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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官媒《环球时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文革已被彻底否定”。该文认为：对于“文革”，官方早有结论，而且中国社会看待“文革”的共识远远大于分歧云云。
果真如此吗？我看未必！
研究和评价“文革”，首先绕不开的最大问题就是对毛泽东的评价。众所周知：毛泽东是“文革”的发动者、领导者。“文革”则是毛泽东晚年经过长期酝酿、精心准备的一大杰作。直到晚年，毛仍然念念不忘、并无限深情地回顾平生两大功绩之一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可见“文革”在其心目中占有何等重要、何等崇高的位置。
环顾今日中国社会，对这位大人物的评价到底有多少“共识”呢？遗憾的是：共识几乎没有，分歧则多多！可以说是人言人殊、议论纷纷。褒之者尊其为中国人民的保护神、救世主。据说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仍然处在黑暗中摸索云云。贬之者则认为：毛是中国历史上所有专制帝王权术之集大成者，是远超过秦始皇千万倍、最暴虐的暴君、昏君。其统治中国27年的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瞧！褒贬之差，竟如南辕与北辙，恰似针尖对麦芒！请问《环球时报》评论员先生：你所谓的“共识”何在？
该文作者还认为：官方早已有了权威性的结论，即诞生于1981年中共11届6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评论员先生要求所有中国人都按照这个文件的精神来思考。殊不知：这个文件本身就值得置疑，而且其生命力和公信力都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遥想当年，集中了党内外4000多位高级干部（按：实际参与讨论的人数应为5600人）充分发扬民主、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其中许多意见真是披肝沥胆之言、振聋发聩之声，更是民间所欲言而不敢言者。今举几例如下：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张香山说：毛主席的错误太大、太多。因此，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
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发言中列举了毛主席的片面性和十大错误：其中包括：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不懂政治经济学，不研究经济规律，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1966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等等。
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李颉伯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
团中央书记胡克实说：主席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实际上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变成机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必然性是什么？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释。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胡克实还举例说，毛主席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
著名作家夏衍概括毛主席的错误是16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则言简意赅地概括毛泽东的性格特征是：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说得更直白，他认为毛泽东是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连朱元璋也不如他。
最后，许多参会人员要求重新撰写这个文件。在重新写的过程中，应该解放思想，要摆脱一些人为的思想障碍。要明确毛泽东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或者把毛泽东的错误思想说成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个说法对不对？再则决议草稿为把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而说什么存在的路线一条是“极左”（林、四），一条只是“左倾”（毛）。这种通过文字游戏来区别两者的论断显得太勉强了。再如把明明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写成是全党的错误等等。认为原稿讲第二段“我们党在大部分时间执行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这个估计显然与事实不符，因而是错误的。原稿以这种错误估计来写这段历史，不能不处处文过饰非，为毛主席的错误路线及其造成的灾难后果开脱。
大家认为毛泽东这阶段的主要错误在于：1.以阶级斗争为纲；2.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因此，大家认为这段历史必须重写。
【以上资料引自《炎黄春秋》2010年第四期郭道晖的文章《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文章作者是亲自参与这次民主评议活动，并担任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负责整理本组讨论简报和其他有关工作，有机会旁听本组的讨论和阅读外组的简报，得悉讨论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党内高层老干部敞开思想、自由发言，对党史和毛泽东的功过的评论，给作者留下深刻印象】。
请听听：这些都是发自那些曾经和毛泽东并肩战斗、出生入死几十年的战友们！“知君莫若臣”，他们经常出入毛的左右，有机会、有条件近距离观察，因而对毛泽东的评判也比较符合实际。如果说：个别人因为私怨也许会走向偏激、极端，但如此众多的高级干部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侧面，异口同声，对同一个毛泽东进行的抨击和判断，应该承认：可信度是比较高的。
问题在于：后来根本就没有重新写，《决议》也不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中大家智慧和意见。恰恰相反，按照长官意志，集中以邓小平、胡乔木等几位党内大佬认为正确的意见。因为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为了保毛泽东那面“旗帜”，也就顾不得什么“实事求是”了，更顾不得什么“群众满意不满意”了。
如果说：“文革”是毛泽东晚年最后的大杰作，那么也可以说：主持制定这个“历史决议”则是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件杰作。他不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也没有按照党内多年实行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而是按照功利主义的标准来决定对会议上发表的各种意见进行取舍。取其符合己意的，舍其不合己意者。如此操作的结果，就不是尽最大努力取得“共识”，而是通过强制手段压制不同意见，压制分歧而勉强通过的决议，根本不可能反映全党、全民的意志。当然也不可能获得全民的衷心拥护和口服心服。正因为如此，几十年来，分歧不仅没有被消灭，相反是在不断发展、发酵、积累。直到今天，就呈现“分歧远大于共识”的状况。
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个文件即使在当时，也仅仅是官方发布，但缺乏群众基础、因而缺乏公信力的空头文件。“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这种既不合逻辑，又不符合实际的断言，纯系文字游戏！
时至今日，更无法统帅全党、全民的意志。
走笔至此，门铃响起，旧友来访。当我忙着切西瓜、洗樱桃以招待客人时，客人却稳坐在我的电脑桌前阅读起来。当其阅读完毕，愤然作色曰：你这是“妄议朝政”呀！夫朝政者，有在朝衮衮诸公为之谋划，为之操作。何容我等山野村民置喙？君不闻古训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我之辈，平民百姓。能够做到“修身、齐家”足矣。何德何能，竟敢越位“妄议”起来？
我接着问：可否容我一辩？友人曰：可！
辩曰： “妄议”二字就意味着“寻衅滋事”，甚至意味着“颠覆”。罪在不赦!岂敢、岂敢！在下一介寒士，脑瓜皮比纸还薄。借我10个胆，也不敢“妄议”！
“妄”者，据《辞海》释义有二：一曰胡乱，二曰虚妄，不实。所谓“妄议”乃毫无根据地乱说。按照这个解释，本人以上文字，决非“妄议”，乃有据可查之言，有理可辩之论。
公开否定1981年中共11届6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者，并非始于我。最早否定这个文件者，不是别人，恰恰就是当年坚持毛泽东思想大旗不能丢的那位大人物——邓小平自己。
历史的最大讽刺就在于：恰恰就是这位曾经坚持必需肯定毛泽东历史地位的权威人物邓小平，在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时（1993年1月15日），也许是人之将死，天良发现；也许是在世界进步潮流反复激荡下“与时俱进”、认识提高的结果，竟然说出了一番令人震惊的话：“11届6中全会上针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对毛泽东一生功过的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的评价。….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
邓小平此话是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公开说的。当时在座的有：当年在位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还有内定下一届最高领导人胡锦涛。而且第二年7月胡锦涛与另一位元老万里的谈话中也曾表示：这个问题是“迟和早要解决好的”。他还说：“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似乎有着充分的信心、决心。但是接着又说：“当前的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
以上资料引自辛子陵著《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该书出版于2007年7月的香港。再版于2008年6月。虽然在境外出版，但很快就风传至内地，那些高干们、高知们几乎人手一套（两册）。阅读之、议论之、围绕此书而争论之，一时蔚然成风。该书出版至今，时间过去了8~9年，未见当局发表任何辟谣声明，更未见权威机构对其严令禁止。该书的作者辛子陵先生的人身安全也仍然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安然无恙。
从以上种种迹象看来，该书的全部内容已被当局默认了。换而言之:邓小平这个讲话应该是存在的，绝不是任何人敢于凭空捏造、造谣滋事。
邓小平的内部讲话说明了：1、当年那个《决议》不是实事求是的，是违心的；
2、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是不科学的，是违反唯物主义原则的；3、今后的任务就是重新评价毛泽东。具体时间定在“下个世纪初”，要求是纠正错误的评价。
邓公此言既出，12年前的那个《决议》的权威性何在？至少“价自减半”矣!(当然，关于彻底否定文革的结论仍然是正确的，其余部分则不言而喻了)。
邓公把希望寄托于他亲自指定的接班人江与胡二位。具体时间是 “下个世纪初”。这个“初”字意味着什么？其下限在何年？按照人们约定俗成的规矩：所谓“初”，应该是指一个世纪的开头10年。如果再宽限的话，最多也只能延长几年罢了。如果到了2020年，还能够被称为“初”吗？
历史老人的脚步跨进了新的世纪，又向前迈进了16年。邓公那个讲话以来，总计经过了23年，将近1/4个世纪了。中国最高领导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却始终不敢面对这个并不轻松的话题，不敢接过邓公留下的“烫手的山芋”，更谈不到主动去解决了。
于是就产生这样的局面：大家心照不宣，谁也不再提起此事，让这个最敏感、最无奈的话题一代又一代地往下傳。即所谓“击鼓传花”游戏是也。他们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把问题推给下一代。自己则力求平安着陆、到点交班。为了保证这一点，就极力地维稳。为了维稳，不惜掩盖矛盾——于是便出现了所谓的“共识”。
其实哪有什么“共识”？完全是一厢情愿罢了。
世界上的事情本来就是复杂的、多元的。指望用某一个结论（即使是非常、非常权威性的结论）来统一十几亿中国人的思想，根本不可能。英国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有句名言：“一千个观众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中国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先生在评论《红楼梦》时也曾经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换而言之：一百个读者眼里就会有一百个王熙凤、贾宝玉。。。。
还有，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也曾经说过：“你们赞美大自然赏心悦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即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历史的讽刺在于：马克思当年这个话是抨击德意志书报检查制度而发的。时间过去了一个多世纪，在马克思的故乡早已抛弃那个臭名昭著的“书报检查制度”。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一贯尊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东方大国，却变本加厉地实行着这种违反宪法关于言论自由条款的书报检查制度。谓予不信，请看现实：据说大陆比较敢言的《炎黄春秋》本来准备刊发5篇纪念“文革”50周年的文章。结果被有关当局下令禁止。经过反复协商，才准予发表其中一篇。以至于刊延期两天才得以出版。
对于历史上最荒唐、最血腥、最野蛮的那段“文革”历史，难道只允许一种声音、一个结论吗？
犹有甚者，当局今天所坚持的那个文件，原来竟是既不科学、又不实事求是，因而缺乏群众基础，更缺乏公信力的。也是掩耳盗铃、欺骗中国人民的大谎言，更是被当时主持人自己早就否定了的陈词滥调！如此文件，还能令人信服吗？
此外，环球评论员还在文章中说：“中国人前所未有的‘获得感’是真实的”。请问作者：你在作出如此断言之前，采访过那些为了微薄的工资而在工地上挥汗如雨的民工们吗？采访过那些因为被强制拆迁而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上访者们吗？还有那些失学的儿童们、失业的大学生们、长期待业、下岗的工人们吗？你问过这些下层民众有没有“前所未有的”“获得感”吗？这使我又想起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话：“人类的感情并不相通,穷人没有开交易所折本的烦恼,石油大王不知道北京街头捡煤渣的老太太的心酸,灾区的灾民大约不会去种兰花,贾府里的焦大也不会去爱林妹妹”。
作者所谓“前所未有的”“获得感”的人们当然有，但绝不会是全部，也不是大部分，可能就是极小部分。到底占多大的比例？恐怕就是那个占据财富绝大部分、宝塔尖端极少数人罢了。
为了杜绝“文革”回潮的可能性，为了让我们年轻的下一代、以及千秋万代的子孙们都牢记历史教训，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如实地记录下那段令人不寒而栗的、血淋淋、惨兮兮的“文革史”。同时，更有责任对于这场闹剧的始作俑者——毛泽东给予正确评价，还其本来面目，准确记其功罪，同时，从中吸取惨痛的历史教训。
认真记录文革史、重新评价毛泽东，乃是民心所向，世界潮流所趋的大战略、大智慧、大政治。做好了，就可以团结全体海内外的炎黄子孙，万众一心，同心协力，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世世代代所魂牵梦绕的中国梦变成现实！
时不我待！现在是2016年，距离邓小平的指示：“下个世纪初”的时限早就超过了。如果在朝的“肉食者们”个个都畏首畏尾、无所作为，任意拖延下去，何以告慰邓公在天之灵？
再者，难道普通老百姓就只能听之任之、无所作为吗？如果当年小岗村的农民们不敢跨越禁区，还会有今天“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吗？官方不愿做、不敢做的事情，不等于老百姓也不允许做。因此，每个中国人也都有权利对‘细究文革史、重评毛泽东’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中国人民应该拥有针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思考、进而表达的权利。没有表达权的思考权是没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共17大的政治报告里，第一次引进“表达权”的概念。不过，现实中仍然没有公民任何表达的机会，所以，认真落实表达权仍然是个任重道远的难题，仍然需要上下互动、群策群力地不断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