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新洲被洪水淹没的村庄(网络图片)
果不其然，专家的推断得到了印证，2016年又是一个洪水泛滥的年份，入夏以来，长江中下游等地普降暴雨，武汉等城市相继启动“看海”模式，不过，从降雨强度看，丝毫不亚于历史上的1998年。很多积水较深的地方，完全可以游泳，所以，有民众更为夸张地将这种状态称之为“游泳”模式。
早在今年春天，就有中国国内媒体借专家之口，分析认为这一年的气候与1998年极为相似，也就是会出现专业术语中的“厄尔尼诺现象”。应该说，这种有根有据地打预防针的做法，相较于1998年是很大的进步。很多地方政府，也在这种情况下纷纷拨款，提前加固了堤防。
在经历了1998年特大洪水的侵袭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对水利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那之后几年，长江沿线的挡水堤都被做得非常高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年的洪水即使超过1998年，长江大堤也会固若金汤，当然，前提是堤身没有被腐败所侵蚀，否则，溃口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最近这大半个月时间，长江中下游的天气极度反常，偶尔艳阳高照的时候，天气酷热难耐，其后就开始出现阴雨天气。经常是连着下一个星期天天有雨，洗的衣服和被子，晾晒多日都依然湿漉漉的，不仅不干，而且还可能出现异味。在以往，暴雨一般来得快去得也快，可是，这段时间，经常是暴雨连降一整天甚至昼夜不息，让很多出行者叫苦不迭。
截止笔者撰稿时止，不仅仅是长江中下游，而是长江沿线全线告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得不亲临安徽、湖南、湖北灾区，来到抗洪一线，向官民表示慰问。就在李克强到达武汉龙王庙之际，雨势突然加大，这一遭遇让李克强切实感受到了民众生活之艰辛。
从地图上可以明显看出，长江岸线在湖北境内是最长的，所以，每当洪水泛滥之际，湖北都是抗洪救灾的重中之重。李克强此次急赴灾区，首先去的安徽和湖南，然后才到湖北，显然不是因为他认为湖北不如安徽、湖南重要，而是因为他需要在湖北停留更长时间。
“高峡出平湖”在江泽民时代终成现实，三峡大坝的落成，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江中下游的水情，然而，在特大洪涝灾害面前，三峡大坝也倍感无能为力，因为库区的容量有限，不可能将上游的水全部关住，再则，长江中下游的暴雨导致江湖水位猛涨，更是令三峡大坝望水兴叹。
从各大媒体的报道以及网民所反映的情况看，近段时间的水灾，主要体现在内湖和长江支流泛滥上。7月1日晚间，武汉市新洲区举水河发生特大洪水，凤凰镇郑园村陶家河湾举水河西圩垸发生溃口，口门70多米，附近6个村庄、1个社区被淹，上万民众被困。仅在湖北省内，出现类似情况的就有多处。
不可否认，地方各级政府对灾情给予了高度重视，很多党员干部都纷纷走上了抗洪前线。在出现重大险情的时候，地方党政主官即使是不睡觉，也得亲临现场。还有武警官兵，也纷纷上阵，和官民一道向洪魔叫板，场面的确激动人心。
内湖和支流为何泛滥？源于多方面的因素。首先，在大拆大建的这些年里，不少城市都在围湖建房。譬如说武汉，东湖和南湖以及汤逊湖等城中湖均被不同程度地侵占，虽然相关部门也曾对建设单位进行了处罚，但是，据知情人透露，罚款数额很小，而占湖的收益更大，所以，原本面积很大的城中湖变得越来越小。湖的功能其实很多，除了可以吸收空气中的灰尘和增强城市的美感之外，还可以蓄洪。因为湖被填占，所以，一旦出现连降暴雨的天气，城中湖便不堪重负。
其次，城市的排水系统不畅。就拿武汉来说，在多年前，启动“看海”模式就成为笑谈，在三年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武汉官方投入了129.85亿元巨资，对排水系统进行改造。中新网等多个媒体当时在报道当中纷纷夸口，称武汉三年后不怕暴雨，一天下几个东湖的雨水都没问题。
事实证明，上述的媒体之言完全是吹牛不打草稿，当强降雨天气来临时，武汉全城沦为水乡泽国，火车站成了码头，而大街小巷就如同大大小小的河流。在7月6日，因为从凌晨开始的大暴雨基本上没有停歇，所以到中午时分，武汉便全城瘫痪，即使有车辆在街道上行进也是举步维艰。
在乡村，民众同样是苦不堪言，且不说那些堤防溃口区域的民众，即使是房屋不被淹没的民众，也出现了罕见的生活危机。据悉，湖北很多地方的村民菜园被淹，即使是平时繁荣的小镇菜市场，也无人卖菜，村民只得吃白饭或者是吃咸菜度日。有些地方虽然有外地蔬菜进入，但价格高昂，平时一块多钱一斤的蔬菜涨到了五块，中国商人的趁火打劫由此可见一斑。
在长江中下游省份，内湖泛滥相当严重，城乡湖泊其实有相似之处。乡村的湖泊泛滥，往往也是因为围湖造田所致。另外，还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有直接关系。很多湖泊，原本湖床很低，蓄水能力强，但是，因为之前附近的水土流失，导致湖床抬了很高。下过湖的人都知道，那淤泥很深，有的深到一两米。
中国式的防汛抗洪，其实充满了“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的意味。就拿举水河溃口来说，当地村民和官员称，举水西堤已有20多年没有加固。一位村民透露：“从很小的时候就听说了好几次国家财政拨款维修加固堤坝，但是最后也没见着修。”
村民所述被媒体所证实，据《新京报》报道，上述不作为的背后，其实是腐败在作祟。据悉，2014年，武汉水利堤防中心主任唐某在2005年至2013年间，经其手涉及受贿的工程总造价已经接近10亿元，其中就有举水河举西堤加固工程，工程造价为3186万。工程款被贪墨，不溃口才不正常。
举水河溃口的故事，显然只是冰山一角，在其它地方，类似的情况应该还不少。显然，堤防溃口，不仅仅是天灾，也是人祸。天灾尚可忍，人祸不可恕。记得在1998年抗洪时，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九江大堤上曾痛骂“王八蛋工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天灾其实是官员良心和工程质量的试金石。
大禹治水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区别于他父亲，以疏代堵。回溯历史，曾涌现出了诸如王景、范仲淹、潘季驯等不少治水名臣，但也有更多的地方官员，拜倒在了腐败的石榴裙之下。中国政府高层也在不断强调以史为鉴，然而，他们的治水思路和治国思路一样，仍然是重堵不重疏，其实，在没有洪水的年份，更应该做的就是退房还湖、退田还湖，清理湖床和河床上的淤泥，并且要保持水土和整改城市地下水道，只有这样才能在加固堤防的情况下一劳永逸。
有评论者在梳理历史的时候发现，大清灭亡之前曾连降暴雨，以此来告诫当政者要顺应天意民心。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一场自然灾害，其实能暴露不少问题，其根源当然还是在政治体制上，当下，唯有启动政治改革和实现宪政民主，才能最大程度地抵御洪魔，才能实现官民同心，民族复兴。
2016年7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