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过去多年来，人们谈论六四时，焦点往往集中在那场运动的成因和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实际上，在六月四号的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大地还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各地针对所谓“暴徒”的追捕和镇压，中共高层的权力和路线斗争，全国性的思想整肃，大批政治和知识精英外逃和滞留他国，以及当局面对国际孤立掀起的“反和平演变“浪潮等。这些事件被历史学者称为“六四余波”，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今天的焦点对话，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什么，其中哪些事件至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一年前从中国大陆赴美的六四南京学运领袖吴建民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讨论的第一位嘉宾吴建民是六四期间的南京学运领袖。六四发生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将他判处10年有期徒刑。美国国务卿贝克1991年访华时，吴建民是美国要求中国政府释放的八九政治犯之一。吴建民1997年8月出狱之后，2014年因策划在北京举办“赵紫阳去世十周年祭奠研讨会”，受当局骚扰威胁。2015年流亡赴美。
吴建民表示，六四后，精英们要么流亡海外，要么在国内陷入困境或者被收买。邓小平邓害怕被清算，92年后全面放开私营经济，精英们下海，官场上腐败，全民溃烂。他说，当下的中国，人人自危，官场怕被反腐拿下，权贵怕被当替罪羊，百姓受到压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希望得到民主和公平的法制保障。而这个保障，中共不会给，习近平不会给。只有通过改变才能获得。改变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一定要来的，不管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最终的结果就是结束中共一党专制。对暴政清算。曾经因六四入狱多年的吴建民说，六四的解决，绝不是当局给受难者一点物质抚恤，而是施暴者认罪，然后接受人民的审判，必须对六四元凶和他们的爪牙进行清算。设立六月四号为国家公祭日。
杨建利表示，六四之后，当局遵循的原则是从重从快地处理，当时有大量的非学生身份的六四参与者被很快判决和枪决，整个社会可以说是“风声鹤唳”。此后中共在邓小平九二南巡之后采取了收买社会精英的做法，也就是开放社会和经济，使经济和知识精英们成为受惠者，并把他们纳入整个统治阶层，以收买人心。发财也好，腐败也好，只要不挑战体制，就没有问题。这造成了后面的权贵巨富，官员腐败的问题。中共发现，想要维护统治，必须要用好钱袋子和枪杆子。前者增加维稳费用和让利益集团受惠，后者则是以高压的方式来控制社会，镇压异见。中国八十年代所见的思想开放之风从此断绝，而知识分子阶层也日益犬儒化。
程晓农表示，六四之后的整肃，我原来工作的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就是重点对象，我当时在西柏林作访问学者，出国前是该单位参与赵紫阳召集的各种政策讨论会的主要参与人，正准备回国，但所里的同事告诉我“坚守岗位”，所以就未回去。这次整肃当中，国内我的同事被迫人人过关，有十几人被无端抓到秦城监狱，当局的目的是编造赵紫阳策划动乱的假证据，但最后彻底失败了。
程晓农说，邓小平的六四镇压让党内高层保守势力趁机占了上风，中国出现了全面的政治高压和倒退，不仅政治上全面反和平演变，而且经济上清算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方针。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其实是眼看自己的改革方略和历史地位日渐动摇，不得不拉着掌管军队的杨尚昆一起，反戈一击。六四镇压堵住了中国政治进步的道路，在专制和特权下推行市场化，结果就必然是权贵资本主义和全面腐败，我把这种改革称为建立共产党资本主义体制，就是用腐败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来延长红色政权的寿命。六四之后，因为害怕被追究六四镇压的责任，中共彻底关死了主动政治改革的任何门窗，今天中国对美国的种种敌意、对普世价值的敌视，都是六四后遗症的表现。六四镇压让其他共产党国家看到了专制最恐怖、最丑恶的一面，以致于许多国家后来都尽量避免重蹈北京覆辙，改行天鹅绒革命；而中国则在专制下一条道走到黑了。
陈破空认为，六四屠杀，制造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后果之一，中国人普遍变得玩世不恭，知识分子进一步丧失气节，二十七年来，全民沉溺金钱，物欲横流，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社会道德沦丧。后果之二，让台湾人和香港人与中国大陆渐行渐远，尤其香港，虽然回归中国，但中共的顽固专制，凉了香港人的心。八九六四原本是连接香港与大陆的深厚情结，但中共当局死守六四结论，并不考虑平反昭雪，等于斩断了香港与大陆连接的最后一条纽带。港人离心，中共要负最大责任。有人说：“共产党是港独之父。”虽然是讽刺，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却贴切而大有深意。这只是两例。事实上，六四屠杀带给中国的后果，还有很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负面影响，深重而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