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多年，烏坎風雲再起。四年前，經過長期的抗爭，也付出了薛金波羈押期間非正常死亡代價，烏坎村民得以選出自己信任的村集體領導，但此後數年，並沒有能夠爭回自己的權益，如今，就在醞釀再一次抗爭的時候，村委會主任林祖戀被拘捕，隨即在電視上承認自己收受賄賂。而就在這兩天，甘肅翟明學等人，因獨立參選人大代表，也以「破壞選舉」罪被刑拘。
世事輪轉，曾今何時，烏坎村委會自治選舉和獨立參選人大代表，這些標誌著基層民主或者草根政治希望的事件，都曾是微博鼎盛時期的熱門話題，被媒體和網友寄予過相當的期盼，一晃五年過去，又到所謂「選舉年」，卻是雨打風吹花去也，只剩一地蕭瑟。
1989年之後，大陸處於政治參與高度凍結狀態，激進轉型不再具有可能，取而代之的，是以1992年市場化進程重啟為基礎的各種漸進圖景，尤其是世紀之交後，大陸相繼加入WTO，申辦奧運成功，經濟發展相對順利，新興社會階層迅速成長，與此同時，當局對於特定的政治反對群體，仍採取持續的高壓和嚴厲的打擊，在這樣的氣氛之下，89悲情主導下的激進轉型理念日益凋零，漸進主義思潮逐漸成為大陸話語場的主流話語乃至政治正確。
在這些圖景中，基層民主、法制維權、話語空間（市場化媒體、網絡言論空間）、社會發育（公益組織等NGO)，等等，構成了主要的事實依據和論證基礎，是漸進改良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套話語中，基層民主又佔據著相當重要的位置，這是因為，法制維權、話語空間和社會發育更多是作為政治轉型的有利條件或必要條件，或者在特定時期作為政治參與的替代品，基層選舉則不然，它不僅是政治參與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上述有利或必要條件走向成熟後，漸進轉型真正的開始。
1990年後期，《村委會自治法》的出台，直選或「海選」的出現，率先點燃了通過基層民主走向民主轉型的希望。不過，這一層面的基層民主實踐，尚處於自治而非政治的範疇，即便如此，這一層面的基層民主也在各種管制之下奄奄一息，甚至走向死亡，正如長平先生近日的在「烏坎，『一國兩制』的境內試驗」一文中所論：「在一個整體專制的大環境中，小範圍的民主選舉困難重重，必然走入死胡同。」
相比之下，縣鄉人大代表的獨立參選，被寄予了更大的希望，甚至被看作是可能的轉型途徑，這是因為，大陸現行選舉制度下，保留了通過民眾自行推舉候選人，甚至通過選票上「其他」候選人選項最終當選的可能，如湖北潛江的姚立法先生，就曾以此種方式當選，獨立參選在形式上為體制所許可，有最終獲得成功的理論上的機會，加上新興的市場化、網路化傳播手段，能夠將地區性的獨立參選傳播到全國乃至國際上，許多人因此寄望，這一條體制內的獨立參選道路，可以為擴大政治參與提供途徑，並由此推動民主轉型。也因此，無論是在2003年的胡溫新政時期，還是在微博最為鼎盛時，在言論表達、公益參與、維權活動等劇目相繼上演之後，基層選舉尤其是獨立參選總是會成為更進一步的劇目，以寄托人們追求轉型的期待。
不過，大陸的選舉制度能否支撐這樣的期待，從一開始就是有爭議的。因為種種原因，台灣民主轉型常被大陸人引為參考，其中，選舉在台灣民主轉型中無疑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也因此為大陸漸進主義者津津樂道。但是，對比大陸和台灣的選舉制度，以及台灣民主轉型經驗，就可以看出，大陸選舉制度下的獨立參選很難支撐起推動轉型這一重任：
首先，層級低；大陸各級人大是橡皮圖章，大陸的選舉制度，也不過是專政體制的花邊，大陸的所謂選舉相當單一而低級，一是沒有任何行政職務提供直接選舉，一是即使是人大代表選舉，也局限在縣鄉兩級；而台灣從1954年就開放了縣長的直接選舉，以及省、縣兩級的議員直選，1960年代末期之後，更有增額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的選舉，直選橫跨行政和立法分支，縱貫中央到地方三級，這才具有了影響社會、推動轉型的能力，當選的官員和議員，也因此成為台灣黨外政治人物的核心，美麗島事件中的黃信介，後來的公政會等等，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最終形成反對組織，都離不開台灣特定的選舉制度和選舉實踐。
其次，限制多；大陸的選舉制度只是專政之花瓶，而專政的本質就是對社會全面控制，取消自發政治參與，也因此，從設計之初，大陸選舉制度就內含了各種限制乃至凍結參與的機制：除了將所謂的直選僅僅放置在最為末端的縣鄉人大代表之外，即使是縣鄉人大選舉，也被煞費苦心地根據行政區劃和所謂界別，劃分為若干更小選區，與體制的各種設置配套，方便體制進行掌控和動員；為了防範民眾自行推舉候選人，又增設了所謂的「醞釀」環節，以保證將體制不接受的人排除出正式的候選人名單。經此重重設防，非體制候選人的當選，簡直就是一種奇跡，這不僅極大地降低了參與的熱情，也使得通過參選進而當選以推動轉型的設想，更像是一種空中樓閣。
最後，間隔長；台灣橫跨行政和立法，橫貫從中央到縣級的頻繁選舉，「選舉假期」頻繁出現，在台灣特定的威權現實下，「選舉假期」確實起到了擴大政治參與的替代效果，並最終為台灣民主轉型提供了有利條件，但大陸選舉制度則不然，作為專政體制民主花邊的大陸選舉制度，僅僅縣鄉人大代表選舉一項為直選，且五年才有一次，這就意味著，大陸不會有頻繁的「民主假期」，而本來就被極度壓抑的參與狀況，經過五年一次的超長間隔，很難持續的積累。
可見，大陸現行的直接選舉層級低、限制多、間隔長，獨立參選很難支撐起推動轉型的期待，也因此，幾乎從一開始，提倡獨立參選的人士，也都對於選舉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期待著選舉制度的改革：一是期待選舉層級的提高，如在行政直選方面，有人期待能夠由自治層面的村選舉，提升到鄉以上政府的直接選舉，1998年，四川省遂寧市步雲鄉，6000選民一人一票選舉出「新中國」第一位直選鄉長。隨後，深圳等地也進行了類似試驗，這曾吸引了眾多媒體和自由派人士的關注；但最終不了了之。近年來，于建嶸教授反覆兜售的改革方案中，縣級直選的制度改革也是其核心內容。
不幸的是，現實進程恰恰與人們的期待相反。市場化促進了各種權利訴求的產生，也刺激了新社會階層的參與衝動，獨立參選也由此成為新社會階層的重點關注所在，2011年微博上的獨立參選熱，即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然而，承繼89以來的政治邏輯，現行體制並未因而有任何相應的變化，而是繼續其維穩路線，且隨著社會力量的逐漸成長，而日益剛性，在此情況下，在當局眼裏，大陸獨立參選更像是某種抗爭劇目，而必須加以限制和打壓。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獨立參選人本身抱持著體制內參與的心態，但在當局眼裏，卻是異己的存在。五年前，微博上的獨立參選熱正在進行時，我就曾提醒，參選即抗爭：「參選人大代表指向政治參與的擴大，而維穩體制卻旨在通過專政威懾和社會管理壓抑乃至消滅政治參與，因此，參選就構成了對維穩體制的直接挑戰，必然會遭到壓制（劉萍們的遭遇已經說明了這一點），參選即抗爭，希望李大眼等人做好應有的準備」。
後來的事實也證實了我的判斷：「在維穩體制下，壓制獨立參選將沒有懸念，封鎖參選信息不會有意外」，在維穩體制下，即使是作為民主花邊的獨立參選也是不被允許的，作為抗爭劇目的獨立參選，也必然會遭到更大的壓制，這一次翟明學等人的被刑拘，就說明了這一升級的力度，當然也進一步證明了，通過獨立參選推動轉型這一道路的虛妄。
不過，抗爭從來不是沒有意義的，參與到獨立參選這樣的抗爭劇目中，一些人退縮了，但也有人成長了，如劉萍等人，就走上了更加堅定的抗爭道路，在這個意義上，「參選或許不能改變這個體制，但卻可以改變我們自身」，擯棄掉虛假希望之後的抗爭中，或許才孕育著真正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