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社会进步（网络图片）
《炎黄春秋》第七期刊载一篇文章“社会进步成本的思考”，作者沈敏特先生。这篇文章提出来一个值得当今国人思考的问题，就是在中国走向民主转型的历史过程中，是否能以最小的代价达到最佳的效果。作者提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不是必须通过暴力、战争、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和平发展能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方式。”作者着重谈到关于中国改革成本的考量，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又面临一个新的拐点，寻找低成本的继续进步，又考验着全社会、各阶层理性的选择能力。作者提到了当今中国主要问题是“官与民、劳与资”的矛盾，矛盾的主要一方还是强势的官与资。文章说“官与资必须进一步自律，遏制过霸过贪，官与民、劳与资双方都要让步、妥协。但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官、是资，没有主要方面的让步，一切无从谈起。
总之，作者也看到了中国当今问题的所在，作者抱着一个良好的愿望来看中国今天的发展，他最后说：“—我确信，人类摒弃暴力，争取和平的渴望和理性，必然大大萌发和苏醒；我确信，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稳中求进，和谐向前的低成本运作，会成为愈来愈多的人们共同维护的理念。尽管困难重重，多有积重难返的障碍，我对中国和平崛起和复兴，充满乐观和信心！
本人近一段时间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我和沈先生却有不同的看法，对中国和平崛起和复兴，暂时还乐观不起来，特别是通过和平方式来达到民主进步很少有信心。为了阐述本人之观点，分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一，在当今中国高谈“和平、非暴力”斗争而求民主进步实质上和赵家人“维稳”唱的是一个调子。
可以看出，沈先生的想法是代表了当前中国一部分善良知识分子的愿望的，他们既想让中国走向民主进步又不愿意看到中国出现动乱。他们这种想法当然是好，谁又不想这样呢？普通老百姓更是如此。中国有句俗话，宁当太平犬，莫做乱离人。我们知道，中共当局将维稳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们提出的口号是“稳定压倒一切”，每年投入维稳的经费高得吓人。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也是不想中国产生动乱，然而他们不想中国产生动乱的目的和沈先生类似的人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是维护其专制独裁，并非通过和平、稳定让中国顺利走向民主宪政道路。想法都一样，然目的不同。前者是想以非暴力斗争而达到民主进步；后者是通过维稳而巩固极权体制。民主派在这个时候谈非暴力，不动乱、不流血的斗争，这正是赵家人需要的，正中他们的下怀。赵家人在后面的一个问题是绝不会让步的，你那怕是提倡非暴力、非流血，但你要走民主宪政道路他们是绝不答应的，刘晓波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炎黄春秋》里的一些人，都是中共以前的老干部，他们其实是想挽救这个党，即或这样赵家人仍旧不容忍，照样将其一锅端掉，毫不留情！此时此刻，你还有心情去高唱和平、非暴力的调子吗？对方已经打在你的脸上，你还在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这种天真可爱，对方当然喜欢。
二，天鹅绒似的革命能在中国实现吗？
近一段时期，有关革命的新名词出现不少，什么天鹅绒革命、玫瑰革命、橙色革命等。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是指东欧剧变时，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权更迭，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故得名。“天鹅绒革命”也成为非暴力的通过和平方式更迭政权的代名词。 玫瑰革命是2003年11月22日在格鲁吉亚发生的反对当时总统谢瓦尔德纳泽及其所领导政府的一系列示威活动，其领导人反对党领袖萨卡什维利每次公开露面都拿一枝玫瑰花，因此被称为玫瑰革命。最终，萨卡什维利领导的反对党获得了胜利，建立了民主选举的政府。
通过非暴力、和平方式达到政权更替，使一个国家走上民主道路不是不可能的，也的确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如缅甸的昂山素季去年领导民盟再次在缅甸大选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还有越南推行了国会代表差额竞选制度，完全摒弃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花瓶和门面，而搞起了真刀真枪的直选，使越南的改革开放不断地推向前进，越来越接近现代政治文明。
可能就是由于有了以上的事例，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民主派天真认为其他国家能够搞，为何中国不能搞？但我的认为中国就是搞不了。为什么？这与中国的国情和中共执政的特殊情况有关。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纵观历史，社会每前进一步，所付成本巨大，甚至有时付出巨大成本之后换来的却是倒退。我曾经说过，中国的民主道路步履维艰，前景不容乐观。每前进一步都留下斑斑血迹！这里主要原因是中国封建专制力量太强而民主力量尚未聚集起来。
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顽固不化，仍然坚持一党执政，不愿走民主改革的国家就只有北朝鲜和中国了。朝鲜暂且放下不谈，只谈我们中国。如果说，“四人帮”倒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还是有搞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的，从80年代邓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有三次讲话，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怎样认识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以上可在《邓小平选集》查找）可看得出来。可是到后来为何不搞了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苏联解体；一个是1989年发生的那场风波，这两件事把他们吓倒了。他们已经清楚的预感到，中国若走民主道路，共产党倒台必无疑。为什么？因为中共欠中国人民的债太多了，已经还不了了。尤其是在毛魔执政二十多年里，不间歇的政治运动造成了七千多万人的死亡，血债累累、罄竹难书！如果走民主道路，必须要档案解密，还原历史真像，一旦揭露，必像苏共那样解体。所以他们必须掩盖历史真像，这也是《炎黄春秋》被查封的根本原因。基于这个原因，中共为了吸取教训，为了不让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似的人物，在接班人方面费尽心思。中共已故党魁陈云说，“还是自己的孩子接班可靠，起码不会挖祖坟”，一语中的。所以中央组织部门，在审查接班人方面仍然延用毛时代路线，特别是培养最高领导人，从家庭、个人，从小到大深入内心的考查，看你是否绝对忠诚，所以到了常委一级，没有一个漏网的。有人至今还对习近平抱有希望，只是自作多情而已。这是其一。
其二：中国有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方面确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权力市场化，中共一些官二代以权力寻租方式获得暴富，而中共政权是他们维持既得利益的保护伞，只要中共不倒，他们就可以坐享其成。所以习上台之前就和这些红二代有口头之盟，一定要保住共产党不倒。这就是中国的改革仅仅停留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毫无建树，并且年年倒退之原因。
不流血、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民众的觉醒，二个是上层领导有民主思想的人物，这样才能上下互动，促使革命成功，如前苏联就是如此。而中国现在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尤其是第二个条件。所以天鹅绒的革命在目前的中国是不会出现的。
三，中国民主转型的社会成本考量要因势而定。
沈先生认为，社会进步的成本的高低要视官与民、劳与资双方妥协和让步的程度。官与民、劳与资双方都要让步、妥协。并且认为这种妥协、“让步若以辩证法来审视，是可能的”。我认为作者对赵家人太心存善意了。历史证明，不论是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不管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你要他们走宪政民主道路是绝对不可能的。“四个坚持”是邓提出来的，其中有两条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两个不走”是胡锦涛提出来的，第一就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五个不搞”是前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提出来的，首先就是“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不搞多党制”。你妥协赵家人不妥协；你让步赵家不让步，这有什么办法？所以中国社会进步的成本不好估量。以前毛泽东有句话倒是可以用得上，“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所以，中国人民不能不作好流血的思想准备。当然，我们希望在中国走向民主转型不产生暴力和流血，用最低的成本换取最高的效益。这个要看形势的发展，还要因势而定。当前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是不能老唱和平、非暴力这个调子，这实际上帮了赵家人的忙。
四，民众的觉醒是降低社会进步成本最重要的因素。
中国民众觉醒的程度也决定着社会进步成本的高低。在一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要想避免暴力和流血，民众的素质、觉悟程度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回看前苏联1991年的8.19政变，在那个非常时刻，政变当局和反政变当局都向人民发出了呼吁，然苏联几万民众自发聚集起来支持叶利钦。雨后莫斯科大街上，到处是被市民团团围住的坦克和装甲车，民众与市兵对峙，他们响应叶利钦的号召，起来保卫俄罗斯政府。在整个事件中仅造成三人死亡和十余人受伤。后来军队撤退了，并留下了3辆被烧毁的坦克。内务部的装甲车再次冲向路障，但还是被人墙挡住了。钢铁的装甲当然可以不顾一切地冲破和碾碎血肉的城墙，但是他们没有那样做，他们没有那么肆无忌惮，他们颤抖了，他们被血肉之躯软化了，终于退却了。世界舆论担心的大规模流血事件重演的情况终于没有发生。
以上的情况说明了俄罗斯的人民素质是比较高的。人民素质的提高靠觉悟的程度，觉悟的程度又靠不断地进行民主启蒙。因此，摆在民主派人士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加快民主启蒙，特别是在今天互联网高科技时代，民间要将它充分利用起来，作为民主启蒙重要工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迫切的任务。中国的民众民主意识提高了，一旦有变，就不会跟着赵家人起哄。今天中国民主派人士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刻意宣染不流血、非暴力、和平方式这些东西，执念于改良，而畏惧革命，历史一再证明，革命并不代表流血，而改良则并不代表不流血，同样呼喊非暴力，并不代表就真能避免暴力，因为社会进步成本的高低与是否流血不是由民间来决定，而是主要取决于赵家人。
2016年8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