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毕竟与九月初那时有所不同，这次换了一种方式，居然还能成功。看来，那些为虎作伥的网络控制执行者们，这一次还不打算下手太狠。
可以说，“60周年国庆”之际的网络控制，是所谓“防火长城”（GFW）力量的一次真实展示，其控制力度远远超过此前的“六四”之际，当然也超过眼下的“纪念柏林墙倒塌”之际。这意味着，中共的GFW控制力量，远比人们所能想象的大得多，而它在诸多敏感时刻展示的不同控制力度，则表明中共对这些敏感时刻需要控制的程度──本来，人们或许会以为，“六四”政治敏感度最高，柏林墙倒塌与“六四”相关，政治敏感度相当，而“十一”60周年则不一定要如临大敌，但是对中共而言，却恰恰相反。
这里的分寸拿捏，看上去很是微妙，究竟中共怎样把握它们，外人很难猜测。
但是，柏林墙倒塌，尽管有“六四”事件的影响在其中，为苏东巨变之一欢，毕竟它有其特殊性，即导致两德统一，与冷战结束直接相关，中共以其自身利益为重，自觉站到对面去，让人再次领教了它的顽固与保守。英法俄美诸大国政要悉数到场出席纪念活动，唯独中共缺席，已经形成了鲜明对照，它暗地里还要加强网络控制，在全球千千万万的人们纪念柏林墙倒塌之际，就是偏要阻止自己的国民“翻墙”，这分明是坚决表明它坚持与人民为敌、与网络为敌到底了。
柏林墙倒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中共面前戛然而止，而它因势利导接纳市场经济，控制市场的方式更新换代，以畸形经济增长积聚了财政实力，即以“财大气粗”的暴发户姿态傲视全球，应该说，也算是可以自豪了吧。这时，似乎看不到有什么力量可以对抗这样一个庞然怪物了。
那么，这或许就意味着，中国面临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比较彻底的公民社会成长的变革，需要人们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持之以恆地推进。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国有过一次类似的机会，可以展开“和平民主新阶段”，以联合政府为开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民主政治。当时，国共两党坚持其各自的利益，放弃了这个机会。
国民党溃败之际，中国又有过一次这样的机会。中国共产党痛斥中国国民党的独裁，本应该以它的军事胜利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内展示它对民主政治的抱负。然而，中共以国民党失去政权为“前车之鉴”，放弃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背弃自己的政治承诺，重建一党专政。
中共自恃手里有军队，一再地放弃历史性的机会而毫无顾忌。现在，中国民众仍是“一盘散沙”，眼前似乎没有什么机会，前途希望渺茫，变革从何谈起呢？
在市场经济自然成长的欧美国家，市民社会的发展也比较自然，经过民权运动的磨砺，成长出现代的公民社会，成为资本和政府的制约因素。中国经历了计划经济的实验，如今转向市场经济，而国有体制仍保留下来，这样，市场扭曲的同时，市民社会也呈畸形之状。中共一向严厉压制公民权利，同时，它口头上宣扬“八荣八耻”，实则以“常理”推断君子之心，更纵容“钓鱼”“钩子”凶狠打击助人为乐风气，这样，公民社会的萌芽与成长，实在举步维艰。
然而，互联网伸展开来，不经意间，正在助公民社会一臂之力。
互联网之本性为自由、开放，它的多元化、它的自组织，表现出当今生产力之社会化的新的特性。据有关分析，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从外包（Outsourcing），到开源（Open-sourcing），现在是众包（Crowdsourcing）时代来临，企业社会的等级体系演变为网络化体系，而这种网络化已超出技术层面的网络意义，形成为企业价值链上下游之间的网络和社会关系的网络。
人们看到，互联网上的言论，尽管仍然人微言轻，这样的“微言论”汇集起来，形成独特的网络舆论，体现着不可忽视的民意。而以网友口袋里零花钱，网上的“微支付”数额不大，则是互联网上特有的收入模式创新，小到付费阅读某篇文章，大到支持奥巴马参与美国总统竞选，“微支付”的力量弹性十足。有评论认为，这样的“微支付”乃即兴消费，积少成多、细水长流，汇集起来，就有强大的抗周期和抗衰退能力。
相应地，基于互联网，普通民众展现他们的“公民首创精神”，以“任何人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的方式，体现“每个人承担责任”的道德价值观，有评论认为，这是“微动力”──过去，“那些激情四射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大众没有更多的关心，大众则不明白这些痴迷者为什么不能闭嘴”，而现在，“那些只介意一点的人能参与一点，而所有的努力汇总起来将十分有力”。
看来，公民权利的确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人们要有勇气去争取，而公民勇气也不大可能是人们生来就有的，要在一次次的、无数的“微行动”中渐渐地磨练出来。公民社会的希望，就在这种“微动力”驱动着的“微行动”之中。
柏林墙倒塌，看上去似乎是突然间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两德民众无数的“微行动”，使得“微动力”积聚起来。东德领导人的保守和顽固，比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人更甚，但即使他们也不敢仿效中国的“六四”屠杀。中国民众，面对着最为坚持专政的中共，要让这个陶醉于自身力量的政权领教“微动力”，需要更多的勇气，也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