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这是一个黑崽子的经历。有过三次“黑与红之恋”失败而不知悔改的蔡楚，从17岁初恋，直到36岁，稍近人道的日子才找到归宿。在反人性的革命年代，“饿不许说饿”，“爱不许爱”。对“把一生交给党安排”的工具论，我深有感受，即使你甘作一颗螺丝钉，一个黑骨头也没有装配进红色革命绞肉机连轴转的命运。所谓共产、共产的革命，不过是一些权力狂的借口和谎言。
曾琳，1968年于荣县
1968年下半年，我所在的石油筑路处土建中队，被从威远县越溪镇附近的一条小山沟里，调到大邑县䢺江区花水湾，修建一口井场的土建设施。之前，因远离处机关，医疗条件差，调来了专职的女医生曾琳。
曾琳与我同岁，毕业于解放军卫校。其父母都是党员，在重庆某兵工厂工作。她自幼跟着姑妈长大，其姑父时在宜宾军分区担任政治部主任，姑妈在《宜宾日报》作编辑，当然又是一对党员夫妻。曾琳除根红苗正外，还高挑的个子，瓜子脸，大眼睛，挺拔的胸脯，笔直的鼻梁，一双油黑发亮的辫子常搭在白大褂前——这在土建中队一大群中老年人面前，显得鹤立鸡群。
土建中队大部分人员，借住在花水湾栗子坪电站的宿舍楼里。我与沙世谦、陈弋、熊德雄等人离群索居，借住在老乡家。在当时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形势下，我们有了一点小天地。比如，听陈弋讲他如何在57年，因与院长的千金讲恋爱，被北京航空学院打成右派的故事。再如，雨天不好施工，我可以去乡间小学教孩子们唱捷克斯洛伐克名歌《牧童》：朝霞里牧童在吹小笛／露珠儿撒满了青草地／我跟着朝霞一块儿起床／赶着那小牛儿上牧场……这在当时有点冒险，会被扣上宣扬“封资修”歌曲的帽子，好在山乡小学老师不知歌的来源。
我听了陈弋的故事心中很不服气。恰好，我62年的初恋，也是因为我出身成份旧军官（我父亲曾任黄埔军校教官），没有前途而分手。刚好曾医生出现了，她又那么漂亮，可以说对她一见钟情。我就利用感冒发烧卧床休息的机会，趁她上门打针的机会，大胆向她提出耍朋友（谈恋爱）的请求，同时，想试试挑战这等级森严的婚姻规则。她羞红了面孔，却没有拒绝，说考虑几天答复我。我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焦急地等着她的允诺。
在青春期的热昏中，好不容易捱过几天，一天傍晚她把我叫到医疗室，关上门与我交谈。万万没有想到她的生活中也有曲折。她说，解放军卫校毕业后，她顺利分配到某部队当卫生员（护士）。当时她已是团员，正在争取入党。不想，没有处理好个人问题：当一位年轻军官向她求爱时，她没有向组织汇报，并开始与该军官约会。一次他俩关上门在拥抱接吻时，门被一群人敲开，来的人说他俩乱搞男女关系，并把他俩抓到部队团部处理。后来她才知道该军官在乡间已订婚。结果该军官被军纪处分，她被部队作退伍处理——原来，革命也要吞噬自己的儿女。我向她表示同情，并诉说了我的过去和家史，我俩的心融合在一起，开始耍朋友。
1968年上半年，伴随着造反派大联合的呼声，我从红村归回土建队“促生产”，那时的《石油怒火》报上由石油战区军管会通报表扬我回队闹革命，因1967年7月3日我主持过石油战区贯彻《红十条》的万人誓师大会，身上披着造反派的光环，在石油战区还算小有名气。在文革造反大潮中，伴随着重新洗牌，所以“黑与红”之壁垒在她心中有所松动。再说，她有自卑心，认为自己被处分过，与我之间还算同病相怜，加上年龄相当，都有一些特长，“黑与红”的壁垒自然视而不见。于是我们立即陷入青春期的热昏中。
过了几个月，井场的土建设施完成，土建中队又回到威远县越溪镇附近的余家寨维修公路。我与曾琳之间的关系发展很平稳，虽然彼此间偶尔也斗斗嘴，但由于她父母和姑妈一家不了解情况，所以我们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幸福日子。当时，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下，石油战线是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据说要工改兵，因65年底已做过初步的政审，成都800多人，只剩下几十人。何况不能改兵，也有留下转正成正式工人的可能。当年随军职工很多，至少她改兵的可能大，所以，我们存在着幻想，在山沟里得到正式工作，找一条出路。
然而，曲折于我却是早已注定的遭遇。69年秋天的一天下午，曾琳姑父的军用小吉普车突然降临土建中队，而且，她姑父说要她马上离开土建中队，跟他一起到“红旗村”处机关办理调离手续。我想送送曾琳，就跟他们一起去了处机关。没有想到，我俩难分难舍，告别的时间稍长了一些，即被她姑父呵斥：你俩干脆下山到东兴场街上住旅馆去吧！我无言以对，只能徒步走十多里山路，黯然回到土建中队。
我明白我与曾琳之间的恋爱就此了结，但没有想到，过了两天从处机关传来不幸的消息说，当晚他们的吉普车翻到沟里了，而且车上四人死了俩人，其中有曾琳。我当即泪流满面，并向队上借款15元，换上一套黑衣，走了六十里山路赶到荣县，准备去向曾琳作最后的告别。
到荣县公安局问询后，我如释重负，原来车翻到沟里后没有人死亡，只有一个女人的伤较重，在自贡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山沟里的消息，犹如当时的小道消息，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我决定马上赶到自贡去探望曾琳，即使她残废了，仍然是我的爱。
到自贡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部外科病房，找到曾琳的床位时，她很诧异，我见她头被剃光一头纱布很是伤心。当晚，她把姑父留下照顾她的一位年轻军官赶走，我俩在医院庭院的休息亭中约定，一旦我俩有了正式工作就结婚，她绝不会嫁给那位照顾她的、刚从越南前线回来的年轻军官。
谁知，第二天中午她姑父和姑妈就赶到医院，把我和曾琳叫到休息亭中训话。她姑父和姑妈说，他们一家都是红五类，而我的家族是黑五类，彼此没有调和的余地。最让我刻骨铭心的一句话是：“你的骨头都是黑的，如与曾琳结婚，会影响我们一家的政治前途。”他们要我马上离开医院，并从此与曾琳断绝来往。在曾琳送我出医院时，她流着泪说会给我写信。
几天后，我在山沟里接到曾琳的来信。她说，她姑父和姑妈给她安排在省建一公司医务室工作。最让我舒心的是，她仍称呼我为“亲爱的”，并约我年底在荣县见面。当然，这是一个温馨的年底，我们在荣县度过了形影不离的三天，虽然不能同床共寝，但每天都是到晚上才依依惜别。
1970年1月初，我突然被筑路处土建队的群专队揪出来批斗，一直延续到6月中旬。批斗的目的是要我交代在成都参与地下文学组织“星四聚餐会”的罪行。一些无聊的混混，也追问我与曾琳之间的关系到什么程度，甚至说我拉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下水。
一天，陈弋的女朋友小杨把我叫到一边，说曾琳到队上来了，但土建队革命领导小组不允许她见我，还要她在批斗会上当面揭发我 ，被她坚决拒绝。我明白曾琳的心意，但我的处境短期内不会改变，因此，我不愿意再耽误她。思来想去，我决定到处机关开水房旁边等她出现，并请小杨把我的想法告诉曾琳。
第二天傍晚，曾琳终于出现在弯弯的石道上。我迎上前去，彼此对视了约两分钟。没有言语，静静的能听到对方的呼吸声。像是用心灵在告别，又像是时间为我俩停滞了片刻。我明白，“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雨霖铃》，柳永）我的黑与红之间的恋情又被革命的浪潮吞没。
2016年5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