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人民日报只想告诉人们：习近平为何不准拿文革“说事”！》中已经介绍过，习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时所作的讲话中的一段内容：“对待问题必须持正确态度，不能遇到一些问题就全盘否定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就全盘否定自己的历史和奋斗。”
习近平这里所说的“问题”，就包括了对“文革”的评价问题。习近平在这篇讲话中开列出的“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的内容之一是“宣扬西方价值观”；之二就是“专拿党史国史说事”….,并警告全党上下如再不采取果断措施给以回击，政权将会因此瓦解。
近见海外文网站上介绍了曾经担任过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生前在他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中披露中共政权因人废史的两个例子，一是因“批彭”而掩饰军史，一是西路军事件。从中不难看出习近平为什么恐惧党内党外有人拿党史国史说事。
在揭露中共官修“西路军”历史的谬误部分，李新介绍道：甘肃高台平原大队有不少西路军当年失散下来的人，从他们那里知道不少西路军当时的情况。过去教党史时，就知道西路军是在甘肃高台地区被马家队伍打败的，现在既然来到离高台不远的地方，当然要去考察一番。
原来1936年，三路红军即将在陕北会师，党中央考虑到陕北地方小，人口少，而且地瘠民贫，难以养活这么多的部队，决定向外发展。于是首先进行东征。东征军对阎锡山作战虽然取得胜利，而阎却因此引来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入晋相援。党中央为避免内战扩大，便回师陕北。
随后，又决定举行宁夏战役，向西发展，希望通过宁夏，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取得远方(第三国际和苏联)的援助。后来宁夏战役计划没有实现，已经渡河的红军便称为“西路军”。
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于1936年渡河，完全是为了打宁夏，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正式命令而行的，绝不是像《毛选》第一卷有关注解中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张国焘的命令”。
至于11月改称“西路军”，不但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而且有中共中央的决定。
我到高台考察时，对西路军的原委尚不清楚，这些事情是到80年代才搞清楚的。
我亲眼看到高台的一个集镇，据甘肃到新疆的河西走廊要冲，当年必是冲杀要地。但在平坦的公路上，除一些土墙外，无险可守。而马家军火力既占优势，又大部分是骑兵，来往冲突，红军虽无比英勇，终究难以抵挡。我根据地形地物和残垣废垒，想象当年红军顽强奋战的情形，既无限敬仰，又不胜感慨。
我弄明白了这次战斗是1937年3月的具体日期之后，心中又极为愤懑。
《毛选》中，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可毛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36年，他怎么能在1936年就预见到1937年西路军的失败呢？很显然，这是毛著编委们帮助整理成这样的。
我在60年代初曾认真研究过“西安事变”，看过几乎所有的有关档案。我知道当时党中央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一切问题(包括军事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的。
西路军的前进、停止、后退、再前进等等，中央都有指示，而这些指示又都是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发出的。西路军除很短的时间失掉和中央的电讯联系外，凡能通电报的时候，都是按照中央的要求行事的。怎能把西路军失败的这笔账挂在张国焘的头上呢？
尽管张国焘的错误很多，“罪该万死”，也不能如此对待呀，更何况西路军有两万多人呢！无怪乎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和西路军所有的同志都对此始终不服。直到80年代，这一问题的真相和是非，才在徐、李和陈云反复坚持下，大体上搞清楚了。
对于党内斗争如此的复杂而残酷无情，我此时才有所领悟。
笔者二十多年前李先念去世后，曾撰写过《五十年前冤魂尚未昭雪，未亡人又成新鬼——李先念与中共西路军恩仇记》。文中说：今年六月份辞世的前中共国家主席，哀荣备至。但许多人并不知道，李先念一生中追随中共几十年，其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并不得志，尤其是当年在毛泽东手下，一直是扮演着一位不敢多说一句话，更不敢多说半句话的可悲角色。原因就是他在三十年代曾是被毛泽东所排挤打击的中共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旧部。
一九三五年，由于抵挡不住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而不得不进行长途退却(后来中共将这次行动称为“长征”)的中共红军分路到达陕西、甘肃、宁夏、四川交界一带，而张国焘及李先念等人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与毛泽东等人的部队会合后，没有象毛泽东等人的部队一样到陕西去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是继续向西挺进，准备转战新疆，以打通“国际路线”，与苏共建立直接联系。所以，这支部队在中共历史上又被称为“西路军”。
一九三六年，这支部队在甘肃的古浪、永昌、高台等地一路战败，多数兵员战死或被俘，只有象李先念等极少数人得以侥幸突出重围。日后，由于毛泽东等人认定西路军将士都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所以大多数西路军将士死者不被承认为对中共打江山做出过贡献的“革命烈士”，侥幸活下来者也长期得不到公正的待遇。而只有象李先念、徐向前(原中共元帅)、王树声(原中共大将)等少数几人被毛泽原谅了“错误”，委以一定的官阶。而李先念等人付出的代价则是违心地听任毛泽东等人歪曲西路军的历史，以至落得个被无数西路军的冤死者在九泉之下诅咒，被幸存者终日唾骂的下场。
正因为如此，李先念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在毛泽东手下长期逆来顺受，凭着其二十年代时即已经在中共军队及地方担任高职的资历，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也不过是充当陈云副手，从来没有过真正出头的机会。好容易熬到毛泽东去世，他终于有了翻身出头之日，方才站出来为当年惨死于西线沙场的数万西路军将士说了几句“公道话”。但是，为了顾全中共“大局”，李先念至死也没有把当年的全部历史真相全部曝光于世。所以，无论是李先念还是先于他去世的徐向前等原来出身红四方面军的中共元老，虽然前几年都曾给西路军的历史讲过几句“公道话”，但也都是“犹报琵琶半摭面”式的，谁也不敢真正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至无数西路军将士的冤魂在死后整整八十年的今天，更不可能期盼到一个能让他们在九泉之下含笑的公正评价了，因为党的新一届最高领导人已经严令不准“拿党史和国史说事” 了。
中共改革开放之后，象李新那样的党史工作者虽然也陆续披露出一些西路军战败甘肃河西地区的资料，但远还没有披露到触目惊心处。我在一九七八年去北京上大学前，曾在当年中共西路军浴血沙场的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生活了十六年，熟知许多西路军的故事，见过无数西路军死者的累累白骨，也了解过一些幸存者日后数十年来的悲惨遭遇。
中共西路军当年战败的甘肃永昌、高台等地都位于祁连山北郦，山南是现青海省境。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公元八世纪为抨击玄宗皇帝穷兵赎武，频繁发兵征伐西北少数民族而愤笔写下的千古绝唱《兵车行》里，生动描写了祁连山南北大片古战场上“边庭流血成海水”的悲壮情景。一千多年以后的公元一九三六年末至三七年初，这里竟再次重现了“血海肉酱”的场面。后续的内容，留待下篇 文章继续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