有影响的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制造罪名，围剿季、加联盟，最终把季、加两人赶出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季、加两人败出政治局以后，布哈林、李可夫又成了斯大林的党内主要政敌。斯大林又拉拢收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等围剿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将他们清除出政治局。
此时，斯大林的个人极权似乎已达顶峰，安稳牢靠（实际并非如此，新的威胁势力继续出现）。但所有这些反对派并未从肉体上被消灭，对斯大林仍然有严重的潜在威胁。于是，斯大林又在1937-1938年代发动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借此从肉体上消灭这些反对派。而这些人都是在十月革命期间与列宁、斯大林为夺取政权而并肩作战的最忠诚的战友和同志。但斯大林不仅在这次运动中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一个个处死，甚至派杀手将早已逃往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残忍杀掉，连他的两岁的孙子也不放过，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快。
但是，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屠杀行为，并没有使他本人得到善终。斯大林在1953年3月5日最终众叛亲离，孤独地死在自己住宅的水泥地板上，无任何人陪伴在身。可以断言，如果他晚死两三年，很可能被他的同党囚禁甚至秘密处决。斯大林的水晶棺最终被搬出红场，遗体予以普通安葬，就是证明。
至于毛泽东统治中国的27年间，其对待党内政治反对派和异见者的残忍程度也绝不亚于斯大林。忠心跟随毛泽东，一心把毛泽东捧上神坛的刘少奇，最终因毛惧怕刘少奇夺取他的龙位而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他活活折磨而死就是典型例证。毛泽东利用绝对权力，折磨和整倒大大小小的党内权力争夺者的无情和残忍，已为国人所熟知，所以笔者不再多费口舌。
当今世界的极权主义者对待权力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者或异见者的仇视和残忍程度的活典型当然是朝鲜的金正恩政权。据说他在三天之内就决定把他的首席辅佐大臣、亲姑父张成泽予以炮决，原因是怀疑姑父有对金正恩取而代之的意图。由此也就完全可以想像金正恩对其他党内反对派或异见者会有多狠！2016年5月7日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主席台上只有金正恩等三人就坐，也足以证实金正恩已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请问，集权和极权制具有如此的危害性，它还有什么价值可言？人们为什么还要允许甚至赞美集权和极权制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呢？
第四，集权和极权制必然要求实行财产公有制，消灭私有制，至少要由集权和极权主义者来管控整个国家和个人的经济活动。因为集权和极权主义本质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来管控整个国家和社会，按他或他们的理想来改造整个国家和社会，他们必须直接掌控国家的基本资源和财富，否则，就没有实力来改造或重塑国家、社会和人。前苏联共产党和中国赵家人及世界所有共产党人掌权的国家之所以实行公有制反对私有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而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就是剥夺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手段，使他们成为国家实即最高权势者的驯服工具。生活上既然靠政府的恩赐，其他一切就得听政府的摆布和调动。总之，一切为所谓的国家和集体利益服务。这样，每一个人就失去了最基本的自由和尊严。而自由和尊严又是人的幸福感的主要源泉，没有自由和尊严，也就没有了人的幸福。所以集权和极权制又是人的不幸和痛苦的根源。
有人会争辩，在集权和极权制下，国家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了，全民生活就有了保障，人不就有自由和幸福感了吗？问题是集权和极权制不可能永保经济不断增长，更不可能永保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更何况任何集权和极权制必然使绝大部分国民收入落入少数权贵势力的腰包，多数国民不可能公平共享发展成果。目前中国80%的国民收入落入10%的权贵和资本势力之手，90%的普通人只享有20%的经济发展成果，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当前中国的城乡底层民众中，几乎每天都有被病死、冻死、饿死的老年人和幼儿惨剧发生。2016年2月22日，武汉市一位离婚妇女因无固定生活来源，难以养活自己和两个孩子而纵火自焚，三人当场死亡。这正是集权和极权制的恶果之一。
第五，集权和极权制的本质是集权和极权者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监督和约束，一切唯我是从。因此他和他们必然滥用绝对权力，危害人民。首先是积累和建立庞大的个人和家族的财富王国，同时默认和放纵其忠实追随者和支持者滥用权力，通过化公为私，权钱交换建立同样的个人和家族财富王国。所以集权和极权制正是当今中国官场和社会无官不腐的最根本的原因。
不要以为现在的中国新的最高当权者的反腐取得巨大成就，就认为今后的中国不会再有腐败了。一旦新的集权和极权主义者站稳了脚跟，巩固了绝对统治，自上而下的腐败现象照样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除非他能革极权主义的命，建立真正的人民作主、人民监督的民主自由制度。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集权和极权主义者本身能消灭官员贪腐现象的。哪怕将它减少到最低限度也没有。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早已是历史见证的真理，权力本身就是贪婪和恶的东西，不受监督的权力更是如此。指望极权主义者本身消灭贪腐现象，实在荒谬透顶。极权主义集团中当然有个别廉洁正直的官员，敢于反贪腐，但个人绝对战胜不了强大的坏制度。没有新的民主自由制度的出现，指望集权和极权主义者本身来消灭官场腐败，岂非缘木求鱼！
第六，集权和极权制本质上不允许人们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包括新闻出版自由等等。
集权和极权制意味着所有人都必须听一个人或一个党的领导集团的话，思他们之所思，想他们之所想，行他们之所行。如中国赵家人一贯强调的，中国只能由一个党领导，照一个主义行事，受一个思想指导，否则就是离经叛道，危害国家利益，颠覆国家政权，罪莫大焉！
这种思想言论上的集权专制，首先严重侵犯了人的自由和尊严这一最基本的天赋权利。思想的本质是自由的，人为地规定人们只能这样想不能那样想，是严重违反人性和侮辱人的尊严的。正是人奴役人的最恶劣的行为。其次，箱制人的思想言论自由，极大地窒息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仅不利于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更会阻碍国家、民族、社会的整体发展、繁荣、进步和幸福。中国赵家人在中国60多年的集权和极权统治，实行前所未有的箱制思想言论自由，对敢于独立思考、批判创新的知识分子进行残酷打击的政策，导致中国迄今为止，无论在自然科学领域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没有原创性的巨大发现和发明（去年才获得半个中医科学诺贝尔奖）就是证明。
这种体现在箱制思想言论自由的集权和极权制的危害性绝不亚于它在政治经济领域所产生的危害性。极权主义者在中国打击和消灭知识分子的政策所造成的经济价值的损失绝对是无法估量的，它只会超过在政治经济领域所造成的损失，而不会小于它们的损失。
第七，集权和极权制既不允许国民实行社会互助和自治，自己又不愿意也无力去解决繁琐的社会问题，导致社会彻底崩溃和沦丧，惨不忍睹。
集权和极权主义者自信，只有他和他们才是国家和社会的救世主，引领人民前进的灯塔。因此，绝不容许他人来分享自己的统治权力，从上到下，只能由他所指定或委派的人来管治整个国家和社会。中国赵家人在全国各地，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都设立自己的党支部，这在全世界是史无前例的。目的在于管住所有的人，不得偏离它的运行轨道。而这些人又不能真正解决所有人的吃饭穿衣、看病上学、谈婚论嫁等问题，而且都敢滥用权力，腐化作恶。
在这种情况下，民间互助自治组织、NGO等非政府组织自然应运而生。它们完全有能力和可能帮助解决好各种社会问题，培育民众自治自助意识，保证社会正常健康发展，而集权和极权主义者却对此如临大敌，认为他们是在争夺统治大权，危及他们的统治，要么下令施以各种限制，要么以某中莫须有罪名取缔他们的活动，对那些善意来境帮助中国贫民百姓的外国NGO，干脆以对中国政府怀有敌意之名驱逐出境或注销其原有注册资格。
于是中国的基层（主要是农村）社会就出现了无人管的真空状态，秩序混乱，道德论丧，凶杀拐骗，强奸抢劫，横行无忌，孤老幼儿无助，病死、冻死、饿死、自杀者多日无人知晓等惨剧层出不穷。湖北黄石市一单身老人裴XX于2009年死在家中，直到六年后的2015年才被发现。如果允许社会自助组织存在，这种悲剧就不会出现。集权和极权主义政府对这一切却视若无闻，毫无反应。只有无法掩盖的空难、矿难、火灾、水灾等事故，才大张旗鼓地宣扬所谓救灾救难的成功奇迹等。
这一切都体现了集权和极权主义者的本质：一切只能由我来管理，成功是我创造的，荣誉应该属于我，失败和责任即使在我，也不应该暴露，百姓的伤痛应该让位于我的宏图大计或所谓长远的国家利益。
第八，集权和极权制放纵集权和极权主义者大慷国家之慨，拿纳税人的血汗钱同外国政、商、学等各界做交易，为巩固集权和极权主义者的统治及积累个人和家族财富而大开方便之门。
集权和极权制是违背世界民主大潮的，在国际国内都是不得人心而孤立的。所以集权和极权主义者必须拿大把的钱和物资，以援助和扩大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为名，大肆拉拢收买外国民众、政、商、学、军、宗教、文化等各界名人来为自己的极权统治唱赞歌，制造朋友遍天下的假象，以缓解国内民众对极权统治的不满情绪。这是当今世界所有残存的极权主义者的共同手法，而中国赵家人则是这种表演的极具绝色的能手，没有任何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表演能出其右。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是世界上出访外国最多的国家，每出访一个国家，动辄花上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亿美元的援建、低息贷款或无偿援助，或免息贷款或免除债务。中国是当今世界每年邀请各色各样的外宾来访、来华参会最多的国家，几乎每天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各色各样的国际或地区性会议。作为东道主的中国政府不仅要承担他们的差旅费，以高级酒宴款待，还要以豪华游览、赠送名贵礼品相待。
在这种诱惑面前，即使最反对极权专制、反华反共的西方政客也不能不闭住一贯唱反调的嘴巴而改唱赞歌。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客们，他们受惠于中国赵家人的奖赏和无私援助，更不可估量。他们对中国赵家人的感恩戴德和无穷赞美就更属无可避免和自然了。
中国赵家人之所以能对许多国家大包大揽，无私援助，气势如牛，在于两个绝对优势：一是它从执政以来，一直掌控了全国所有的基础资源（土地、矿产资源、工农业基础设施等）和巨大无比的动产资金。即使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庞大私人资本和资金，名义上属私人所有，不由政府掌控，实际上也都在如来福（政府）手掌中，它想动用它就可以动用它。因为在当今的中国，政治权力决定一切，支配一切。二是因为集权和极权制的存在，中国赵家人可以不受任何个人和机构的监督约束，无所顾忌地拿纳税人的血汗钱办他所需要办和想要办的任何事。前不久，一位很有良知的公知公开发文要求全国人大监督和约束国家领导人对外大肆撒钱的行为，根本无人理睬，领导人照样我行我素。
集权和极权主义者用巨额资金和物资大肆收买和贿赂外国人的做法，必然大大削减国内民生开支，害苦中国的老百姓。当今世界许多贫穷国家都实行了全民免费医疗，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反而声称无法做到这一点，岂非咄咄怪事！其实，只要中国政府在举办豪华的国际会议和体育活动和收买拉拢各色外国人的活动中，砍去一半的开支，就足以保障全体中国人享受最基本的免费医疗，那时中国人因无钱治病而等死、自杀的现象就会销声匿迹。2016年4月24日，福建石狮市张姓妇女因心脏病发作无钱医治死在屋内两天后才被发现，三岁女儿守在遗体旁靠剩食维持生命的悲剧也就不会出现了。
令人悲愤的是，这种悲剧根本不为极权主义者所知所动，社会毫无反应，这就是集权和极权对人类的致命危害的写照之一。
以上是笔者对集权和极权主义的反复思考所得出的有关它的危害的八大罪状。本来还可挖拙出它的更多罪状，但这应该够说明问题了。
就在集权和极权制具有如此明显和如此大的危害性，前苏联和中国的极权主义者已经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和惨剧，而国际国内竟然还有一些知识精英和专家学者鼓吹要在中国让新的最高领导人集一切大小权力于一身，一切听从他的指挥来实行所谓的社会转型或民主转型的改革，真是匪夷所思。更令笔者不可思议的是，台湾学者朱云汉在其新著《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建》中竟然提出，“中国政治体制可以与西方的代议形成一种健康的竞争关系，多种政治体制并存、相互竞争与彼此借鉴，对于人类政治文明可以产生推进力量。如果西方代议民主变成唯一选项，很多发展中国家人民恐怕只能长期忍受或迁就质量低下的代议民主，因为其他道路都被堵死。”实际上朱先生的意思是，中国政治制度是人类的另一个选项，发展中国家应该实行中国的政治制度。多么可怕和恐怖的建议啊！
2016年5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