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兴邦让人耳熟能详，从历史来看这个成语却既不是事实描述，更不是真理表达，充其量只是一种在苦难中人们的自慰，或者外在于苦难者给身处苦难中人的一份精神祭品。因为多难自身就有两个不能确定的因素：其一、多少灾难才为多难？其二、多长时间的灾难才为多难？在这两个不确定的因素下，那种轻言的多难兴邦常常会成为一个社会统治集团开脱罪责、愚弄百姓的麻醉剂，让所处时代的人们安于承受降临的灾难，并在灾难中不思深究导致灾难的根由，而欣欣然等待兴邦的到来，将一腔苦难化作对未来虚幻的期盼。从人类历史事实来看，多难未必兴邦！应该说历史告诉我们的是：多难所毁之邦，远多于多难所兴之邦。那么在多难中是走向毁灭还是走向兴旺？这显然是个值得认真追讨的问题。
一、多难的2008
2008年终将以多难之年而载入中国史册！已经发生的灾难就有元月的雪灾，三月的民灾，五月的震灾，七月的水灾，九月的奶灾，以及持续到每月几次的矿灾。当然接下去还有几个月，会再发生什么灾，暂时还不知道。
应该说目前看到的这些灾难，都不能脱出人祸的根由，纵使在那看似自然的雪灾、震灾与水灾中，依然有着排解不开的人祸的阴影。
元月的雪灾，将南方十几个省市的交通阻断，导致车站人员滞留拥塞，甚至还有大批人员被抛置于野外的旅途之中；同时大片地区电力断供，造成数千万人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因雪灾直接夺去数十人生命，造成数千亿元经济损失。
现代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虽不说能够准确预报这种自然灾害，可是灾害来临时，我们怎么就没有个起码的应急性协调处理机制？我们从雪灾的混乱，看到平日纳税人供养的公权力机关，怎么就提供不出一套切实的解决方案？直到雪已成灾，祸已殃民，才在一个国家总理的眼泪下，出动一些原本早可以出动的破冰机械及应急武警，公路与铁路，乃至航空，才得以疏通。稍有头脑的人不禁会问，大雪应不是一天就降成的，怎么就没有在雪未成灾时启动那些破冰工具上路，没有启动那些应急部队疏通？硬是要等到有人死了，有电断了，有粮绝了，才出来这些解决之策呢？纳税人平日供养的这些机构干什么去了？所以这场看似自然雪灾的后面，其实隐藏着人祸的幽灵。
三月西藏事件，这种涉及民族群体起来抗争的事件，自然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国体与政体出了毛病，也当然就是十足的人祸了。这种外似民族冲突的西藏事件，其实是藏民对现行社会制度的一种反抗。如果硬要将西藏事件说成是民族冲突，那显然是遮人耳目的说辞。 在一个社会中，当出现一个民族反抗一种制度时，那就说明这个社会没有提供起承载一个民族幸福与自由的基础，并且因为其严酷的现实而使社会没有更多表达反对的途径，最终只能以民族这种原始的纽带来凝聚起反抗的资源。从西藏事件中，无人能否定藏民对信仰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的追求，而此却是现代文明人类的普遍的基本的权利，事实上，这种追求对于汉族也是一样需要的。所以西藏事件根本上是制度制造的事件，是人类根本价值追求与被扼杀形成的冲突，因而是一场典型的制度性人祸。
五月四川大地震，虽然直接原因是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但在灾害中导致的伤亡却让人不得不痛感人祸的存在。看看那些已检查出来的“豆腐渣”工程，那些政府巍然屹立的大楼，与那些学校彻底塌毁的校舍，形成了如此强烈的对照，让人不得不发出“一个无视孩子生命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民族”的感叹！由此感叹，我们可以想见人祸在灾难中的作用。当然人祸绝没有因孩子的掩埋而终结，现在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们已经成为专政的对象，可以想见等待他们的要么是在恐惧中屈服，从此放弃为孩子讨个说法，要么就进入监狱去，在苦难中与亡灵对话。这又是怎样的一种让人在灾祸中都不得表达悲伤，更不得讨还公道与寻求真象的人祸啊！
七月的水灾虽然在震灾的掩盖下让人无暇顾及，然而那数百在洪水中流逝的生命与数十万在洪水中坍塌的房舍，依然祭奠着这片土地的灾情。洪水除了揭示出那种预防的缺席与救助的迟缓，同时也控诉着这个号称发展强大的国家，对那些平民生命光照的暗淡。中国现在似乎年年都发生水灾了，而年年都有不少人葬身洪水，这种现实不禁让人疑惑：这个社会的宏大发展究竟在说明一种社会的进步，还是在铭刻着进步口号下生命贬值的耻辱？而或在通过灾难控诉着这个社会进步的虚幻与欺诈？
九月的奶灾，是一场危及整个民族今天一代与明天下一代的重大食品安全灾难，在这个灾难中揭示出一个民族道德底线的失守，与制度监管的缺位，甚至可以说完全就是人性的恶与制度的罪的相互助推酿造了这起民族的灾难。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几十年畸形经济发展下的这个民族已经堕落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我们除了悲叹人性的罪恶，道德的崩溃，同时看到纳税人供养的公权监督机关，在这种灾难中的错位，进而沦落成罪恶的帮凶的可悲现实。这场灾难的后续发酵虽然还在继续，但极权统治集团已经以自己固有的模式，在疯狂地消磨这种事件的影响，家长追讨真相与公正赔偿的诉求已经被阻扰，律师代理这种诉讼已经被威胁，媒体报道这种事件已经被警告。种种迹象显示，这个体制正制造着新的灾难来压制与掩饰旧的灾难！可以想见那些决意要为自己受害孩子讨个公道的人，也必将以陷身牢狱为归宿。
看看2008这些灾难，哪一场不是牵涉上千万人？哪一场看似自然灾难的外衣下不是包裹着人祸的阴魂？
2008，似乎成了中国多灾多难的代称！
然而中国真的就只有2008年才有这么多的灾难吗？如果我们不是为眼前的悲情所限，我们只要回到历史中，就会发现原来这2008并非是那么独一或稀少的，客观地说我们这个民族就一直生活在灾难的延续中，而2008年的灾难，只是中国历史多难延续下的一个章节或片段，因此这一年既不是多难的高潮的代表，也不是多难开始与终结的符号！
二、没有达致兴邦的多难
当我们将凝视2008灾难的目光投向中国历史的长河，我们会发现这个民族与这片土地原本就长期深陷在多难中，多难不只属于今天，它也属于过去，而只是这绵延不止的历史多难，却没能带来这个民族的兴邦。
对于中国历史的多难，我们无须追溯到春秋战国的烽火狼烟，也无须翻阅那汉后唐末的“千里无鸡鸣”，我们只要浏览一下近代1840年后的中国历史，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那持续的灾难原来是中国历史的常态。
在中国近代持续一个半世纪多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内忧外患，看到太多的征战杀伐，太多的血腥与悲惨。应该说1949年前的中国历史灾难，在今天的教课书中已经有充分的记载，在此我们就不须多讲了。然而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是否就逃离了灾难的困扰，跳出了灾难延续的轨道，以至2008才巧逢多灾呢？
我们只要对近半个多世纪来的中国历史保存丁点的记忆，我们就不应该忘记：1950年代初的“土改”，有多少生命被改掉；1957年的“反右”，有多少知识分子被戴帽，多少人因此而家破人亡，虽然从后来公布的数字是55万，但因此被波及的应该在上千万之众；1960年后的三年大饥荒，据不完全统计，饿死的人在三千万以上，杨继绳在《墓碑》中所采用的是最低数字是饿死了三千六百多万人，冉云飞不完全同意此数字，因为单是四川省就饿死了1250万人（这数字可能还有缩小，此为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廖伯康撰文所言，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廖都没有夸大的动机与故意——冉云飞按），其它省区加起来不可能只有二千多万，单是河南省饿死的人就有上千万（农民饿殍另一个数字为：4319万。《安徽老年报》2005年5月25日第三版——杨金声注）。文革十年，照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就有多达二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文革结束不久，中国就与越南开战，究竟在那场持续几年的战争中，中国有多少生命葬身南疆，实在无法统计，但从已经公开的一些报道中，我们看到也是牵涉成百上千万家庭的事；在外战的烽火熄灭不久，1989年北京天安门的屠杀又响起，因此受影响的人应该在以千万计，而直接失去生命的人至今仍无法统计；再后来中国这片土地又上演了镇压法轮功，镇压维权运动，制造出了波及上千万群体的灾难，并且这种灾难至今仍在持续。
由此可见，这半个多世纪来，中国这片土地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灾难？虽然这些灾难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在其背后编导这灾难剧幕的无一不是极权政体。这一波波不断殃及整个民族的灾难，根本就没有容得这个民族有些许喘息的机会，以至造成在中国这片土地几乎找不出几个在这半个多世纪中没有受到各种人为灾难冲击的家庭，人们不论直接或间接，都会有亲人或亲属被卷入这样或那样的灾难中。
中国如此普遍而持久的灾难，让我们看到今天2008并非是什么特别的“多难”，因为这一年在灾难中死的人没有土改多，没有三年饥荒多，没有文革多，也没有唐山地震多，至于波及的家庭当然也没有曾经任何一场灾难大。由此可知今年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多难之年，客观地说它只是中国半个多世纪灾难延续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中国持续多难中的一年而已。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我们延续在一种多难的轨迹中，而我们这个民族却并没有在持久而广泛的灾难中兴邦，而只是在多难中循环。
三、多难何以兴邦
当我们放眼历史，知道2008固然多难，但在中国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却只能算是平常。半个多世纪来，我们只是重复在从一种灾难走向另一种灾难的转换，却没有真正跳出过灾难的循环。当我们身处灾难的痛苦困扰中时，我们居然发现这原本是历史的一种常态，这是多么让人倍感悲伤、惊恐与沮丧。而从世界历史来看，这种持久而全局性陷身于社会灾难中的民族却并不多见，也就是说这种灾难的延续并非是人类历史的常态，而是中国的常态。为什么中国就能将灾难变为常态呢？而一个将灾难变成常态的国家，除了对灾难的麻木与遗忘，是不可能迎来多难兴邦的。
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就没有走向多难兴邦，却只能持久而广泛地挣扎在多难的循环中？原因应该有很多方面，但仅仅从这个民族对历史灾难的态度就可以看到存在如下几方面的致命硬伤：
其一、对历史的遗忘。我们这个民族是对历史有严重遗忘症的民族。我们容易沉浸在当下的情境中，为眼前的悲情所限，而对历史缺乏起码的记忆。正如2008年的灾难下，我们忘记了土改、反右、三年饥荒、十年文革、唐山地震、八九屠杀、法轮功与维权运动的镇压。这些同样害及整个民族的灾难，我们常常在今天的悲情中将之遗忘。
其二、对历史的割断。我们这个民族除了对历史健忘，还有对历史的割断，也就是民族纵使对历史有所记忆，那也常常将历史事件当作孤立的片段，作为偶然的巧合，而没有作为历史的逻辑规律的演变，没有追溯那主导这灾难循环上演的根源。当历史被孤立片段与偶然巧合化后，历史的深层根源就被忽视了，而那些外在的肤浅的次要的因素就充当起历史的必然来了。因此常常将一场场社会制度性灾难归咎于个别领导人的过犯，制度性罪恶被变现成政策性过错，集团性罪恶被置换成个体的过错。
其三、对历史的抑扬。今天中国的历史是政治取舍下的历史，为了今天的需要可以将历史肆意篡改，抑制什么，张扬什么，完全达到不计事实的程度，以致使得中国的历史完全沦陷成政治的婢女。这种经过极度抑扬处置的历史，让这个民族常常生活在历史虚幻的“自大”、“自享”、“自狂”中。正如这2008年的灾难就被渲染成历史的独一无二，而且对这种独一无二的记忆几乎重复在历史的每一个年份中，于是人们在独一无二的灾难痛苦中，演变成一种灾难的“自享”与“自大”，使民族总为今年新的灾难的独一无二而将过去的灾难遗忘于历史中。如此年复一年的独一无二，也如此年复一年的“自享”灾难，使这个民族忘却对灾难痛苦根源的求索。
当然导致这种民族对历史的病态的根源是中国极权政体下统治集团对历史的强奸！中华民族被强行植入深带病毒的历史片段，以致对灾难缺乏历史的理性认识。今天当我们将2008年的灾难放回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我们自然发现这种被渲染的灾难不仅在自然天灾的外衣下掩藏着制度性人祸的实质，而且在独一无二的强调中表现着历史延续的常态。而这种延续的灾难说明我们这个社会产生灾难的病体没有变，我们从延续着的灾难中应该看到这个民族在延续着一个制造灾难的体制。
这一个半世纪来，尤其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不息的灾难力证出这个国度虽然转换了不少“大黄旗”，但本质没有变，社会癌症的病体没有变，最后虽然病痛表现的形式不同，灾难转换的形式各异，但那都是癌变的不同反映，而社会根本性制度之癌是一样的。所以要说清中国2008的灾难，必须从历史延续的角度来分析，从自然的灾难掩盖下看到人祸的基因，进一步看到产生人祸的制度土壤，看到制度的造孽！认识到若没有根本制度的再造，我们就别指望能中止这种灾难的延续，就别指望能跳出灾难的轨迹。
多难兴邦，我们这个民族历经一个半世纪的灾难，尤其承受最近这半个多世纪的灾难，却没有等来兴邦，那就说明我们没有结束制造灾难的社会病体，而若没有结束产生灾难的病体，就是再多的灾难也不会迎来兴邦。今天人类的历史已经极其鲜明地告诉我们，导致中国灾难广泛而持久的根源是专制政体这个毒瘤，那些制造灾难的人祸都是这个毒瘤散发出的病毒，要想根除专制毒瘤，就必须接入现代民主宪政的新体制。因此中国多难是否能够最终兴邦，那就看这个民族是否在多难中看清历史，认清灾难的实质，将多难转化为社会根本制度变革的契机，集中力量结束带来多难的专制政体，建立起现代民主宪政政体！唯有如此，多难才能真正走向兴邦，否则这个民族只能延续在更多的灾难中！
2008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