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汉（网络图片）
前不久，中国大陆共识网有一篇文章，题为“朱云汉：一个台湾学者眼中的中共体制”，共识网在文尾说明，“本文摘自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云汉的新著《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
文章除开场白外，还有四个小题：1．“做一天中国，一天就好”；2．与西方代议民主维持健康竞争关系；3．中国人只能自己摸索自己的政道与治道；4．中国政治体制应该还有很大的制度创新空间与潜力。
笔者无意全面评论朱先生的政治观，但对其某些观点并不认同，特提出商榷。
第一，朱先生的第一个政治观是：“中国长期维持一党执政体制，不可能没有它的文化背景。这个文化背景应该是儒家文化圈内部最熟悉的，因为这个体制实质上是建立在满足“民享”，而不是“民治”之上。它的政治基础是很抽象的，可以意会却难以言传，叫“民心”，而不是选票。孟子言：“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原来就是中国传统中获取政治正当性的一个核心概念。儒家思想强调的“民为邦本”，是一种有两千年传统的精英政治模式。这种精英政治模式就是以培育与选拔有才德的人进入政府任官，并辅以道德激励、物质奖惩以及监察举报等机制，来维持整体国家治理机构以谋求全民福祉为基本导向，以最终实现“民享”为目标，这就是民本主义的要义。中共体制目前仍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与难题……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个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建构在中国传统文化脉络里，有其论述基础。”
朱的这段话可以简化为：中国现在的一党执政体制符合中国古代传统政治中“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根本原则，建立在享有“民心”的拥戴而不是选票的支持的基础之上；它像古代那样依靠精英治国来谋求全民福祉，达到最终实现“民享”的目标，因而是具有合法性的。
对此，我有几点不同看法：
1．孟子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在理论和逻辑上都是正确的。但中国古代是一个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它是一个以皇帝为总代表的皇帝贵族和地主阶级的少数人统治压迫和剥削大多数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社会；这少数人和大多数人在利益上是根本对立的，他们之间本质上就是对抗的，统治者的“民心”又从何而来？
2．统治者获得的所谓“民心”，必须像现代文明国家那样有可资计量的统计数据和凭证（民意调查和测验），而古代社会并没有这种手段。所以那时的“民心”只是统治者的欺骗宣传和知识精英的远景理论（孟子所言即是）。
3．正因为存在上述两种情况，特别是第一种情况，古代统治者想以精英政治模式来维持整体国家治理机构以谋求全民福祉为基本导向，以最终实现“民享”为目标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古代农民起义频繁，王朝不断更换就是铁证。
不错，中国古代也不时出现一些所谓开明皇帝，他们为了缓和与被统治的大多数人的矛盾，巩固其统治，在一定时期内表现某种开明姿态，如大力发展经济，减轻农民负担，改善民生，从而获得某种短暂的或局部的民心拥戴。但由于它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被统治者的地位和命运，加上不可能有一种从下而上的对官员的外部强力监督机制，官员的贪腐作恶本性不可能受到抑制，所以这种拥戴和“民心”绝对只能是暂时的。这正是中国古代王朝频繁更迭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从长远和整体来看，中国古代不可能有真正依靠精英治国来谋求全民福祉，实现全民共享的政治模式。
4．所谓中国长期维持的一党执政体制的正当性建构在中国传统文化脉络里，有其论述基础，也是值得商榷的。
① 中国现在的执政党——中国赵家人为了巩固其长期统治地位，当然要像古代封建统治者那样争取民心的拥戴和支持，这是他们必不可少的统治基础甚至唯一基础。从这一角度看，说他们的统治的正当性建构在中国传统文化脉络里，未尝不可。
② 但是中国赵家人的一党执政是通过武力和暴力，既推翻前一个政权，又消灭（不全是肉体上消灭）它认定的所有敌对阶级和敌对势力而建立起来的，而政权建立以后，它不仅要继续严厉和严密地监控所有残存的敌对阶级和敌对势力，还要通过严密的信息封锁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单一灌输，把所有人改造成它所确立的标准的那种人。这是一个非常残酷和残忍的长过程。
因此，这样一个制度和政权是否还享有“民心”，是否还能依靠精英政治模式谋求全民福祉以达到实现全民共享的目标，就很值得怀疑。从这一侧面看，说现在的中共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建构在中国传统文化脉络里，更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应当说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
③两者的本质区别是：中国赵家人几乎掌握了全国所有的物和人，想干什么就可干什么，叫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它对人和物的控制的广度和深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即使你跑到外国，它也自有办法制服你。而这是中国任何封建王朝统治者没有做不敢做绝对做不到的。如此一来中共的民心又从何而来？
这里只举一个事例就够了。中国赵家人曾以承诺没收地主的土地再分给农民，以换得农民的支持，夺取了全国政权，但在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不过两三年以后，又一声令下全部收回这些土地归国有和集体所有，使全体农民变得一无所有，只能完全听赵家人支配，造成随后几十年中国农民遭受无数的大灾难。这样的政权还能得“民心”吗？
从这一系列的事实和推论，应当说朱先生所谓中国长期的一党执政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建构在中国传统文化脉络里的结论是不准确的，哪有什么论述基础。
第二，“做一天中国，一天就好”吗？
在这一节里，朱先生首先强调，“面对中国政治体制，西方学者非常困惑：中国如何用那么短的时间，完成欧美社会百年的工业化过程？因为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如果没有‘民治’，怎么可能有‘民享’呢？不过中国学者可以反问：菲律宾与印度有‘民治’，但是它们有‘民享’吗？所以这两者之间也不能直接画符号。”
朱先生的这段话很简单明了，没有民主的中国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完成有民主的欧美一百年才能实现的工业化，菲律宾与印度有民主，但它们没有像中国那样实行经济发展成果共享，即菲、印虽然是民主国家，但国民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专制的中国。简言之，专制未必比民主坏，民主未必比专制好。
对此，我表达如下看法：
1．中国的工业化与欧美的工业化是相距二至三个世纪的不同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它们之间的大前提是根本不同的。欧美是前无古人足迹而自己踏荒走出来的工业化，无论技术、资金、市场、劳力、运行机制等都是如此，所谓万事开头难啊！中国是在人类进入崭新文明境界，技术、资金、市场、劳力、运行机制等都高度成熟和丰满的时代下，沿着欧美走出的康庄大道前进而实现工业化的。
2．中国是有13亿人口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又是世界第三大地域辽阔的大国，人力和物质资源无比丰富，自然要成为快速工业化国家。
3．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导致经济走向崩溃边缘，民众苦不堪言，随后改走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融入世界市场经济，大规模利用资本主义的市场、资金、技术、投资和科学知识等等，才迅速实现工业化的。铁的事实证明，是资本主义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培值了所谓的“中国模式”。
4．没有“民治”就没有“民享”，当然是符合逻辑和事实的真理。但“民享”绝不仅仅是某些人所说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物质成果，改善生活，而是指首先享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当家作主的权利，享有人的固有的人格尊严和自由不受他人无端侵害的权利。其次才是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
如果“民享”仅仅指的是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得好，就等于主人把宠物喂养好后，再把它当作玩物来欣赏和取乐，或让他们成为役使的工具。而这正是一切剥削者压迫者或专制独裁者的世界观和本性。
因此，朱先生所谓菲律宾与印度有“民治”，但没有“民享”的观点也是片面的或错误的。不错，菲律宾和印度作为民主国家，它们的国民生活水平目前还不如中国国民的生活水平高，它们的穷人还比中国多，但两国国民都有权利直接选择和选举地方和中央各级主要行政长官和立法议员，监督和制约他们的不当立法和行政措施，直到罢免他们。必要时，穷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选票和议会施压，迫使行政权力采取直接改善穷人生活的措施。这不是民享吗？这才是最大最好的民享！有了这样的民享，其他一切就都好办了。
中国有这样的民享吗？没有！中国国民通过经济大发展，生活上是有一定改善和提高。但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80%被只有10%左右的统治权贵和新兴资本势力所占有。中国尚有两亿以上按联合国标准的贫穷人口，因贫而饿死、冻死、病死、自杀的人不是个别和少数。这公平吗？是民享吗？非也！非也！
那么原因何在？原因正在于中国国民没有菲律宾、印度人那样的选票，以监督和制约中国的大小当权者，而只能听他们的任意摆布或廉价的恩赐。
5．朱先生说，西方学者不但不能否认中国这30多年来的具体发展成果，中国在承办北京奥运会、处理汶川地震灾难……所展现的统筹兼顾能力，也让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政府没有这个条件以那么快速有效的方式去应对危机、迎接挑战。
朱先生所言，表面上看的确不错，但他只看到表面，而没有看到或根本就不想谈问题的实质。
① 中国的极权制使最高当权者掌控了全国所有的财富，又不受任何监督，当然可以挥洒自如，任意挥霍。比如北京奥运以后，就是伦敦奥运，而北京奥运所花的钱是伦敦奥运的三十倍。而北京奥运的辉煌与中国老百姓的利益一点也不沾边，只不过让中国最高统治者在世界上大出一次风头而已！
关于处理汶川地震灾难，我只说一点下情就够了。发动捐款救济灾民是完全必要的正义的，但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许多孤寡老人把养命钱也捐出来，还迫使一些患不治之症（癌症）的人将多年积蓄用来做手术的钱也捐出来，这合乎人道主义精神吗？合乎正义吗？而这正是我当年从一些报纸上积累的真实信息。请问，这是权力所展现的统筹兼顾能力吗？人类需要这样的统筹兼顾能力吗？我看，西方学者承认他们的政府（民主政府）没有这样的能力，绝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难道以牺牲人的生命去拯救濒危者的生命也值得吹嘘吗？
朱先生引用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话“做一天中国，一天就好”来证明中国政治体制比美国体制更有可能达成“社会最佳选择”。费里德曼无非是认定中国的最高决策比美国的决策要快而好。这是生活在民主国家的这些外国人完全不知道专制制度下的效率是在牺牲无数国民的生命和自由，以另一种更大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1950年代的所谓抗美援朝，就是在绝大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专断地作出决定而出兵的，结果中国为此付出了100多万年轻人的生命，其他物质损失无法计量，最终落得个金正恩政权对中国当权者的反目成仇，一切都白费了。
三门峡大坝的建设是在多数人特别是水利专家的坚决反对下，由最高当局武断作出决定的，结果付出了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最终宣布为无效建设工程。
朱先生和某些外国人，你们怎么对这些沉痛的损失，巨大的付出视而不见，装聋作哑，却热衷于拿一些根本不值得提倡甚至对中国国民有害的事例来为中国的极权主义者和极权制唱赞歌呢？如果愿意，你们不妨来中国当五年十年的普通国民看看，到时你们就会体会到那种不自由无尊严的痛苦了！
但我断定你们是不会来的，正如弗里德曼对通用公司（GE）首席执行官伊梅尔特所说：你们这些构想（希望下一任美国总统推动立法来引导美国社会节能减碳以及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是很好的，但这些东西在美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都做不到……除非“让我们做一天中国”才有可能一步到位……然后第二天开始又恢复美国的体制。
从这里可以看出，弗里德曼的主导思想还是承认他喜欢美国的体制，他是想在这个体制上加一点急速的中国式决策能力。而他的无知在于他不懂得中国式快速决策正是专制式极权制的产物，同民主制是水火不相容的，要么是民主制，要么是专制极权制，鱼和熊掌绝对不可兼得。他更不懂得中国式快速决策是要以巨大的物质财富支出甚至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的。这样的决策体制在西方民主国家的任何人面前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不过令笔者对朱云汉先生的书或文章稍微舒缓和宽慰的是，他在随后的“与西方代议民主维持健康竞争关系”“中国只能自己摸索自己的政道与治道”、“中国政治体制应该还有很大的制度创新空间与潜力”这三节中，虽然仍有许多观点值得商榷和澄清，但他没有从本质上肯定中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否定西方民主政治的普世价值，而是强调中国的特殊历史、地理、人文环境等 形成的大背景，令“中国政治体制应该还有很大的制度创新空间与潜力，也仍有必要借鉴各国进步思想与成功的实践经验。”
当然我的总观点还是认为中国必须进行根本的制度变革和价值观的改造——走人类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道路，像现在某些人所鼓吹的用“中国模式”或“中国梦”取代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来主导世界的发展，不仅是行不通和达不到目的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某些西方学者和普通国民千万不要上当！
2016年5月31日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