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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左),曾庆红(右)。图为1997年资料照。(AFP)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的“伯乐”是江泽民还是曾庆红?》中已经介绍到了胡锦涛当年在位的两个时段,即十六大至十七大这第一时段和十七大至十八大这第二时段,分别是由两个“太子党”成员“辅佐”,前一个是曾庆红,后一个是习近平。

自习近平上台之之后将两个前任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政治上打翻在地之后,中共内部即把胡锦涛八年间的军委主席权位事实上是被两个军委副主席“驾空”的说法对外公开,但无论是中共内部还是外部世界在回顾胡锦涛事实上从来没有把军权抓在自己手里的同时,都忽略了胡锦涛在位时的党权也从未“独揽”,尤其是党内组织大权,前五年是被他“放心”地交給曾庆红行使,后五年则是由曾庆红的接班人习近平接掌。
而曾庆红在辅佐胡锦涛之前,已经以“大内总管”和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长的身份辅佐了江泽民十三年多。

自习近平二零零七年从十六届中央委员直升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因为“团系”出身的李克强虽然也同时进入政治局常委但却排名习近平之后,所以外界无人不信中共这一轮的“权力争斗”是“江派”战胜了“团派”。而所谓的“江派”中,恰恰不是江泽民本人首先提名习近平。首先提名习近平的人就是十七大上被习近平接替了职务的曾庆红。

曾庆红当时有一个内部讲话,大意是,对在复杂国内外势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头脑,自觉自愿将个人前途与党的未来、社会主义事业前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确有一定领导工作能力者,应根据其各自专业、经历,分别在党、政、军各级领导岗位上逐级培养提拔。简单一句话,就是那些不为全民经商大潮所吸引,一心一意从政的干部子女,应该成为共产党政权的主要依靠对象。

有消息说,曾庆红正是在中办接见了进京公干的习近平之后讲出这番话的。详细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锦涛无疑是守业者,习近平可能会是创业者       

搬不上台面的“明主”论

在大陆社科研究界,特别是研究方向与时政有直接关系的研究界,持有两种截然相对的观点,一种是所谓“学而优则仕”,认为在专家治国的今天,学者就应该利用自己的所长参与现实政治;另一种是所谓“学而优不仕”,认为学者就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客观的立场和对现实的积极批判态度。刘吉在对这批人进行游说过程中,搬出了一套“明主”论说教。

刘吉认为:“君主,特别是昏君,无不是一意孤行,每句话都是金科玉律,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均由他主宰。他是一切决策的唯一主体。

“时代前进了,民主代替了君主。人民通过一系列科学程序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天下者天下人的天下’,人民当家作主,是为民主。民主的决策也是一个主体—-人民,祗是从个人变为群体。

“可是,还有一种情况。纳谏如流的唐太宗是杰出的代表,可称为‘明主’。他能够并鼓励人民及其代表发表各种治国安邦的意见,然後由他作出判断决策。於是决策出现了两个主体:一个人民,一个明主。官尚清官,主爱明主,这大概是中国政治一大创造,一大传统。”

由古及今,刘吉进一步认为:“我们是一个12亿人口多民族的大国,没有党的统一领导,是无法凝聚在一起的;12亿人口大多数还处於小生产方式和小生产观念的阴影下,他们更多地要求的是‘明主’。大多数人要求‘明主’,这就是当代中国最实际的民主。在小生产观念下,实行民主就可能被理解为打倒一切权威的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种民主的口号下疯狂起来的。万不可好了伤疤忘了痛。”

无疑,刘吉的这套理论如果原封不动地写成理论文章,既是对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的反动,又逆现代社会潮流,正如他自己所哀叹:“‘明主’说,领导不爱听,个人民主主义者们也不爱听。但我认为这是当今一大实话,说老实话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