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了退路

    各位师友：
    
     章诒和先生的声明公布已近一周，她希望邬先生能有一个起码的解释和澄清，但后者至今仍无任何回应。国内传媒仍在保持沉默，网上讨论受到限制，新的文章难以上传，原帖则多半被锁，甚至被直接删除。 

    时代确实进步了，因为禁书的作者不再感到有罪和恐惧，而施暴者却丧失了起码的自信。《伶人往事》虽已被禁，但渠道里的书仍在销售，这就是变化。见证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以来若干文化掌故的人们，以及对刘宾雁等前辈知识分子有些许了解的人们，想必都能感受到这一变化。

    出生于1954年的邬先生，作为文革的亲身经历者，不会忘记中世纪的黑暗和苦难，不该忽视宽容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出身于南京大学的邬先生，作为噩梦醒来的首批读书人，不应漠视言论自由对于法治社会的意义，更不该把日常的查禁书刊视为家常便饭，因为这是非法的和不体面的。
 

   在声明发表之前，章诒和先生曾对邬先生的发言进行过认真的核实，她确信文中使用的直接引语是真实的，之所以还要对“声明”做出进一步的说明，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能得到邬先生的答复。

    我们认为，这也是邬先生面对良知和历史的机遇，因为对一个人来说，当不当得了官与做不做得好人相比，后者显然更为重要。
    谢谢关注。
    浦志强
    2007年1月25日
    

章詒和:我沒有了退路—關於“聲明”的說明
    
    私下裡聊天，人們都愛提起我的父親，认为我的性格與父親有點兒像，我常为此辯解。我說：不能看表面，我和我父親有著質的差異。他是職業政治家、社會活動家；而我呢，是一個毫無政治抱負的人，既沒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的現實盤算，也沒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歷史焦憂。父親的政治頭腦，特別是他的組織才幹（長期擔任中國民主同盟的秘書長和組織部長），都沒有遺傳給我。我一生的興趣和一點點小聰明，都在藝術上。我敏感於人的内心情感，敏感於色彩，敏感於細節，敏感於韻律，即使在監獄裡，我还是那么喜歡天空，喜欢飞鸟，喜歡薄霧……看著看著，甚至能忘了自己是囚徒。我这辈子唯一的本事就是講故事，講細節，讲往事。由于专业的缘故，我还特別喜歡梨園行，伶人美麗，动人，几乎每个人都很独特。所以，这本書就是這種興趣和热情的表達。但是，就是這樣一本寫梨園行的書也被禁了。而邬先生却说：“這個人的書不能出！”这话是什么意思？用“文革”的語言講，就是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就是“你章詒和這輩子別給我寫東西”。所以，是鄔先生把我逼到死角裡，我沒有了退路。
    
    “聲明”發表以後，很多人關切我的生活情狀。從香港、臺灣、美國、日本、西班牙、沙特、利比亞等地來電詢問。網上議論熱烈。而從小一起長大的同學和朋友則異常擔憂。他們要組織一個送飯組，說：“愚愚（我的小名），你若被抓了，我們排着隊給你送牢飯。”我聽了很傷心，事情不會鬧到這一步的，畢竟現在中國的法制狀況，比我坐牢的時候進步多了。但是他們准备这样做說明什麼呢？——說明了長期以來，對知識分子的打击迫害，在他們心頭堆積的陰影並沒有消失，人们仍然有所恐懼。我深感悲哀。為了這個悲哀，我也要站起來。
    
    我的“聲明”是極其鄭重的，希望鄔先生能給我一個鄭重的答復。請鄔先生答復我：
    一，您是否在會上點了我？
    二，您是否說了“這個人的書不能出”這句話？
    三，無論是封殺我，還是封殺書，您能否啟動法律程序通知我，我隨時恭候。
    十多天過去了，毫無音信。這不由得使我想起《往事並不如煙》。據可靠消息，為了“往事”，李長春先生主持了一個會議。會上，前新聞署負責人表態，說（大意）：自己這個部門只能管出版社，管不了作者。事情推到了文化部，文化部一位副部長說（大意）：章詒和已經退休，再說寫書屬於業餘之事，不好管。既然事情是由中央統戰部提出的——當時一位統戰部副部長是把“往事”定性為“反黨宣言”的，於是，李長春先生決定這爛攤子還是由統戰部來收拾。最後，統戰部託人找到我哥哥（時任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請他轉告我這個妹妹：今後就不要再寫了——這就是“往事”的結局。我想：這次新聞署该出面了吧？好漢做事好漢當，鄔先生會登場吧？
    
    查禁書刊，不是不可以，但要有法可依，這種依法不是某領導人的一句話，不是某个上级机关給下屬单位打個匿名通知電話，也不是給雜誌社或出版社下個简单粗野的書面指示。它應該是一個法的程序，這个程序應該是嚴格依據公開法律的，應該是一個獨立、公開、公正的司法程序，這是最基本的程序正義。如果是按著這種嚴密的法定程序查禁《伶人往事》，即使查禁錯了，我也可以尊重司法。

     2007年1月24日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