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9/15的反日抗议，很难想象时隔三年，这波似乎已经烟消云散的“义和拳”运动竟会再度泛起，而且不再围绕使领馆抗议，而是指向肯德基。尽管这波抗议多么不成气候，多么荒唐，甚至被本周华北全境的大雨浇灭，也不能不让人认真思考，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2012年中国民众游行示威抗议日本
虽然1900年的义和拳运动至今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但是游客们只要经过北京的台基厂、东交民巷、西什库教堂等地，便能从大致未变的街道轮廓脑补出当年义和团围攻的情景。而历史的一再重复，更让人不敢忘，这一幕其实并未远去。例如，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还是那个夏天，红卫兵的疯狂，便被偏居一隅的国民政府和海外华人惊为”第二次义和拳”爆发。而目下刚刚发生的抗议肯德基事件，虽然规模小了很多，也没有2012年的暴力砸抢，却仍然不脱庚子年间的套路。彼时，义和拳民进京看到用”洋火”的就杀，看到卖洋布的铺子就烧；而最近在河北、苏北一些地方发生的抗议，针对的也是”美国上校”代表的”洋快餐”。那些无论是否有组织的当地抗议民众，是不管这些快餐店的特许经营者是不是中国人、肯德基中国区合作人是不是中国资本了。
中国的公共舆论大都斥之为愚昧、狭隘的爱国主义，或者干脆称之为”爱国贼”，也有官方媒体呼吁”理性爱国”。言下之意，这种非理性的义和拳式的爱国主义，连意识形态主流里高唱义和拳运动是近代”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中共政权，也难以直视之，并且严格地将这些抗议活动私底下的官方动员局限在中国的三、四线中小城市。这对一向热衷利用爱国主义和民粹主义作为政治动员工具的中国执政党来说，似乎也担忧起来，害怕这股民粹主义的爱国”反美”浪潮一旦蔓延就难以控制。
类似的担忧也几乎是刻下蔓延全球的一个普遍情绪。在一片愕然中，英国刚刚举行了脱欧公投，英欧关系飘摇；美国的川普赢得了总统选举的共和党正式提名，却少有共和党大佬站台支持；依靠民粹主义上台的菲律宾新当选的总统杜特尔特对毒贩大开杀戒，人权组织严重关切；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挫败一起政变后，借着街头民众的支持对军队、法院和教育界展开大清洗，国际社会哗然；德国的难民危机也因为最新发生的铁路袭击和法国尼斯惨案而加剧，极右民粹力量抬头。如此总总，都让人不得不重温什么是爱国主义以及它在中国当下意味着什么？
爱国主义与德国
以德国为例，今天的德国社会，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爱国主义如同政治禁忌一般，仅仅最近十余年才随着世界杯足球赛的胜利，悄悄地进入公告话题。如果追溯历史，尽管存在着各种久远的神话，但是18世纪以来却是因为一位虚构的”吹牛大王历险记”的明希豪森男爵而成为德国民众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开始植入近代的爱国主义，并在19世纪初抵抗拿破仑的战争中高涨。然而，德国的这种英雄崇拜的爱国主义模式里，始终不存在西部牛仔式的草根英雄，而充斥着尼伯龙根式的建构，这种建构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差别很小，基本上就等同于高等民族的优越感，也因此被扭曲、利用、最终将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针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的基础上，演成20世纪最大的现代性悲剧之一。
施陶芬贝格领导的刺杀希特勒行动为德国的爱国主义正名
不过，1944年国防军和抵抗组织刺杀希特勒的行动，终于为德国的爱国主义正名，也再一次证实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别。前者，是基于内向团体忠诚的，可能作为一种公民的美德，却不能防范”盲目爱国主义”的死灰复燃，更多地是在满足个体与团体相互依赖的心理需要。而后者，在脱离了英国和法国大革命最初的建构之后，从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蔓延开去的大众民族主义运动，已经演变成外向团体的，即强调优越性仇外或者排外主义的代名词。发展到20世纪末，这种民族主义逐渐让位于战后开始的国际秩序重建、欧洲一体化、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全球化等，萎缩为全球化时代威权主义的最后庇护所，兼具国际秩序”维稳”和内部秩序”维稳”的双重代理人角色，就像爱国主义曾经在民主化转型期间也被称为”无赖的最后庇护所”。
中国的”义和拳主义”？
中国的爱国主义，则因传统国家的长期存在，直到近代民族主义运动兴起才逐渐被建构起来，而且一直被民族主义所裁割，停留在简单的历史、地理符号上，如长江黄河、五千年历史等等。在1949年后，仍然如此，这些朴素的近似盲目的爱国主义很大程度上甚至代替了国际主义共运所遮蔽的民族主义，也能够与1970年代后的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改善兼容，度过了一段没有民族主义和历史困扰的国际关系的蜜月。直到1996-98年，随着台海演习和中国驻南联盟使馆遭轰炸，民族主义才开始在中国被动员、建构，并且从一开始就指向了反美、以及尔后的反日。这种狭隘的、政治化的、仇恨式的民族主义支撑着中国1990年代后意识形态的转型和政权合法性的重建，爱国主义的建构也随之深化，尤其在过去三年习近平政权期间，被赋予了儒家主义的内容，爱国主义被开始重新设定个人与团体间的认同，并别浓缩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二十四字内容。
KFC屡屡成为部分中国民众的抗议对象
尽管如此，当南海国际仲裁结果出台，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极尽各种宣传反制，也煽动起了以肯德基为反美象征的抗议。只是，从爱国主义的个体与团体间相互依赖的维度上，这一抗议符号和地域的选择，与其说是当局小心翼翼选择的目标，避免扩散到大城市而终不可控，还不如说反映了中国这些三、四线城市民众的某种普遍的个体心态–他们需要借着结合反美的空洞诉求和可及的商业符号，来表达某种强烈的对职业、社区、城市的不安全感和疏离感，非常类似德国一战后的社会情绪。
在实际抗议中，他们甚至将抗议目标指向了实时消费的人群，这已经超出了爱国主义的内向凝聚，也不够格算得上民族主义的排外或者优越，而是更接近义和拳的狂热形态，包含着对城市生活方式的仇视。这是中国过去十数年快速城市化、大批农民被迫放弃土地进入城市而难以适应的副产品吗？
或许，在可见的未来，中国社会还要因此承受更多、更意想不到的义和拳式的报复吧。那，既不是爱国主义，也不是民族主义，或许也可以被称作新的义和拳主义。
白信为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观察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