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帝国政体的困局

1. 当\”反分裂\”成为饭碗

帝国政权最重要的职能是保持帝国疆土的完整，所设立的\”反分裂\”部门因此地位显赫。曾担任过中共高官的西藏共产党创建人平措汪杰先生对这些部门与人员的描述是\”吃反分裂饭、升反分裂官、发反分裂财\”。这是因为，所谓的\”分裂\”越严重，帝国赋予这些部门和人员的权力就会越大，输送的资源也会越多。这决定了他们从本能上会希望\”分裂\”问题始终存在。为了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不但不要民族问题最终解决，反而会有意强化冲突，渲染\”分裂\”危险，无限上纲，没事找事，小事搞成大事；或是为了显示政绩，强化对事态的处置，促使冲突扩大；或是为推托责任，拒不承认错误，用更大的错误掩盖较小的错误。对官方在这次事件中表现的不智，有人归于行事官员愚蠢。其实那不对，官员们都很聪明。他们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对整体不利，照做不误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办好事情本身，而是为了自己从中得益。例如组织海外华人和留学生搞\”红海洋\”的驻外官员，很多都在西方受教育，长期生活在国外，不会不了解那种场面一定让所在国民众和媒体反感，破坏中国的形象。但是他们的官运不取决于所在国的好恶，而是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和主管部门的满意。中国领导人在电视上看到西方国家布满中国国旗和爱国华人，感到脸上有光、心头解气时，那些驻外官员就有了增加升迁的可能。这才是他们的出发点。至于对国家造成的危害，那不会落到他们个人头上，也不由他们承担责任，因此无需他们操心。

前面说了涉藏官僚集团把事件起因推给\”达赖集团\”能让他们把责任推得最干净，然而至少对其中的公安、国安、武警等部门却不是这样，他们的职责本来就是防止\”敌对势力\”和\”境外势力\”破坏，竟然让\”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如此得逞，责任本该最大，为什么会默认这种不利于本部门的说法呢？除了为利益共同体所进行的必要担待，由此还显示官僚集团高超的另一面。单纯推卸责任只是官僚的初级本能，更高手腕则是把危机变成捞好处的机会。那些情治和镇压部门不会由自己担待责任，而是会归咎于资源不够、经费欠缺、权力所受限制过多，政策过于温和等\”外因\”；当他们用强力把藏人的抗议血腥镇压下去，摇身变为\”对敌斗争\”的英雄，不但无过，反而有功，同时再次证明了只有强硬镇压才是有效法宝；这时再反过来总结以往资源不够，权力所受限制多，政策过于温和的\”教训\”，要求权力高端给予更多资源和权力，实行加强他们地位的强硬政策。一般来讲，这种手腕一定得逞，因为只要利用信息不对称去渲染事件的暴烈、\”分裂\”的危险，可以轻易吓住帝国的权力高端。而对帝国当权者来说，为了保持帝国疆土完整是从来不计代价的。

可以预期，这次西藏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会打断中国政权走向开明化的进程，那些力图使中国摆脱警察国家的改革也可能夭折，尤其是在民族地区，原本已经实行的缓和措施正在取消，软化的权力重新坚硬，并且再度集中。在\”反分裂\”和\”反恐\”名义下，中国民族地区的未来政局难免趋向法西斯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官僚集团吃\”反分裂饭\”的结果。

官僚无论在什么制度下都会追求自身利益，这并不奇怪。但是好的制度会把官僚追求自身利益合成好的机制，坏制度却会把官僚追求自身利益合成坏的结果。让聪明的官僚聪明地去做对政权和国家愚蠢的事，正是专制制度的弊端，也是专制终会垮于内部的原因。

2. \”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不过，人们免不了奇怪，专制政权的特点是上级决定下级，虽然官僚追求自身利益或部门利益，但是高端当权者对下属部门不顾全局的行为，为何会听之任之，不进行干预和统筹领导呢？

这里不设想专制者昏聩的情况，虽然在专制历史上，被虚假信息包围的专制者落入昏聩远高于其保持明智的可能性。然而更能反映中国权力体系本质的，却是专制者即使明智，也无法扭转下属部门共谋形成的局面。这是因为，在专制体制中，专制者的决策只有通过官僚体系进行具体操作才能贯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专制权力对外虽可以绝对专制，对内却存在专制失效的可能。只有在不损害官僚集团利益的前提下，专制者才有对官僚集团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专制性，而只要损害官僚集团利益，官僚群体就会共谋合作，利用拖延、扭曲、不了了之等手段，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把专制者的决策架空，使之无法推动和落实，这时，专制权力的专制性就大打折扣。我把这种状况称为\”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无论是在古代王朝还是近代的专制政体，\”官僚集团的民主性\”都广泛存在，它不会体现于制度和程序，只是以官场潜规则的方式发挥作用，是一种物竞天择演化形成的机制。官僚之间在具体问题上有竞争，总体却是相互联合的共同体。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得失极其敏感，精于谋利，容易形成共识，而且无需串联和组织，利用现成的官僚体系就能默契地共谋，达成相互庇护，成本低，风险小。因此，专制者要想让自己权力得到贯彻，便需要顺应这种\”官僚集团的民主性\”，满足（或至少是不触犯）官僚集团的利益，才能使官僚集团成为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不是阳奉阴违的对抗者。

当然，历史上也出现过力图对官僚集团说一不二的专制者。那除了需要具有特殊权威，还必须使用极端手段–如启用野心勃勃的新人充当酷吏，对官僚集团进行清洗，以肉体消灭的恐怖进行慑服。然而那种手段只是见效一时，飞扬跋扈的酷吏几乎都无好下场。暴君终归要死，或是清醒过来就会明白，以利益收买而不是恐怖威慑更能换取官僚集团的效力。对于多数只求利益和权力的专制者，达成与官僚集团的分肥，自己清闲地坐车，让官僚们奋力地自觉拉车，岂不比与官僚集团南辕北辙地较劲要省心和实惠得多吗？

即使以毛泽东对中共官僚体系的权威，在他要开展触及官僚集团的运动时，甚至无法在他居住的北京发表一篇文章，可见官僚集团的能量有多大。毛最终采取的方式是越过官僚集团，直接号召底层民众造反，摧垮阻碍他意志实现的官僚集团。那种被命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是史无前例和登峰造极的，最终却归于失败，原因就在于毛也离不开官僚集团。文化大革命可以摧毁旧的官僚集团，但仍然需要建立新的官僚集团来为他贯彻权力。而不管什么官僚集团，最终都会演化成利益集团，\”官僚集团的民主性\”也就会起作用。毛泽东最终只能无奈地退到以\”七八年再来一次\”的恫吓，把他的文化大革命降低到酷吏来使用。

在文革中吃了大亏的官僚集团就此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们决心不允许再出现专制领袖可以摧毁官僚集团的情况。毛后几十年中共推行\”党的建设\”、\”发扬党内民主\”等，说穿了就是在加强\”官僚集团的民主性\”，保护官僚集团不再受领袖伤害。而中国改革的主要内容–权力下放，本质也是让官僚集团分掌更多权力。至今，中共内部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制约机制，官僚集团也有了相当充分的能力，既不允许再出现酷吏式的党内清洗，也不允许再有文化大革命那类群众运动，甚至不再允许党内出现可能导致分裂的路线斗争。今天，中共党内的高层权斗比历史任何时期都弱，权力交接也有了一定程序化，其深层原因，就是这种\”官僚集团的民主性\”在起作用。

这是一种本质性的转变。在意识形态至上的时代以诉诸路线斗争进行的高层争权中，官僚们只能处于被动状态，选择跟随不同路线的代表人物，然后随代表人物的沉浮而沉浮。而当维护执政和获得利益成为中共的主要目标时，执政的具体操作者和利益的主要承载者–官僚集团就变成了党的主体。失去了意识形态背景的党内斗争变得名不正言不顺，从而不再有合法舞台。随着\”官僚集团的民主性\”进一步加强，不利于集团整体的党内斗争将在相当程度上被联合起来的官僚所遏制。这时的中共将变得比以往更少分裂，更为务实。高端当权者不再是以往那种凌驾于官僚集团的独裁者，而是变成了官僚集团利益的协调人与代言人。这时的高端当权者只有通过为官僚集团争取利益最大化，才能交换官僚集团的支持，坐稳自己位置。

官僚集团熟悉政权机器，善于经营，一旦建立了制约高端当权者的机制，便一定会将其尽运用到极致。他们可以在无形中决定高端权位的起伏、人事更替、政策导向等。而只要他们具有了这种能力，就不会仅限于避免发生党内清洗或文革，而是扩展到避免对自身的任何不利，以及尽可能地用于为自身谋取更多利益。因此，把所谓的\”党内民主\”看做是中国民主的步骤，完全是看走了眼。\”党内民主\”只是古已有之的\”官僚集团民主性\”的别称，同中国民主与人民民主毫无关系。

3. 西藏问题何以无解

明白了\”官僚集团的民主性\”及其在中共党内的作用，就可以看出中国现行的西藏政策为何不会改观。它牵扯十三个省部级以上的涉藏部门，或者说二十四个省部级以上的\”反分裂\”部门。了解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采取\”瞒上欺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个拖字定乾坤\”等手段，哪怕只有一个省部级单位不执行中央决策，中央无可奈何的情况都不鲜见，何况二十四个部门结成联盟。

相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今日中共领导人的权威性无法相比，既缺少资历和功绩，也没有卡里斯玛人格（依靠特殊魅力和超凡品质吸引追随者的能力）。他们皆为官僚出身，在官僚体系浸淫多年，熟知官场规则，从逆向淘汰的官僚阶梯循序爬到高位，何尝不知道官僚集团的手段厉害？他们是否想走不同路线且不论，即使想，很可能也得知难而退。他们本质上不是领袖，只是到达了顶峰的官僚，几乎不会有超越性，全部目标就是掌权，不越雷池一步。因此，在毛、邓那类独裁者身上可能发生的决断与自我转变，对他们难以指望。这次西藏事件发生后很长时间看不到中共高端的动作，全凭\”反分裂\”部门自行处理，成为此次事件的特殊之处。二十四个\”反分裂\”部门涵盖权力的各个方面，印把子、枪杆子、笔杆子一应俱全，相互构成决策、执行和协作的完整链条，即使没有高端领导人主持，也能自我协调，自行运转。

除此之外，今日中共还落进了一个自设的陷阱。从革命党蜕变成权力集团，作为权力核心的主权以及维护主权的民族主义成为唯一具有实质性的意识形态，举国体制进行的灌输与不厌其烦的改写历史，使中国人普遍确信当年中国以帝国方式占领的领土\”自古属于中国\”。 这种状况使得\”反分裂\”官僚们占据了\”政治正确\”的位置，拥有民意支持，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反分裂”既可以被他们当作盾牌，又可以被他们当作武器——无人敢对他们表示异议，他们却随时可以发动进攻。二十四个\”反分裂\”部门的联盟，加上占据了唯一具有实质性的意识形态高地，使他们能量十分巨大，甚至有能力启动\”党内民主程序\”进行政变，以捍卫国家主权不力的名义罢免跟他们不一致的高端领导人，而且很容易赢得党内党外的民意支持。因此，把权力视为一切的中共领导人在这种威胁面前，为了不被政敌抓住把柄，避免民众舆论的攻击，总是会宁左勿右，而不会采纳可能使自己地位受威胁的新思维。即使他们心里清楚如此下去会有更大危机，能做的也只是把危机发生时间尽可能后推。中共领导人从终生制改为轮流坐庄制，表面是一种进步，实际却导致在台上者宁愿\”击鼓传花\”，只保自己任内平安无事。至于把危机推到后任爆发，那就与己无关了。

因此，国际社会敦促中国领导人与达赖喇嘛会面，达赖喇嘛希望绕过中间层次直接与中共领袖交流，藏人精英给中共高层写信恳劝，在我看都是没有认清真正的决定因素。西藏问题如何解决，并非中共高端可以独断。虽然在特殊情况下，中共高端可能对西藏问题进行某些特殊处置，但那只会停留在策略层面，不会触动实质。知道了\”反分裂\”势力在中国权力结构中占有多么重要和广泛的位置，就可以清楚，指望靠中共领袖个人（即使是再开明的领袖）解决西藏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