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思想在成长期往往伴随着对它的反动、在成熟期往往跟随着对它的反思。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早已深深扎根，而在中国虽然在百年前就已萌芽，但经过1949年后的长时期中断，从80年代开始恢复至今仍处于成长阶段，一直处于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中，其中主要来自（新老）左派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潮，而这后两者合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或者说，从90年代后期新左派登场后，它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区分就不是很明显。
         
但对于大多数关心国计民生却不甚理会思想界动态的公众来说，“新左派”却是很陌生的，他们听说过华西村、南街村，关注过郎顾之争，知道有这么一本畅销书《货币战争》，不少人也侧目过杨帆这么个由一起师生冲突而大谈“国家安全”的教授，但却未必了解这些事、这些人都和一种称为“新左派”的潮流相伴相随。其实，就连范跑跑（范美忠）和郭跳跳（郭松林）在凤凰台一场完全关于道德的对话，都有一丝微弱的左右斗争的气息。然而，公众的不察觉却绝不意味着它对领导层也没有影响，94年的税制改革、《物权法》的迟迟出台，这里都有新左派的痕迹。
         
如果用脸谱化的方式描述新左派，最生动地莫如刘.晓波在杨帆“国家安全”事件后的评论：“在中国‘新左派’的大旗上，贴着两块著名的膏药，一块是‘毛.泽东主义’，另一块是‘民族主义’。前者代表着反市场化、反私有化、反权贵化和优先关注弱势或底层的民粹情怀，后者代表着反美、反西方、反全球化、反和平演变和优先关注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爱国情怀。而这二者，正是当下官方主旋律中最‘政治正确’的制高点…也符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大国崛起’的鼓噪。”
         
然而，十多年前新左派刚出现之际却并不是这么浅显、也不这么极端的。

新左派“新”在哪里？

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知识界以《读书》、《天涯》等刊物为阵地展开了一场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的论战，历时几年，至今余波不止。当时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大都有着留学西方的经历，世界上一些前沿思想成了他们的武器。其来源大概有三类：一是西方自由主义内部对市场化的反思及实践（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左翼），一是第三世界国家思想家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批评（依赖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一是文化上以“后现代”对现代、前现代的分析方法。
         
以理论的时髦程度来说，自由主义者显得有些“老土”，他们还抓着几百年前的洛克、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不放，要不是还有个哈耶克，简直是老掉牙了。但他们有强大的“实验”数据，以洛克、孟德斯鸠思想为政治思想基础的美国和西欧人民确实生活得比较滋润，而且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和反思，自由主义者所拥护的体系比较完备，理论更扎实。
         
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的碰撞就这么发生了，双方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持不同的看法。对于腐败和不公正的原因，一派认为是市场经济和国际资本，一派认为是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寻租行为。对全球化和加入WTO的态度，一派反对，认为对于现存不公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能加入，只能革命；一派则认为加入是利大于弊的。如何认识、判断中国的国情？一派认为，中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诊断中国的问题就是诊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弊病的问题；一派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不是资本主义性质，而是新形势下的老问题。关于现代化或现代性，一派质疑，一派肯定并认为应该大力追求。如何看待“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派认为否定过头，抛弃了宝贵的社会主义遗产；一派则认为批判和清理还不够。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派认为是西方话语霸权的反映，因此主张批判性反思，另一派则认为启蒙运动被革命中断了，应该继承发扬。
         
其实，所谓新左派或是自由主义者内部也有不同的观点，新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的甘阳自称是自由左派，他强调过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如果这种看法能成为新左派的主流的话，那么这场论战就成了类似美国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争，那么完全是在自由主义的两翼，双方共同的基础是宪政民主，差别只是由国家对企业的管制多还是少，社会福利该增多还是减少。然而，恐怕没有人会认为中国的论战双方有这样的共同平台，新左派的大部分人物并不见得认同甘阳的“自由左派”标签。当然，他们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汪晖也不喜欢“新左派”的名头。汪晖
         
对中国目前存在问题的看法差别如此之大，他们开出的药方也大不相同。自由主义者的药方比较好理解，政治上宪政民主，经济上国家减少干预，进行市场化。这表面上看缺乏创意，但目前中国缺的恐怕不是创意，就像患者未必在意他的手术方案是否具有创新性，如果他接受的手术是世界第一例恐怕只会使他不安。新左派的药方有一些很具体的，也不乏见地，但总体上缺乏一个明确的纲领。如果他们真是赞成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也就简单了，在美国的民主党、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或许就能代表他们的纲领。然而新左派的眼光追求得显然更高。
         
美国政治哲学家、《正义论》作者罗尔斯认为，西方的制度基本上解决了“自由”的问题，但“平等”问题尚需关注，而他也只能设计出两条代表“程序正义”式的正义原则，实体的平等只能靠程序正义来促进。中国的新左派似乎从来不认为“自由”是正义的一部分，起码是不强调“自由”，他们着重平等，而且是结果的平等。这样的高标准使他们的体系设计难上加难。由于私有制暗含了不平等，于是他们对私有化严厉抨击，尤其是中国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但对于公有制的弊端——浪费、对技术效率失去兴趣和腐败，他们提不出整体性的解决办法，只能强调一些个体经验，如华西村、农村股份合作制等，或是一些只能称为企业管理的经验。但这些都不能根本上解决他们所关注的再分配问题。
         
新左派接受了最时髦的前沿理论，不管是粗糙套用还是精准分析，反正他们指出了中国一系列问题，然而如同世界上的左翼共同面临的问题一样，他们虽能在具体问题上有一系列建议，却没有整体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这却也不能阻挡他们理论的传播，有很多人急切地去填补他们的空白。
         

新左派的等而下之者

甘阳在《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里提到了自由右派和新威权主义的合流，其实在新世纪左的方面也发生了新左派、老左派和民族主义的“合流”。新左派毕竟是以留过洋的知识分子为主，他们或许有些急促、粗糙或是有先知的优越感，但大体上还有学者的谨慎。然而他们迈出的一小步，迎合了社会上的一些情绪，这些拥抱他们思想的人却借机跨出了一大步。
         
改革的过程固然会损害一些人的利益，自由主义者的言论也能使一些利益尚未受损的人极度不安；中西方对比产生的心理落差以及双方的一些政治、经济上的对抗，尤其是台湾、西臧等问题，使不少人对美国为首的西方甚为反感。这些人成了新左派言论的“群众”基础，他们无法都加入《读书》、《天涯》之类的知识分子的讨论，网站成了他们的阵地，“乌有之乡”是其中的旗帜。在网络上，学者的谨慎不见了，新左派早期知识分子些微的倾向被放大，惟我独尊，居高临下，指点江山，当仁不让，新左派的理论被推向极致，成了前文所描写的“毛.泽东主义”和“民族主义”；学者的理智也没有了，充满了情感的发泄，文章总带有专横、暴力、甚至仇恨的色彩。以最近清史学者阎崇年被掌掴为例，自由主义者不管怎么不喜欢阎的言论，但总要先强调“不该打人”，但左派有的人就没这么克制了，在“乌有之乡”出现以《使劲抽，没错》这样的雄文。
         
在这种智识被弱化的情况下，一些远不如早期新左派谨慎的“学者”，只要知道怎样抓住公众的情感诉求就能成为明星，宋鸿兵的《货币战争》成了年度畅销书就是最好的例子。
         
而这样的左派已经没有和自由主义者学术交流的基础，双方观点差异之大使说服完全成了与虎谋皮。部分左派的“万言书”以及巩献田对《物权法(草案)》的抗议，完全围绕着姓资和姓社的问题，这里已经不存在学术观点讨论，而完全是路线斗争了。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张勤德说：“要发动人民群众控诉砍旗集团带来的罪恶”，“旗帜问题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举哪个旗帜是对党员、干部、十七大代表的严峻考验”。
         
这时左派的“纲领”可比90年代末的新左派清晰多了。他们把当下的问题归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问题，矛头指向外国财团、中国“资本家”和“汉奸右派”；强烈地推崇公有制标兵南街村，讽刺奚落自发承包的小岗村；赞扬1976年前的统治，肯定文化大革命，反对改革；反对南方报系、《炎黄春秋》等“右派”媒体。
         
新左派王绍阳在《第二代改革战略》里提出要提高国家的“强制”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能力）和“汲取”能力（动员与调度社会资源的能力），这样的说法使强调政府该“限权问责”（而不是“扩权卸责”）的自由主义者极度不安。但如果看到网上杀气腾腾的言论，自由主义者或许就会由不安转为恐惧了，自称中国民族大学教授的张宏良在一篇宏文中写道：“如果再给中国人民一次机会，右派不仅不会掌握领导权，并且肯定会成为第一批血流成河的孤魂野鬼。”\"\"
         
自由主义者备受质疑的是他们进行“和平演变”或是“颜色革命”的倾向，但这些名称本身就标明了哪怕他们确有这些倾向，也是非暴力的。然而，历史上的事实、当下的暴戾言论，都让人觉得左派的“纲领”如果取得哪怕暂时的成功都是一场灾难。其实，新左派最初的领军人物并非如此。当前国际上的左翼思想都没有发动群众运动的打算，“左”也并不是贬义词。对他们来说，“左”意味着批判现实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柯拉柯夫斯基认为，左派必然具有要实现“乌托邦”的追求，但“乌托邦”始终是精神领域的现象，如果把它作为一种社会运动背后的动力，却是一种病态的意识。因为这样的运动是在历史现实中给予一个背离了历史的目标。如果知识分子把它作为发起社会运动的工具，强加于社会成员，就很危险，会威胁大众的自由。

到了北京向左转？

最近听到一种说法，“到了北京向左转”，或许指当地的思想，也可能是政治氛围。但要说到底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或许还太早。理想的局面是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但这需要弱势者具有发言权和选择权。
         
中国人民可能面临的是一种“双输”的局面：“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
         
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的理论无疑都受到北京的关注，曾经影响、仍将影响领导层的决策。中国的政治方向是由当权者角力决定的，思想是他们彼此竞争的工具。自由主义者的主张我们很容易看到原型，无需多言。至于新左派从西方吸收的新思想，却在目前很难评价它们的地位。
         
在哥白尼之前，地球上的所有人都相信太阳是围着地球转；而在19世纪，麦哲伦环游地球后三百年，还有个西方人根据“科学研究”提出了“地球是平的”，还成立了“平球协会”(flat earth society)，该协会一直有拥趸，生存到了21世纪。新左派思想的生存、影响时间很可能比自由主义者乐观估计的时间要长得多，他们到底是哥白尼似的先知，还是平球协会之类的异类，现在下结论可能太武断。说不定地球还真是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