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表示，他的中间路线从未得到北京积极反应，对会谈已不抱希望；他对三民主义很有兴趣，表示今后问题若得到解决，西藏将真正实现民主，变成中国的民主示？。
达赖喇嘛的代表又一次踏上前往北京的路途，中央政府兑现承诺，与达赖代表进行新一轮谈判。虽然北京认为达赖反反覆覆，不相信他真的可以走出藏独迷思，但还是期望用和谈方式解决分歧。虽然，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不时受挫，流亡藏人中的藏独强硬势力此消彼长，但达赖喇嘛还是期望这一条「中间道路」可以继续走下去。达赖喇嘛的代表嘉日洛地和格桑坚参带着助手於十月三十日启程赴大陆，进行一周访问及谈判，北京先安排他们参观非藏区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让他们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落实情况。他们十一月四日、五日在北京正式会谈，六日启程返回。
谈判前夕，达赖喇嘛在多个场合表示，对会谈不抱希望。亚洲周刊获悉，流亡西藏政府所在地正弥漫着一股对北京强烈不满的思潮。前不久，数十位历届流亡西藏政府最主要的离任阁员聚首，在三天的会议中，历数现任官员的不是，质疑他们对大陆政策的失误，例如，原来提「一中框架下的西藏自治」，后来为什麽会变为「一中宪法框架下的西藏自治」？他们认为，宪法是可以修改的，西藏自治会因此贬值。前政府官员集体前往达赖喇嘛官邸，会谈持续了数小时，他们提出停止与北京没有意义的谈判；要求以民主自决方式决定西藏的前途，而不是仍停留在「一中框架」方面。矛头直指现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也考验和挑战了达赖喇嘛的权威。
十月二十五日，达赖喇嘛於「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表示：「长时间以来，和中国协商我都致力於走中间道路，但从未从中国方面得到任何积极反应。」
达赖喇嘛说，他已经决定放弃说服北京允许大西藏区自治的努力。达赖喇嘛称，西藏问题不是达赖喇嘛一个人的问题，它是六百万藏民的问题；并称已告知流亡政府，在未来采取行动时要同西藏民众协商。
十一月中旬，达兰萨拉将召开特别会议，邀请流亡的西藏各教派及非政府组织的领袖一起商讨未来的路向，估计流亡藏人的内部争论将白热化。达赖喇嘛要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确定的是，「后达赖」将会是一个与传统政教合一全然不同的时代。
不久前，就有流亡藏人在达兰萨拉的藏文报章上批评达赖喇嘛，指他实际上是「亲共者」，出卖了藏人的利益。北京举办奥运前夕，同样在印度新德里议会大楼前简法玛塔街举行抗议活动，西藏流亡政府组织的示威群众和藏青会等激进组织的示威场地之间相距百多米。前藏青会主席拉桑次仁向亚洲周刊表示：过去，要是解决了达赖喇嘛的问题也等於解决了西藏问题，「现在已不是一回事了」。据悉，这些少见的挑战举动给达赖喇嘛很大压力。
达赖喇嘛数十年与北京对立、对峙和对抗，近几年转为对话，希望通过与中共领导人的协商，解决他认为的西藏问题。但经过从二零零二年开始的七次会谈，达赖喇嘛终於感觉疲惫和无奈。达赖喇嘛再次接受亚洲周刊访问表示，北京提出没有西藏问题，只有达赖喇嘛的问题时，他发表声明回应，称个人没有诉求，北京若真的认为没有西藏问题的话，其实也没有什麽可谈的了。「但他们还是要继续谈，也就谈吧」。
这番话意味着，对北京的西藏政策有所改变的期望破灭，达赖对会谈不抱希望，如果没有什麽可突破，那将是这轮会谈的终结。在进入「后达赖喇嘛及达赖喇嘛后」时代，流亡近五十年的达赖喇嘛正重新思考如何走向未来。这是达赖喇嘛近年第四度接受亚洲周刊独家专访透露的信息。
后达赖喇嘛时代，进入了内部多元化、外部国际化以及北京不断强硬化的时代。因为民主进程的要求以及「中间道路」不断受挫，流亡藏人中出现多种不同的声音；而国际社会已接受达赖喇嘛率领的流亡藏人，出於普世理念及不同的集团利益考量给予支持；经济发展及国力强盛的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更强硬，令西藏问题趋於复杂。因应这样的特点，达赖喇嘛正考虑转变思路：实行旨在走向民主、加强国际联络的改革，并寄希望於中国人民，这将是他未来的路向。达赖喇嘛表示：「我把右手给中央政府，左手也伸给了关心西藏的国际社会，当我的右手得不到任何东西时，我一定会将左手伸出去，让国际社会来关心。但是目前我的右手不仅是空的，还被火烧起来了。当有一天，我的右手有成果时，我可以跟国际社会说拜拜，我不需要了。」
访问中，达赖喇嘛也多次提到退休的想法，并表示，「面对民主开放、多元的时代，又遭遇北京的强权，我要进入一个退休状态，现在已是半退休的状态，很多大的事情由首席部长来决定」。不仅是寻求独立的藏青会，包括一些理性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有所诉求，他们都赞同政教分离，「政要民主，教要自由」，他们中间有人甚至批评达赖喇嘛对待「护法」雄天宗的态度，是「与毛泽东晚年同样，犯了排斥异己的错误」；同时提出要改革现有的政府体制，认为「西藏民族要存在下去，要从自身改革开始」。
知识分子担心的是，到十四达赖喇嘛后时代，如果知识分子占上风，可以延续达赖喇嘛的思想，但一旦激进主义占上风，就会流血动乱。曾任职公务员、现专职翻译的旦增德丹说，知识分子对下届达赖喇嘛的灵童转世已不抱希望，依目前状况，未来十五世达赖喇嘛至少会出现三个：中国政府会挑一个；流亡政府会选一个；还有可能在西方社会产生一个。甚至还有人称会在女性中出现。旦增德丹说：「佛教中有规定可在世选接班人，有人提议在达赖喇嘛在世时就选定十五、六岁的接班人进行培养，以确保达赖喇嘛思想的传承。」据悉，这样的提议，完全有可能在十一月份的特别会议上被要求接纳。
今年四月，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的教主开会，主要研究如何提升佛法，也讨论了达赖喇嘛转世事项。大家觉得达赖喇嘛在世时应该有一个接班人，令所有的西藏人共同信赖。达赖喇嘛当时表示：「虽然我七十三岁了，但还没有那麽着急。」他跟各大教派的教主、长者都说，「希望你们想一想，再思考」。旦增德丹说，知识分子的考虑是，达赖喇嘛后时代，也许在宗教传承上不会受到大的影响，但政治上就难说了。
九岁就流亡印度的丹增，在新德里西藏村开设了一家旅行社，他为旅行社取了汉语名「亚尔乐旅行社」，接待到印度去达兰萨拉的汉人。因为他能说藏语、汉语、英语及印度本地语言，熟悉当地情况，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汉人都愿意找他帮忙。早前流亡藏人指责他，但达赖喇嘛公开支持这种交流，呼吁流亡藏人要接触更多的汉人。
七月中旬在美国，达赖喇嘛呼吁在美藏人建立汉藏协会。达赖喇嘛说：「我希望有什麽节庆活动时，主动邀请华人朋友参加，他们有节庆活动，也要主动去参加，用西藏话说是拿着碗去吃饭。如果有汉藏协会，发生问题时，有助於相互交流、沟通。」十一月一日，刚到日本的达赖，就会见了三百多位旅日华人，进行交流。与华人直接对话是达赖的新策略。为响应达赖喇嘛的这个呼吁，西藏流亡政府公开招募懂汉语的藏人，通过网络与汉人交朋友，说明西藏流亡政府的原则和立场及西藏人民所追求的愿望。达赖改变西藏的右手不再伸向中国政府，改为伸向中国人民，这成为他新的谋略。以下是访问摘要：
你把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寄於中国人民？
就是这样。人民是永远的。中国人民是几千年来存在的，在历史上跟藏人有时候打仗，但长时间在友好相处。但共产党的历史没有多少年，所以政府是有变化的，最重要的还是人民不变。
第八次会谈期待什麽？
中国政府答应会有第八次会谈，他们决定有第八次会谈，我们也没有必要不合作。这部分都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噶厦政府、首席部长和相关的人在决定，其实在这些方面我真的是半退休状态。
桑东仁波切表明，可以说没有西藏独立问题，但绝对不会没有西藏的人权、自治的问题，要谈的不是独立的问题，而是自治问题，你认为呢？
完全同意。从一九七四年开始，就在这个房间＿？竣F这个决定，那时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噶厦成员和两个议会的正副议长，当时都提到，不管未来如何，都要跟中国对话。当时就提到把西藏独立放一边，需要六百万西藏人的真正自治。
所以越来越多的藏人都说我出卖了西藏独立，包括我的大哥也这样谴责我。我们讲的是真正的自治，而不是独立。我一直重覆，讲了几千遍都没有用。
你觉得最大的问题在哪＿堙H
最近我见到一个汉族朋友，他去了哲蚌寺，他证实，哲蚌寺被军警包围起来了。在安多，也就是现在的四川青海甘肃一带，很多地方在修建新的军营，表明要继续镇压。三月事件没有发生时，西藏书记张庆黎有个讲话，讲西藏人非常感谢共产党，把它当成佛陀一样，这不是真实的状况。他把真实的状况掩盖了。
如果是真实的，为什麽控制媒体？我讲西藏人民是我们的领导，但他们没有说话的权利，所以在自由社会的人就要代表他们讲话。我很遗憾，西藏的情况很糟糕，他们一直不承认对西藏进行高压。
你期待什麽呢？
我一直讲，透明度最好，要透明。四川发生地震后，中共的新闻自由和透明化做得很好，外国的记者包括CNN、BBC都赞赏这种做法。地震是天灾都可以公开，西藏发生的事件是人祸，人祸就被掩盖了。
胡锦涛讲和谐社会，我百分之百的支持。江泽民时代提出西部大开发，我也很赞同，包括青藏铁路，我也很欢迎。发展的关键是稳定与团结，但稳定团结的中心是信任。信任应该怎麽产生？主要是透明化，这样才能产生信任。把事实掩盖下来，任意制造很多谎言，双方没有办法产生信任。如果把真实的事情掩盖下来，对这个大国来说是很悲哀的。这种做法欺骗不了国际，只能欺骗国内老百姓。
流亡五十年，你至今的遗憾是什麽？
当时我们成为流亡的原因是为争取自己的权益，我们流亡不是因为天灾，也不是内战，是为了自己的权益。一九五九年开始成为流亡的状况目前还没改变。流亡五十年，目前令我们流亡的根源还是没有改进。对西藏人是一种痛苦，对中国政府也是一种焦虑。西藏问题的存在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损。要改变它的形象，要改变西藏人的痛苦。到目前为止，北京都是打压，出了问题就镇压，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需要一个长远的解决方法，这一点不在我们手中，是在中国政府手中。我觉得中国非常需要有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制度。孙中山讲的话很重要，坚持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
你对三民主义有兴趣？
对，我很希望在西藏实现三民主义。我从一九九二年开始讲，现在重申，当西藏问题解决以后，西藏流亡政府就会解散，我个人的权力也交给西藏地方政府。但我希望，西藏地方政府要民主化，就是我们多年来尝试的民主制度，能够把它带到西藏去。我们觉得如果西藏真正可以实现民主，可以变成整个中国的一个民主的示？，也成为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民主贡献。
北京也希望实现民主，这和你不矛盾的吧？
在东欧，特别是蒙古，他们原来是共产党的国家，实现了民主，现在蒙古的共产党实施的是民主制度。波兰原来是共产党，实行的是社会主义，但采取民主的方式。现在中国的内部，在乡镇以下，也实行民主选举，如果这种民主提升的话，也是一个好方向。
过去革命年代，极权很有必要，当权者为革命需要夺权，巩固政权要高压，现在建设时期，有不同的声音，民主是最好的。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是没有共产主义精神的共产党。我有一个朋友，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是社会主义者，他很喜欢中国，我问他，你喜欢中国，中国的社会主义怎麽样？
他说，中国现在不是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在经济上变成资本主义了，贫富差距很大。这与共产主义精神差距很大，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了。共产党已经放弃了这个精神，只有权力。
你说要退休，但似乎思想并没有退休，还要实现三民主义，很显然北京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用什麽方法能把你的思想传承下去？
这种传承最关键的是以民主方式运作。政府有五年的轮期，然后以教育为基础，寄希望於下一代的年轻人。在政治方面从五年的选举发展，不管我在不在，民主与选举的方式是既定的，必须进行下去。
在宗教方面，我们不同派别的年轻人，包括二三十岁的佛学造诣很好的下一代已培养出来了，这是一个已准备好的方式。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曾表示，欢迎你以宗教领袖的身份访台，你会去吗？
为了跟华人兄弟姊妹建立友好的关系，也为了佛法的交流，能与更多的佛教同修探讨佛法，我曾经去过台湾两次，如果未来有机会，我非常乐意再次前往台湾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