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陈云对中共组织路线的影响力一直都是决定性的》中已经介绍到了八十年代初陈云力主推荐李锐出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之后,当面交给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选拔“干部子弟”陆续进入“接班梯队”。习近平就是那段时间里决心到基层去为进入“干部第三梯队”积累政治资本。
一九八七年胡耀邦倒台后,推出了一个烈士后代李鹏;一九八九年赵紫阳倒台时,又推出了一个烈士遗孤江泽民,从此形成了外界所说的“江、李体制”。
江泽民接替赵紫阳总书记职务到他把军委主席职务也让給胡锦涛，在位长达十五年，而胡锦涛全面接班之后在位时间只有八年，中共最高领导权即又交回到“红红色后代”手里。可见,陈云早在胡耀邦在位时即说过的“还是自己的子弟(在政治上)可靠一些”，对中共最高层组织运作的影响力一直都是决定性的。难怪李锐先生二十多年前即说过陈云对中共组织工作的影响力事实上比邓小平更大。
更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把胡锦涛的在位说成是十年也好，八年也好，他在位的两个时段，即十六大至十七大这第一时段和十七大至十八大这第二时段，分别是由两个“太子党”成员“辅佐”，前一个是曾庆红，后一个是习近平。
自习近平上台之之后将两个前任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政治上打翻在地之后，中共内部即把胡锦涛八年间的军委主席权位事实上是被两个军委副主席“驾空”的说法对外公开，但无论是中共内部还是外部世界在回顾胡锦涛事实上从来没有把军权抓在自己手里的同时，都忽略了胡锦涛在位时的党权也从未“独揽”，尤其是党内组织大权，前五年是被他“放心”地交給曾庆红行使，后五年则是由曾庆红的接班人习近平接掌。
自习近平二零零七年从十六届中央委员直升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因为“团系”出身的李克强虽然也同时进入政治局常委但却排名习近平之后，所以外界无人不信中共这一轮的“权力争斗”是“江派”战胜了“团派”。而所谓的“江派”中，恰恰不是江泽民本人首先提名习近平。首先提名习近平的人就是十七大上被习近平接替了职务的曾庆红。
故事还是要从曾庆红当年随江泽民进京说起。
一九八九年六月下旬江泽民荣升总书记的“决议”被正式昭告天下，接着，由江泽民和李鹏两人签字的一份任命书正式下发：曾庆红同志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於是,江泽民不要“红木”要“红人”的传说在上海滩不胫而走。
所谓“不要‘红木’要‘红人’”说得是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之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进京高就中央政治局委员，离开上海时未带一兵一卒，只是由捧场者为他购置了全套高级红木家俱。但货物正准备启运时，却被继任者江泽民通知火车站扣发。所以此次江泽民出任总书记後，自然不会选择红木家俱，但却在自己身边安排了一个“红人”。
当然，江泽民提协曾庆红进京帮办，一是不忘曾庆红的关键一功；二是考虑到了曾庆红在陈云、姚依林等强硬派政治老人那里的特殊背景，所以提拔曾庆红进京不但不会有结党营私之嫌，反而会因此获得陈云等人进一步的好感。另外，也不排除曾庆红在上海的三年刀笔吏生涯，确实也给江泽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在陈云长子陈元身边长期工作过的一位人士当年向笔者分析说：江泽民进京后将曾庆红视为第一心腹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曾氏可以为江泽民在与“老同志”联络感情方面,起到“太子党”圈外的平民出身的干部无法替代的作用。同时,江泽民也考虑到了进一步提拔曾庆红本来就是一种向“老同志”们“表忠心”的模范举动。
陈云在世时,长期控制着中共组织系统,但八十年代里经他过亲自目的的所谓“第三梯队名单”一般都是省、部级正职。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泽民刚刚上台,即向陈云汇报准备安排曾庆红“加强”中办力量。陈云只接了一句话:“他是曾山的儿子。”
就凭这一句话,江泽民立刻明白陈云是在称赞他的选择。
其实,早在八十年代中期,陈云到上海暖冬时,时任上海顾问委员会主任陈国栋等人就向陈云特别介绍了曾庆红。陈国栋并借此回顾起五十年代跟随曾山进中央一同在陈云领导下主管财经工作时的历史,捧得陈云两眼直放亮光。
一九八九年“六四”後,随着赵紫阳的下台,无论是陈云还是江泽民,都不愿意赵紫阳的阴影继续留在中办,安排曾庆红进去自然最为可靠。
与此同时，曾庆红也因为是曾山的儿子而令邓小平感觉放心。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好是是从曾庆红调到上海市委工作那年起,邓小平便持续每年到上海暖冬,曾庆红则每次都要跟在陈国栋、汪道涵,以及他们下一届的市委党政一把江泽民、朱容基等人后面,前往大家长全家下榻的宾馆朝拜。当陈国栋第一次向邓小平介绍市委“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曾庆红时,邓小平还饶有兴致地回忆起当年与曾山的交往。曾山当内务部长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身份,经常听取曾山的工作汇报。回忆到此,邓小平还慈详地看着曾庆红说:那时候你还是个毛孩子。
曾庆红是一九九九年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书记书记身份正式接替中组部长职务的，但他插手中央组织工作的时间远在此之前。
一九九五年处理周北方案件过程中，正是曾庆红替江泽民震慑住了不可一世的邓家子女。
毫无疑问,虽然《邓小平文选》写明了如果他自己的子女违法乱纪,同样也要接受党纪国法制裁,但无论邓质方在周北方的案件中涉牵有多深,祗要老邓在世一天,周北方的命运就不会落到邓质方头上。但即使这样,还是激起了一大批经商“太子党”成员的强烈反弹。虽然邓家之外的众多高级干部子女,特别是政治元老子女们平时与邓家关系并不亲密,甚至老死不相往来,但眼看背靠邓家的周北方竟然被抓进监狱,其他经商“太子党”无疑会有唇亡齿寒之感。而这批势力如果联合起来,对江核心地位的威胁也不可小看。
所以,他曾庆红在打击、警告一批经商“太子党”成员的同时,就必须争取这个阶层里的另一部分成员,聚拢在自己周围。基於这种想法,一九九五年年周北方被捕後不久,曾庆红便专门组织了一个讨论干部子女教育问题的小型座谈会,对京剧有特殊偏好的江泽民到场发表指示时说:大家可能都知道那句“洪洞县里没好人”的戏文,现在这个问题(指干部子女教育问题)再不抓,老百姓就要引用这句戏文来形容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子女了。
大概从一九九五年年中开始,江泽民的一句名言“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常常被中共报刊在强调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等问题时引用。其实江泽民首次说出这句话时,谈的完全是政治而不是经济,是用这句话形容一批中共元老子女不惜败坏共产党的“祖传家业”,断了以他江泽民为首的接班集体的後路。
江泽民还表示说:那些趁经济转型之机不择手段地疯狂占有,败坏党和人民政府形象的干部子女,特别是党的在位和不在位的高级干部子女,其行动其实是在迎合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各种敌对势力从“理论”上和所谓“世界潮流”的角度断言共产党政权将不再长久,而这些在经济上违法乱纪的干部子女,无论其主观愿望是什么,其违法乱纪,挖共产党墙角的行为,就要在让敌对势力的一厢情愿成为现实。
根据江泽民的这些指示,曾庆红立即着手实施对掌握着重要政治、经济实权的干部子女进行分类排队。要求对那些在经济上有严重问题者,视程度不同给予警告、调离经济部门实权领导岗位,和党纪、政纪直至法律处分;对那些在政治上对共产党领导的生命力和持久性持怀疑态度者,西化思想严重,甚至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政治敌对分子不能划清思想界限者,要提防和限制使用。而愿意与与共产党政权同命运者加速提拔。
曾庆红当时有一个内部讲话，大意是，对在复杂国内外势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头脑,自觉自愿将个人前途与党的未来、社会主义事业前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确有一定领导工作能力者,应根据其各自专业、经历,分别在党、政、军各级领导岗位上逐级培养提拔。简单一句话,就是那些不为全民经商大潮所吸引,一心一意从政的干部子女,应该成为共产党政权的主要依靠对象。
有消息说，曾庆红正是在中办接见了进京公干的习近平之后讲出这番话的。详细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