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後，鄧小平一直強調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左。歷史經驗教訓表明，左總是打著政治正確的面孔，做著錯誤甚至犯罪的事。問題在於，如果不從體制上反左，只是通過運動和政策反左，左也就反得不徹底。左只要抓住時機，披著新的外衣捲土重來。
左是既得利益集團的招牌菜。左有極權的邏輯，也有極權的優勢，更有極權權力的追求。只是左這麼一來，壞事也就接著來了。
就目前來看，正是左綁架了中國現行的體制，使中國現行體制越來越偏離中國改革既定的政治目標、經濟目標、社會目標和文化目標。
第一，民主目標被左扭曲為官主目標。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體制改革，首先是建立在對文革的反思基礎上的，其次是建立在經濟發展迫使政治體制進行調整基礎上的。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為了推進民主，就要把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這都是總結文革經驗教訓的結果。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邏輯起點和現實起點，都始於文革。但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措施和實現方略卻隨著中國的實踐改變而改變。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政治體制是由頂層設計和頂層推動並配合有經濟自主化的社會力量，政治體制改革雖然滯後，但也能做適時的調整，以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但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的惰性和頑疾，再加上中國封建專制傳統文化的影響，使得政治體制在實踐改革中因受既得利益集團的綁架，從而使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在三十年之後卻具有了嚴重的滯後性甚至停滯性。公權力政治公信力低下，政治合法性資源流失，社會焦慮感加強，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受到嚴重挑戰。
在這種情況下，既得利益集團是不可能搞民主的，因為一旦搞民主，他們就會失去利益，甚至會上審判台。但他們又不可能放棄民主的旗幟，否則失去權力形式上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必然會打著民主的旗號，充填自己的私貨，讓民主變成權主、官主，或打著民主的旗號行使如學者吳思所說的「官家主義」。
第二，市場經濟目標被扭曲為計劃經濟目標。計劃經濟本來已經走進歷史。走進歷史的，也可以走出來。只要左還在那個地方，左就可以把計劃經濟拉出歷史，走進現實，以達到與左共謀的目的。其主要表現就是權貴打著公正、維護秩序、加強管理的旗號介入市場經濟，使市場經濟扭曲變形。官商勾結，使市場經濟變成官商經濟、權貴經濟，權力讓市場失去活力，讓官員失去壓力，讓權力加上市場的翅膀，讓權力在權力本身和市場經濟兩個領域獲得雙豐收。
有意思的是，計劃經濟邏輯上就會導致懶政，官員無所事事。通過左來反腐敗，官員懶上加懶，什麼事都不愛幹，什麼事都不愛管，一管就可能出事，一出事就會給官員帶來麻煩，甚至面臨著下台的風險，於是官員就在那等著看熱鬧，等著看別人如何下台。結果就是，經濟在下滑上出現了加速度，官員在上升時就出現了減速度，甚至有的地方官員拒絕升官，提前告老還鄉，求個政治安穩。
第三，社會公正目標被扭曲為效率目標。被扭曲為效率目標的典型特徵就是以GDP為核心，以政績為主要驅動力，以中國夢為精神支撐，以大國崛起為主要標誌。但是，與其緊密相隨的就是腐敗嚴重，公平正義難以彰顯，社會底層難以分享到基本的紅利，從而導致官民矛盾加劇。現在僅微博、微信發布的群體性事件、維權事件、生態維權事件就層出不窮，這顯示了官民矛盾越來越突出，越來越公開化。這些事件都與社會公正被破壞、官員盲目追求效率、追求政績、追求升官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這也表明，一個國家不管多有效率，如果效率最後沒有落實到社會公正上，沒有落實到公民權利、公民尊嚴上，那麼這個國家的基礎一定是建立在沙灘上的，脆弱而不穩定。
第四，文化自由目標被扭曲為文化工具目標。文化的繁榮程度取決於文化的自由程度。自由是文化繁榮的基礎和前提。沒有文化自由，文化繁榮即使有，也是虛假的繁榮。正如沒有體育自由，舉國體制的金牌至上最後也會淪落為一文不值的地步。現在文化上左的政策，使得文化在繁榮的背後變成文化沙漠。
總之，左只會助長絕對權力的絕對腐敗與絕對濫用。左只會培養權貴集團，破壞社會公平正義。左只會敗壞經濟，讓中產階級和精英跑路。左只會敗壞政治，讓政治聽不到社會健康的批評聲音。左只會敗壞文化，讓文化的虛假繁榮取代文化的真正繁榮。
左禍真會亂中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